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3日，在贵州麻岭风景区，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坠毁，36名乘客中有14位不幸遇难。而就在悲剧发生时，一对年轻的夫妇，用双手托起了自己两岁半的儿子。结果，儿子得救了，这对夫妇却失去了生命。这个生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歌手韩红，经过多方联系，她领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小孩——潘子浩。韩红动情地说：“因为我从小没爸爸，我5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所以父母的这种爱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是有哪个孩子不愿意有自己的父母呢？我就觉得在缆车下滑即将坠地的那一瞬间，子浩的爸爸潘天奇和妈妈贺燕雯两个人把孩子举起来了，我心里觉得这是用伟大两个字都无法去恰当形容的一个壮举。这个壮举也许是出于父母的一种本能，也许是出于他们对孩子的一种爱，也许很多，总之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她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歌曲，就是我们熟悉的《天亮了》，并且连续两次在3·15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打动了亿万电视观众。

20世纪初美籍意大利移民弗兰克开办的一家小银行遭到抢劫，使他破了产。他决定偿还那笔天文数字般的存款。所有的人都劝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件事你是没有责任的。”但他回答：“是的，在法律上也许我没有责任，但在道义上，我有责任，我应该还钱。”偿还的代价是三十年的艰苦生活，寄出最后一笔“债务”时，他轻叹：“现在，我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亨利·福特的工资观念体现了“开明的利己思想”：工人得到每天6美元的最低工资；工作时间率先由9小时缩短为8小时。他不主张雇佣“双职工”，因为母亲出去工作是“对小孩作孽。”“高工资”还有一个含义。经过分析，7882项工作中有4034项并不需要完全的身体能力。这成了福特工厂雇佣残疾人士的理论基础。上万名残疾人士平等地获取正常工资。除了工资，还有福利。享有福利的条件是：负担家庭生活的已婚男人，以及“生活节俭”的单身男人和抚养亲戚的妇女。高工资结合福利有助于实现低成本。工人对工厂有深厚的感情，提高效率、增产节约的创造性办法层出不穷。好的建议往往来自于认真工作的工人们。用高架传送装置把铸铁从铸造厂运送到机器车间，这为运输部节省了70个人。据估计，福特公司在节约上得到的收益超过四千万美元：如果每个零件都节省一分钱，一年的总数可达上百万美元。从清扫的垃圾中一年可以获取60万美元；采用一种特殊螺丝一年可节省50万美元……“工资解决了十分之九的精神问题。”亨利·福特总结道。“就像我们并不知道工资要高到什么程度一样，价格要低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

喜欢张爱玲的一个理由，是她说自己不喜欢乞丐。凡人不敢说厌恶乞丐，特别是女性，那样显得多不善良啊！ 乞丐是一个现象，它把贫穷和孱弱表面化了，瘫软地体现了出来；它把人的无助赤裸裸地表达着，让他人在同情之后，起了帮助的欲望和收获施予的喜悦。于是乞丐就成了常说常新的话题，名著中的乞丐常常是睿智和淳厚的，平常人也有很多与乞丐有关的故事。 某天和海外宗教界的朋友结伴走地铁。肮脏的老乞丐裹着污浊的破毡，半跪半俯地挡住了阶梯，破旧草帽中，零星小币闪着暗淡的光。毡下像枪管一般剌出半截腿，该长脚的地方，却是一团褐色的腐肉。使人不得不远远抛下点钱，逃也似的躲开。 我知趣地退后了几步，和朋友拉开距离。她端庄地走了过去，俯身对残疾老人说：“请您让一让，不要阻挡了通道，您没看到人们都绕开您走吗？这让大家多不方便啊。老人抬起半张脸，并不答她的话，我行我素道：“行行好，太太，给几个小钱……”朋友悄然走了过去，不曾放下一枚分币。 朋友说：“那种靠展示生理恶疾，压榨人们的感官，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逼迫。利用丑恶博得金钱，古来就被称为“恶乞”，被人所不齿。如果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却助长了不良之风，不正与你善良的愿望相悖吗？” 我听得点头，又问：“那我们如何施舍呢？”朋友说：“要有正式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事务。它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来有来路，去有去向，一清二白才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又省了普通民众的甄别之难。” 从那以后，我可以坦然走过乞丐身旁。对那些慷慨解囊之人不再仰慕，对那些扬长而去之人也不再侧目。

