老舍是中国著名作家，也是一个善良的人。那时，在老舍的住处附近有间破庙，里面住的全是盲人，他们平时以乞讨、卖艺为生。每次路过这间破庙，老舍就想着自己是不是可以帮一帮这些盲人，给他们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让他们免受饥寒之苦。打定主意，老舍不顾朋友的劝阻，放下工作，为破庙里的盲人奔波了近两年，才将有才艺的盲人组织成一个乐团。之后，老舍又忙着帮盲人们联系演出单位并谈好报酬。对于破庙里的其他肓人，老舍就托关系将他们安排进了附近的工厂里。前前后后，老舍跑烂了好几双鞋，也正因为有了老舍忘我的帮助，破庙里的盲人们才逐渐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先后搬出了破庙。老舍帮助这些盲人的时候，全国刚解放不久，他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但高尚的品格让他选择了帮助盲人。后来受到帮助的盲人，在老舍经过他们居住的街道时，总会从屋子里出来，像对亲人一样与老舍打招呼。

罗伊·格劳伯是哈佛大学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量子光学研究。69岁时，他有幸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可最终还是落选了。这时，有家科学杂志办了个“搞笑诺贝尔奖”，邀请他出席。格劳伯明知道其中的讽刺意味，但还是答应了。那天，一群不得志的科学家聚到一起，诉说着心中的苦闷。他们时哭时笑，有些人还叫嚷着向“获奖人”扔东西、喝倒彩。活动结束后，人们都离开了，唯独格劳伯还呆呆坐在那里。清洁工约翰走过来，指着满地的杂物，开玩笑说：“你是想留下来帮我打扫吗？”格劳伯想了想，点点头：“扫地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啊，为什么不呢？”说完便拿起了扫把。那之后，每年举办“搞笑诺贝尔奖”时，格劳伯都会来打扫。就这样过了11年。一次，早已离开的约翰重回旧地，看到年迈的格劳伯还在扫地，便惊诧地问：“你竟然还在这扫地，这么多年都没得奖吗？”格劳伯笑了笑，没回答。这时旁边有人插话：“他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约翰愣住了，想要夺过扫把，却被格劳伯制止了：“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坚持到底，扫地和拿奖不都是一个道理吗？”说完，他又俯下身，颤巍巍地扫起来。一个不怕别人嘲讽的人是可怕的，而一个能将卑微的小事坚持做下去的人更可怕。前者也许更多的是心态良好，后者却有绝对顽强的意志。格劳伯数年坚持扫地，即是磨炼毅力，也是自身品格修养的体现。

美国有个名叫哈默的石油大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流亡到沃尔逊小镇。冬雨霏霏，镇长门前的花圃旁的小路成了—片泥淖，行人只好从花圃里穿过，弄得花圃一片狼藉。哈默替镇长痛惜，却见镇长挑着一担炉渣回来了，他把炉渣铺在泥淖里，小路畅通了，再也没有人从花圃里穿过了。 关照别人就是关照自己。当我们都在千方百计算计别人时，殊不知最后收获最多的，却是那些善良地帮助别人的人。

说到香港人的职业风范，最动人的莫过于收银员劝你少买，茶餐厅的服务生劝你少要点心。卓悦、莎莎这样的化妆品连锁超市，你自门口拿个小提篮就进去了，全程无人监看。你买多了，收银员会问你是否给朋友捎带，她会把防晒霜的瓶子翻过来，向你解释进口化妆品的打印标码代表何年何月生产：“当年用完是最好的，要不然防晒力不会那么强。”在茶餐厅，你如果要了太多的菠萝油或鸡尾包，服务生就会问你是否给同事带，要是你说“留着明后天吃”，服务生会劝你减少购买量，因为菠萝油这种点心，全凭面包刚出炉时的热力将牛油激出扑鼻的香味来，要是菠萝包冷掉了，里面当夹馅的牛油就会有点腻口；鸡尾包是将昨日卖剩的面包搓碎，再混合砂糖、椰丝，搅成面包馅料酿造的一种小面包，前一天卖剩什么样的面包，馅料就可能混合成什么样，好像勾兑鸡尾酒一样，只有当天吃，味道才可口。这种免于浪费的发明也只有香港人想得出，而且，人家劝你少买的理由听上去格外舒服：“连我们的面包师傅也料不到明天的馅料有多么可口，您不如明天再来试试？”听上去，吃这种廉价面包的人，也是有情调的美食家，而不是贪便宜的底层人士，这就是服务的高妙之处，也是一座城市的修养。香港人不谈什么“觉悟”，他们觉得，最低层次的“觉悟”就是每个人出来做事都应当全心全意服务他人，让人如沐春风。这就是香港这地少山多的弹丸之地给他们的教育：资源有限，生存不易，每个人都当有职业道德，这样才能比所有的人，在这个摩天大楼云集的地方活得滋润自在。

富兰克林自幼酷爱读书。家贫无钱上学，从少年时代起，就独自谋生，常常饿肚子省钱买书读。一天，富兰克林看到一位饿得走不动的白发老妪，便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面包送给她。老妪看富兰克林的样子，也是一个穷人，不忍收他的面包。“你吃吧，我包里有的是。”富兰克林说着拍拍那只装满书籍的背包。老妪吃着面包，只见富兰克林从背包里抽出一本书，律律有味地读起来。“孩子，你怎么不吃面包啊？”老妪问道。富兰克林笑着回答说：“读书的滋味要比面包好多了！” 读书是让人精神饱满的最好食粮，它能开导灵魂，净化自我，使心灵沉静，指引人们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