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刘禹锡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后都被贬官。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不久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播州（辖今贵州遵义市等地）刺史。当时播州属于荒蛮不开化的地方，瘟疫盛行。柳宗元哭着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他考虑到刘禹锡母亲年纪大了，便上书皇帝，请求让刘禹锡到柳州而自己到播州去，即使因此得重罪，也不后悔。当时，正好朝中也有人替刘禹锡请求，于是刘禹锡得以被改派到连州。

秋天，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始了。一个外地学生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他就把包都放在路边。这是，正好一位老人迎面走过来，年轻学生走上去说：“您能不能替我看一下包呢？”老人爽快地答应了。那位新生于是轻装地去办理各种入学手续。一个多小时以后回来了，老人还尽职尽责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年轻学子谢过老人，两人各自走去。几天之后，北大开学典礼，这位年轻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季羡林先生对平凡人的尊重，是比他的学识更让人尊重的地方。

这是发生在德国一个小城市里的故事：有一位姑娘要开音乐会，她在海报上说自己是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李斯特的学生。不料，就在音乐会的前一天，李斯特突然出现在姑娘面前。姑娘吓得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好半天才抽泣着诉说了自己艰苦的孤儿身世，冒称李斯特的学生完全是为了生计。她跪在李斯特面前，请求宽恕。“噢！原来是这样。”李斯特把姑娘扶起来，和蔼地对她说。“让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以补救的办法。”姑娘看李斯特这么和蔼可亲，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李斯特要她把晚间演奏的曲子弹一遍给他听，并且边听边给以指点。末了，李斯特爽快地说：“好了，晚上你大胆地上台演奏吧，现在你已经是我的学生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可以向剧场经理宣布，晚会增加一个节目，是由你的老师——我，为我的学生演奏的。”第二天，音乐会如期举行。临近结束的时候，听众突然欢呼起来，原来，弹奏最后一支曲子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李斯特。

罗伊·格劳伯是哈佛大学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量子光学研究。69岁时，他有幸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可最终还是落选了。这时，有家科学杂志办了个“搞笑诺贝尔奖”，邀请他出席。格劳伯明知道其中的讽刺意味，但还是答应了。那天，一群不得志的科学家聚到一起，诉说着心中的苦闷。他们时哭时笑，有些人还叫嚷着向“获奖人”扔东西、喝倒彩。活动结束后，人们都离开了，唯独格劳伯还呆呆坐在那里。清洁工约翰走过来，指着满地的杂物，开玩笑说：“你是想留下来帮我打扫吗？”格劳伯想了想，点点头：“扫地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啊，为什么不呢？”说完便拿起了扫把。那之后，每年举办“搞笑诺贝尔奖”时，格劳伯都会来打扫。就这样过了11年。一次，早已离开的约翰重回旧地，看到年迈的格劳伯还在扫地，便惊诧地问：“你竟然还在这扫地，这么多年都没得奖吗？”格劳伯笑了笑，没回答。这时旁边有人插话：“他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约翰愣住了，想要夺过扫把，却被格劳伯制止了：“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坚持到底，扫地和拿奖不都是一个道理吗？”说完，他又俯下身，颤巍巍地扫起来。一个不怕别人嘲讽的人是可怕的，而一个能将卑微的小事坚持做下去的人更可怕。前者也许更多的是心态良好，后者却有绝对顽强的意志。格劳伯数年坚持扫地，即是磨炼毅力，也是自身品格修养的体现。

美国总统卡特，由于政治、经济改革等失败，在1980年争取连任总统时落选。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有史以来政绩最差的美国总统”。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在国际上的主张——强调人权，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将这一主张坚持下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卡特卸任后回到自己的住所，捡起了过去的木工爱好，苦练木工技术。每隔一段时间，卡特就会带着木工工具和材料去费城的贫民区，为那里的贫民修房子，为那里的穷人盖房子，几十年如一日。再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帮助广大贫困之人摆脱苦难，卡特和妻子成立了“卡特中心”，召集志愿者，积极奔走于各地。2002年，卡特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得到了更多的人的肯定。人们又这样评价卡特：他不是一位杰出的总统，却是美国伟大的前总统。