富兰克林自幼酷爱读书。家贫无钱上学，从少年时代起，就独自谋生，常常饿肚子省钱买书读。一天，富兰克林看到一位饿得走不动的白发老妪，便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面包送给她。老妪看富兰克林的样子，也是一个穷人，不忍收他的面包。“你吃吧，我包里有的是。”富兰克林说着拍拍那只装满书籍的背包。老妪吃着面包，只见富兰克林从背包里抽出一本书，律律有味地读起来。“孩子，你怎么不吃面包啊？”老妪问道。富兰克林笑着回答说：“读书的滋味要比面包好多了！” 读书是让人精神饱满的最好食粮，它能开导灵魂，净化自我，使心灵沉静，指引人们走向成功。

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倡导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立希望小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自1989年10月实施以来，希望工程累计募集捐款53亿多元人民币，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逾338万名，建设希望小学15444所，建设希望工程图书室约14000个，配备希望工程体育园地2500套，配备希望电影放映设备200套，培训农村小学教师52000余名，帮助3100余名艾滋病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继续完成学业。 希望工程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它不仅给贫困地区的儿童带来了希望，也给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希望。

爱因斯坦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希望人类得到永久的和平。他一生中发表了很多反对法西斯战争、声援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文章，包括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不仅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的反法西斯的优秀品格也一直为人传颂。在1932年11月，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府命令正在国外讲学的爱因斯坦立即回国，爱因斯坦置之不理。德国政府竟悬赏两万马克捉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毅然辞去了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务，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安顿下来，进行研究工作。他在那里度过了22个年头。在这期间，当他得知德国正在将核裂变用于军事的危险变为现实时，便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出警告。在德国战败后，爱因斯坦又两次致函罗斯福，要求禁用原子武器。他晚年一直进行着反对发展核武器和争取人类和平事业的斗争。

1935年，在纽约市一个最贫困、最脏乱地区的法庭上，一名老妇人因偷窃面包正被审问。老妇人头发凌乱，手在微微发抖：“原谅我。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得直哭的孙儿，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她抬手去抹眼角的泪水。法官依然冷若冰霜，当庭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10天的拘役。”判决宣布后，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5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喂养孙儿的城市。”旁听席上的每个人闻之动容，认认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本多胜一，是日本《朝日新间》社的一名记者。他于1983年、1984年和1987年三度来华，采访遭受日军迫害的幸存者，根据大量确凿的事实写出了《通向南京之路》《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书，其《杭州湾登陆作战》还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其实，早在1971年，本多胜一就到过中国，曾落脚在上海的金卫乡和山阳乡。当他了解到日军登陆沆州湾后在这两个乡烧杀抢掠的罪行后，非常震惊，用他的话说：“这些事情在日本从未听说过。”他萌生了“应该站出来把历史真相说出来”的初衷。他之后三度来华深入采访，奋笔疾书；他毅然顶住了日本右翼分子的辱骂和威胁，站在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一边，痛斥日本当年的侵华罪行和当今的掩饰丑态。本多胜一的良知还体现在他从长远的中日友好关系来评价自己的作为：“我认为，只有在冷静地看到过去两国的关系，承认日军侵略中国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日中友好才会成为真正的友好，不了解侵略的事实，只谈表面上的友好，那是不牢靠的。我相信，我的报道对加深真正的日中友好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愿本多胜一及他的书，能够触动日本人的良知。

杰西·奥尼尔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祖父——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她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栋豪华别墅里长大，从小锦衣玉食，仆人对她言听计从。她很早就懂得金钱的魔力，同时也发现金钱好比咒语，能让拥有它的人生活糜烂、精神空虚，甚至失去奋斗目标。在年少不羁的年代，奥尼尔把家族财富当成一种负担。奥尼尔回忆说，两个堂兄妹就因为终日抑郁最终走上自杀的绝路，她自己则一度酗洒成性。“人们发现我很有钱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很苦恼，”她说，“因此我通常保守这个秘密。”然而，奥尼尔在不惑之年第一次感受到了金钱带来的快乐。她邀请10个朋友登上自家的豪华游艇，一起在加勒比湾欣赏海上风景。“那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她说，“我打算把更多的钱分给别人。”奥尼尔1996年在自己写的书《金色隔都》中分析道，财富在带给人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不幸。她随后设计了“富贵病工程”，专门为那些富有但不会处理与财富关系的人“会诊”。治病方法就是与他人一同分享财富。如今，成功走出财富阴影的奥尼尔忙于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她为“富贵病工程”建立了工作室，在各地发表关于如何避免遭受财富之累的演讲。她还毫不吝啬地从祖父的遗产中拿出上千万美元，捐给各种环保项目和政治活动。奥尼尔更愿意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做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些事情。追求金钱并非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她笑着说，笑容中平添了几分睿智和淡泊。如今的她，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充实。

1993年的某一天，浙江仙居人戴杏芬在家门口看到3位蓬头垢面的小伙子，这3个人身无分文，又几天没吃饭。戴杏芬收留了他们，为他们做饭，拿热水给他们洗脚，为他们联系打工的地方，和他们聊天鼓劲，最后还为他们买车票回家，并给每人塞了10元钱。3名少年中，一位名叫何荣锋的四川小伙子牢记戴大姐要“凭良心、讲诚信、帮别人”的叮嘱，写下上百篇励志日记。后来，他开始创业，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斗，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后来担任沈阳玖玖利峰集团董事长，成为沈阳市当地家具行业和涂料行业的知名人物。为报答恩人，何荣锋多年辗转多地，终于在20年后打听到了戴大姐的消息。2013年6月，何荣锋带着妻子来到仙居和戴杏芬一家相见，除了当面道谢，何荣锋还拿出一张100万的支票送给戴大姐。虽然日子并不宽裕，但戴杏芬谢绝了100万，甚至连何荣锋送的名贵礼品都退了回去。何荣峰和戴杏芬一个真心报恩酬谢，一个诚心谢绝。两人的事迹迅速传开，成为华夏大地上又一幕感动人心的凡人善举。

6岁的加拿大男孩瑞恩·希里杰克为了帮助非洲儿童打一口井，不再受水污染之害，先是帮家人做了四个月家务得了70元钱，后是被他的愿望感动的人，帮他凑齐了一口井的费用2000元。2000年，“瑞恩的井”在乌干达建成，水泥基座上刻着：“瑞恩的井——为了这个痛苦的社会。”2001年，许多好心人资助的“瑞恩的井”基金会成立，仅一年时间，该基金会就为非洲8个国家、挖了30口井，使成千上万的非洲儿童受益。瑞恩因此荣获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国家荣誉勋章，被评选为“北美洲十大少年英雄”。

2007年2月16日，刚刚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庄园里举行了一场慈善晚宴。应遨参加晚宴的都是富商和社会名流。当一个叫露西的小女孩捧着她的全部储蓄来到庄园，要求进去参加慈善晚宴的时候，遇到了保安的阻止。小露西说：“叔叔，慈善捐的不是钱，是心，对吗？”她的话让保安愣住了。这句话打动了正要进去的沃伦·巴菲特先生。他带小露西进了庄园。当天慈善晚宴的主角不是倡议者的安南，不是捎出300万美元的巴菲特，而是仅仅捐出30美元零25美分的小露西。而晚宴的主题标语也变成了这样一句话：“慈善捐的不是钱，是心。”