喜欢张爱玲的一个理由，是她说自己不喜欢乞丐。凡人不敢说厌恶乞丐，特别是女性，那样显得多不善良啊！ 乞丐是一个现象，它把贫穷和孱弱表面化了，瘫软地体现了出来；它把人的无助赤裸裸地表达着，让他人在同情之后，起了帮助的欲望和收获施予的喜悦。于是乞丐就成了常说常新的话题，名著中的乞丐常常是睿智和淳厚的，平常人也有很多与乞丐有关的故事。 某天和海外宗教界的朋友结伴走地铁。肮脏的老乞丐裹着污浊的破毡，半跪半俯地挡住了阶梯，破旧草帽中，零星小币闪着暗淡的光。毡下像枪管一般剌出半截腿，该长脚的地方，却是一团褐色的腐肉。使人不得不远远抛下点钱，逃也似的躲开。 我知趣地退后了几步，和朋友拉开距离。她端庄地走了过去，俯身对残疾老人说：“请您让一让，不要阻挡了通道，您没看到人们都绕开您走吗？这让大家多不方便啊。老人抬起半张脸，并不答她的话，我行我素道：“行行好，太太，给几个小钱……”朋友悄然走了过去，不曾放下一枚分币。 朋友说：“那种靠展示生理恶疾，压榨人们的感官，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逼迫。利用丑恶博得金钱，古来就被称为“恶乞”，被人所不齿。如果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却助长了不良之风，不正与你善良的愿望相悖吗？” 我听得点头，又问：“那我们如何施舍呢？”朋友说：“要有正式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事务。它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来有来路，去有去向，一清二白才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又省了普通民众的甄别之难。” 从那以后，我可以坦然走过乞丐身旁。对那些慷慨解囊之人不再仰慕，对那些扬长而去之人也不再侧目。

富兰克林自幼酷爱读书。家贫无钱上学，从少年时代起，就独自谋生，常常饿肚子省钱买书读。一天，富兰克林看到一位饿得走不动的白发老妪，便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面包送给她。老妪看富兰克林的样子，也是一个穷人，不忍收他的面包。“你吃吧，我包里有的是。”富兰克林说着拍拍那只装满书籍的背包。老妪吃着面包，只见富兰克林从背包里抽出一本书，律律有味地读起来。“孩子，你怎么不吃面包啊？”老妪问道。富兰克林笑着回答说：“读书的滋味要比面包好多了！” 读书是让人精神饱满的最好食粮，它能开导灵魂，净化自我，使心灵沉静，指引人们走向成功。

华人传奇人物王永庆，15岁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在中国台湾南部一家米店当小工。除了完成送米工作外，他悄悄观察老板怎样经营，学习做生意的本领。因为他总想：假如我也能有一家米店……第二年，王永庆请父亲帮他借了200元台币，以此做本钱，在自己家乡嘉义开了家小米店。开始经营时困难重重，因为附近的居民都有固定供应米的米店。王永庆只好一家家登门送货，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几家住户同意用他的米。他知道，如果服务质量比不上别人，自己的米店就要关门。于是，他特别在“勤”字上下工夫，甚至于趴在地上把米中的杂物一粒粒拣干净。为了多争取一个用户，他宁愿深夜冒雨把米送到用户家中。他的服务态度很快赢得了众多客户，业务逐渐开展起来了。不久，王永庆又开设了一个小碾米厂。由于他处处留心，经营水平日渐高超，再加上他勤快能干，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克勤克俭，业务范围逐渐拓宽。此后，又开办了一家制砖厂。王永庆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懂得“一勤天下无难事”的道理。王永庆有一次在美国华盛顿企业学院演讲时，谈到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他说：“先天环境的好坏，并不十分重要，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之努力。”

很快陶华碧发现，她找不到装辣椒酱的合适玻璃瓶。她找到贵阳市第二玻璃厂，但当时年产1.8万吨的贵阳二玻根本不愿意搭理这个要货量少得可怜的小客户，拒绝了为她的作坊定制玻璃瓶的请求。面对贵阳二玻厂长，陶华碧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商业谈判”：“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软磨硬泡了几个小时后，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玻璃厂允许她每次用提篮到厂里捡几十个瓶子拎回去用，其余免谈。陶华碧满意而归。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当初这份“协议”，日后成为贵阳第二玻璃厂能在国企倒闭狂潮中屹立不倒，甚至能发展壮大的唯一原因。“老干妈”的生产规模爆炸式膨胀后，合作企业中不乏重庆、郑州等地的大型企业，贵阳二玻与这些企业相比，并无成本和质量优势，但陶华碧从来没有削减过贵阳二玻的供货份额。现在“老干妈”60%产品的玻璃瓶都由贵阳第二玻璃厂生产，二玻的4条生产线，有3条都是为“老干妈”24小时开动。