爱因斯坦的伟大，不仅因为他的智慧，更因为他的良心。一战时，德国科学文化界在军国主义操纵下，发表了《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侵略战争辩护。在宣言上签名的都是德国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爱因斯坦却断然拒绝，同时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叛国”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曾经“为了钱而疯狂”的洛克菲勒是一个人人羨慕的富人。但人们对于他的财富来源总是充满猜忌、疑惑、妒恨。他也不断地遭到非议，名声受损。为此他常头痛脑热、身体疲惫，还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中年以后，洛克菲勒突然想开了，他不再对追求财富孜孜不倦，而是开始为别人考虑，思考如何用钱来换取幸福。洛克菲勒把他的巨额财富散播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是投入慈善事业，或是投资学校，创立学习基金。从此，他不再惧怕别人的嫉妒和攻击，他不再失眠、头痛。最后，他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慈善家，一生赚进将近十亿美元，捐出去的钱有近九亿。之后，他每—天都过得非常快乐。

他今年76岁，和妻子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他从来没有穿过名牌衣服，眼镜还是多年前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佩戴的手表是地摊上买的塑料手表。他不爱美食，最喜欢的是价格低廉的烤奶酪和西红柿三明治。他没有自己的小汽车，外出通常都是坐公交车，他用的公文包是个布袋。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小酒馆喝上一杯啤酒，他一定会仔细核对账单。你一定奇怪，一个贫穷而吝啬的美国老头有什么好说的？那么让我们看看他76岁以前都做了哪些事。他曾为康奈尔大学捐了5.88亿美元，为加州大学捐了1.25亿美元，为斯坦福大学捐了5000万美元。他曾投入10亿美元，改造和新建了爱尔兰的7所大学和北爱尔兰的两所大学。他曾设立“微笑行动”慈善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手术提供医疗费用。他曾为控制非洲的瘟疫病人投入巨额资金。迄今为止，他已经捐出40亿美元。他就是对己吝啬待人大方、喜欢挣钱却不喜欢拥有钱的查克·费尼。这么多年，他为人低调，行善一直隐姓埋名，捐款全部匿名，就连他亲自创立的高达80亿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也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目前，查克·费尼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2016年前捐出剩下的40亿美元；另一个是为富豪们树立一个榜样——“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做出馈赠”。据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并已付诸行动。媒体追问查克·费尼，为何非要把钱捐得一干二净？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裏尸布上没有口袋”。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政府为了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消除前线将士的恐惧，决定派出文艺团队到前线慰问演出。阿尔弗雷德·丹希尔是伦敦一家杂技团的青年演员，他被征召到了战争前线后，被将士们那种顽强作战的精神所感染，每到一个地方都卖力演出。有一天，他们来到—处阻击阵地，战斗刚刚结束，战士伤亡非常严重，丹希尔看到一位战士倒在血泊里，赶快给他包扎伤口止血。这位战士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便对丹希尔说：“不要再为我费力了，请把药品留给别人吧。”丹希尔难过地哭了起来。战士又对丹希尔说：“老弟，可否给我一支烟？我想抽一支烟再到天堂。”丹希尔急忙从兜里掏出一支烟放进这位士兵的嘴里，然后又拿出火柴准备给他点上，可是这个地方刚下完雨，火柴根本点不着，丹希尔急忙找别人要火柴，可惜别人的火柴也全部无法点着火。等丹希尔回来的时候，那位士兵已经牺牲了，嘴里还叼着那支烟。丹希尔痛苦极了。后来丹希尔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两年后发明了由金属壳体和顶盖结构组成的“金属火柴”，他给它取名为“打火机”。

今年76岁的韩雅琴，只是一个生活困难的下岗女工，却在中年时突然发家，富甲一方：拥有18个企业、6个农场，涉及五大行企，每年纳税500多万。然而她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庞大的家业，而是她收留帮扶了583名刑满释放人员，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感人故事。 有583个儿女，就有583个感人的故事。 在某监狱，张某躺在床上不能站立。因为犯罪，身为军人的父亲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张某陷入绝望，他以儿子的名义给韩雅琴发出第一封信。韩妈妈很快回信，并把一个月的426元工资全部寄给他，还发动周围人寄信安慰他。此后，一封封来自韩妈妈的信件，成了张某唯一的精神支柱。 前来认妈妈的“儿于”阎建国，一脸胡须，满面沧桑、当时已经67岁，比韩雅琴还大1岁。他16岁时受继母殴打而流浪社会，之后8次入狱，在高墙内度过了51年。“你比我大1岁，千万不能叫妈，要不，叫姐姐也行！”“我一定要叫您妈妈，我一辈子没母爱，叫妈妈我心里温暖……”现在的阎建国不但有一个安定的家，而且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湖北省武汉市的万凤，一次偶然的失足让她走上了吸毒的歪路，已有12年的吸毒史，万凤的父母将她送到韩雅琴这里。为了让万凤彻底摆脱毒瘾，韩雅琴当着万凤的父母宣布了两条规矩：一条是让其父母断其财路：二是把万凤安置到农场，不准下山，断其货路。这两条“规矩”为万凤顺利戒毒奠定了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调适，万凤成功地告别了毒瘾，并在韩雅琴的安排下当上了白云酒楼的餐饮部经理…… 在亲生子女们眼里，韩雅琴是一个忽视子女的“坏妈妈”。韩雅琴的女儿王英逢年过节回娘家，总会吃闭门羹，因为此时自己的妈妈都去监狱里看望那些“孩子”了，王英多次抗议“为什么他们要来抢我的母爱？”就连孙女王海莲对奶奶也是一肚子的怨言：“我回家连口热饭都没得吃，也没人管我，感觉这不是我的家。” 这些年，韩雅琴获得了大量的殊荣，不过这些对于她来说，完全不重要。时至今日，韩雅琴依然每天晚上12时睡觉，早上6时起床，她想做的，和30年前一样，为儿女们生活奔波，呼吁全社会关爱他们。

曾以影片《罗马假日》勇夺奥斯卡影后的奥黛丽·赫本，不只拥有清丽脱俗的容貌、出众的演技，还拥有一颗善良仁爱的心。她不仅为电影和时尚做出了贡献，还为第三世界的孩子做了很多善事。1988年至1993年，赫本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她到过许多地方——埃塞俄比亚、苏丹、土耳其、中非、南非、越南、索马里，尽她所能帮助那些陷于贫穷和疾病中的孩子。赫本说：“我希望我的名气可以用来帮助儿童。”她是最早披露索马里儿童因旱灾和内战而处于悲惨境地的外国人士之一，也曾在埃塞俄比亚投人了大量精力。甚至临死前，病痛中的赫本还念念不忘那些孩子，她说：“一个人总是要死的，我最依依不舍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第三世界那些被战争、干旱和饥饿困扰的儿童。”赫本毫无疑问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她同时也以一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形象被人们铭记于心。善良和爱心使美丽的她更高贵、纯洁，因此人们称她为“飘落凡间的天使”。

论述鲁迅伟大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我更注重这样的一些细节： 鲁迅一生中没有找任何人为自己写序或者介绍文字，也没发表任何沾沾自喜与名流政要往来交游的“借光”文字。尽管他的故交旧友中多的是达官贵人以及宋庆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林语堂这些名重一时甚至如日中天的社会名流；其中对鲁迅有知遇之恩的陈独秀曾经红极一时，甚至被爱因斯坦、罗素等人称为“东方思想界的大彗星”。这样的“大红人”，自然是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理想对象，但在陈独秀当红时，鲁迅基本上没有提到过他。倒是在陈独秀倒了大霉——先被共产党开除后又被国民党拘禁之际，鲁迅“不识时务”地站出来宣称，陈独秀“是催促我作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保姆王阿花面临夫家的劫持，鲁迅花150大洋替她赎了一个自由身；深夜的上海街头，一个洋车夫受伤了，路过的鲁迅和周建人二话没说就动手替他包扎，尽管这时候他已经是名闻天下的“文坛巨子”，是很有身份的“上流社会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