1993年的某一天，浙江仙居人戴杏芬在家门口看到3位蓬头垢面的小伙子，这3个人身无分文，又几天没吃饭。戴杏芬收留了他们，为他们做饭，拿热水给他们洗脚，为他们联系打工的地方，和他们聊天鼓劲，最后还为他们买车票回家，并给每人塞了10元钱。3名少年中，一位名叫何荣锋的四川小伙子牢记戴大姐要“凭良心、讲诚信、帮别人”的叮嘱，写下上百篇励志日记。后来，他开始创业，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斗，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后来担任沈阳玖玖利峰集团董事长，成为沈阳市当地家具行业和涂料行业的知名人物。为报答恩人，何荣锋多年辗转多地，终于在20年后打听到了戴大姐的消息。2013年6月，何荣锋带着妻子来到仙居和戴杏芬一家相见，除了当面道谢，何荣锋还拿出一张100万的支票送给戴大姐。虽然日子并不宽裕，但戴杏芬谢绝了100万，甚至连何荣锋送的名贵礼品都退了回去。何荣峰和戴杏芬一个真心报恩酬谢，一个诚心谢绝。两人的事迹迅速传开，成为华夏大地上又一幕感动人心的凡人善举。

6岁的加拿大男孩瑞恩·希里杰克为了帮助非洲儿童打一口井，不再受水污染之害，先是帮家人做了四个月家务得了70元钱，后是被他的愿望感动的人，帮他凑齐了一口井的费用2000元。2000年，“瑞恩的井”在乌干达建成，水泥基座上刻着：“瑞恩的井——为了这个痛苦的社会。”2001年，许多好心人资助的“瑞恩的井”基金会成立，仅一年时间，该基金会就为非洲8个国家、挖了30口井，使成千上万的非洲儿童受益。瑞恩因此荣获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国家荣誉勋章，被评选为“北美洲十大少年英雄”。

在一次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中，主持人向嘉宾提问：“宾馆、酒店的电梯里常会有一面大镜子，这镜子是用来做什么的？”那些嘉宾纷纷回答：“用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用来看看后面有没有跟进了坏人。”“用来扩大视觉空间，增加透气感。”在一再启发但仍没有正确答案后，主持人终于说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肢残人士摇着轮椅进电梯时，不必费神转身，就可以从镜子里看见楼层显示灯。”嘉宾们都显得有点尴尬，其中一位抱怨说：“我们怎么能想到这一点呢？” 我们考虑问题时，时常会海阔天空，但不幸的是，无论思路如何开阔，我们往往还是从自己出发的。

奥尔·布尔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家，在没有成名之前，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练习拉琴。凭借艰苦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他的技艺早已非常棒了，已经达到后来，他出名时的那个程度了，但是他始终默默无闻，不为大众所知。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支撑着他不懈努力的原因就是，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准备好了，好运气迟早会到来。有一次，当这个来自挪威的年轻乐手正在演奏的时候，著名女歌手玛丽·布朗恰巧从窗外经过。布尔的演奏使她如醉如痴，她从来没有想到小提琴能够演奏出如此优美动人的音乐，她赶紧询问了这个不知名乐手的姓名。过了不久，在一次影响力极大的演出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玛丽突然与剧场的经理发生了分歧，于是不得不临时取消了自己的节目。节目虽然取消了，但是观众却还在，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填补这个空白，这时她想到了奥尔·布尔，便马上派人把布尔请来。面对台下聚集的大批观众，布尔演奏了一个多小时，就是这一个多小时，使奥尔·布尔最终登上了世界音乐殿堂的巅峰。对于奥尔·布尔而言，那一个多小时便是机遇，也成了他生命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他早已为此作好了准备。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有幸旁听了著名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玛格利特·米蒂的一个讲座。下课前一个听众提问：“发掘出一个原始部落的遗址后，您怎么判断这个部落是不是已经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了？”我猜，正确答案可能是在遗址中发现了陶罐或者鱼钩，再不就是发现了碾米的石台。但米蒂教授的回答是：“受伤后又愈合的股骨。”她接着解释说，“在一个完全野蛮的部落里，个体的生死纯粹取决于残酷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除了少数特例，多数受伤的个体都无法生存下去，更别说等到骨伤痊愈了。如果在一个部落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愈合的股骨，就说明这些原始人在受伤后得到了同伴的保护和照顾，有人跟他们分享火堆、水和食物，直到他们的骨伤愈合。”最后，米蒂教授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标志着原始人类开始懂得‘怜悯’，而‘怜悯’正是文明与野蛮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李小龙结识了日本美籍商人木村武之，那时他19岁，木村36岁。他们成了忘年之交，村甘愿做李小龙的弟子和追随者。李小龙一直想开设武馆，但没把握，也没钱。现在得到了木村的鼓励和出资帮助，武馆开起来了。李小龙的武馆设在西雅图唐人街的一个地下室里，初衷是以此为谋生手段，并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并独创一支门派。但是创业是艰难的，问津武馆的寥寥无几。李小龙跟木村商量后，就和木村带几个学武的学生，去西雅图的几所大学做示范表演。事实证明，他这种笨拙而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他的表演越来越受大学生的欢迎，每次都有一两个学生放弃他们原有的爱好，而改学中国功夫，武馆初见起色。

牛顿1661年中学毕业后，考入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当时，他还是个年仅18岁的清贫学生，有幸得到导师伊萨克·巴罗博士的悉心教导。巴罗是当时知名的学者，以研究数学、天文学和希腊文闻名于世，还有诗人和旅行家的称号，英王查理二世还称赞他是“欧洲最优秀的学者”，他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牛顿。牛顿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该校当研究生，不久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又过了一年，牛顿26岁，巴罗以年迈为由，辞去数学教授的职务，积极推荐牛顿接任他的职务。其实巴罗这时还不到花甲，更谈不上年迈，他辞职是为了让贤。从此，牛顿就成了剑桥大学公认的大数学家，还被选为三一学院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在这座高等学府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长达30年之久。他的渊博学识和辉煌的科学成就，都是在这里取得的。而牛顿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巴罗博士的教导让贤密不可分。可以说，牛顿的奖章中，巴罗也有一半。

据说有一次，王羲之路过山阴城的一座桥。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

2010年，西川凉山医生李红松被确诊为“渐冻人”，逐渐丧失行动能力。素不相识的环卫工周世华得知此事，主动上门，说愿意背他上班，两年里，不要报酬，风雨无阻。他不知道正火的“冰捅挑战”，却扎扎实实地帮助了别人。

三国鼎立之前，周瑜并不得意，曾在军阀袁术部下为官，被袁术任命做过一回小小的居巢长，两个小县的县令罢了。这时候地方上发生了饥荒，年成既坏，兵乱间又损失很多，粮食问题就日渐严峻起来。居巢的百姓没有粮食吃，就吃树皮、草根，很多人被活活饿死，军队也饿得失去了战斗力。周瑜作为地方的父母官，看到这悲惨情形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有人献计，说附近有个乐善好施的财主叫鲁肃，想必一定囤积了不少粮食，不如去向他借。于是周瑜带上人马登门拜访鲁肃，寒暄完毕，周瑜就开门见山地说：“不瞒老兄，小弟此次造访，是想借点粮食。”鲁肃一看周瑜丰神俊朗，显而易见是个才子，日后必成大器，顿时产生了爱才之心，他根本不在乎周瑜现在只是个小小的居巢长，哈哈大笑说：“此乃区区小事，我答应就是。”鲁肃亲自带着周瑜去查看粮仓，这时鲁家存有两仓粮食，各三千斛，鲁肃痛快地说也别提什么借不借的，我把其中一仓送与你好了。周瑜及其手下一听他如此慷慨大方，都愣住了。要知道在如此饥荒之年，粮食就是生命啊！周瑜被鲁肃的言行深深感动了，两人当下就交上了朋友。后来周瑜发达了，真的像鲁肃想的那样当上了将军，他牢记鲁肃的恩德，将他推荐给了孙权，鲁肃终于得到了干事业的机会。

年轻时，法国画家塞尚和作家左拉的作品都卖不出去，只能租住在巴黎郊外的一栋破阁楼里，靠借钱维生。后来，左拉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而塞尚却继续画着那些没人要的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左拉同情塞尚的遭遇，多次想掏钱资肋，可塞尚却死活不肯接受，他坚信自己很快能自食其力。一天，塞尚正守在窗边叹气，左拉走了进来，碰巧看见有个流浪汉在楼下吃牛角面包，便朝他调侃道：“我敢跟你打赌，你绝对没本事让面包飞进屋里面。”流浪汉憨憨地笑了：“你等着瞧！”说完，把面包抛了上来，正好穿过窗户落进了屋。左拉欢喜地捡起，嚼着面包又跟流浪汉打赌：“再来一次，我就不信你还这么准！”流浪汉想也没想，又扔来一块面包。左拉偷笑着把它塞给寒尚，说：“流浪汉的心意，不吃白不吃。”塞尚犹豫了片刻，到底忍不住诱惑，吞食起来。那之后，左拉便常到塞尚的房间，跟流浪汉打赌，引诱他一次次地把面包抛进了屋里供两人分享。渐渐地，塞尚也学会了这招，每次饿，就跟流浪汉打赌，同样吃到了面包。终于有一次，塞尚在嚼面包时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关切地问：“你总把面包扔得这么准，怎么从不向我们讨要赌注呢？”流浪汉白了他一眼，轻蔑地说：“要说你那兄弟真傻，每次都给我买10个面包的钱，却只要我把两个面包丢进阁楼。阁楼不过3米高，怎么可能失手？”塞尚怔住了，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才明白牛角面包之所以每次都能幸运地飞进屋，其实是左拉的安排。比直接救助更可贵的是，在施舍时精心设计，让对方保留住梦想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