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于2010年10月20日深夜开车去看女友返回西安途中，驾车将被害人张妙撞伤后，发现该被害人正在记车牌号，心生恐慌，遂将伤者连刺八刀致其死亡，后驾车逃逸，途中再次撞伤行人。2011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著名翻译家傅雷在写给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中，反复提到要“先做人，再做艺术家，最后做钢琴家”。 药家鑫的父母和老师们，如果在教育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这一点，药家鑫还真的未必会在瞬间举起屠刀，葬送了一个无辜的母亲和自己的未来。

苏格拉底习惯到热闹的雅典市场上去发表演说和与人辩论问题。他同别人谈话、讨论问题时，往往采取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这一天，苏格拉底像平常一样，来到市场上。他一把拉住一个过路人说道：“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向您请教。人人都说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道德究竟是什么？”那人回答说：“忠诚老实，不欺骗别人，才是有道德的。”苏格拉底装作不懂的样子又问：“但为什么和敌人作战时，我军将领却千方百计地去欺骗敌人呢？”“欺骗敌人是符合道德的，但欺骗自己人就不道德了。”苏格拉底反驳道：“当我军被敌军包围时，为了鼓舞士气，将领就欺骗士兵说，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大家奋力突围出去。结果突围果然成功了。这种欺骗也不道德吗？”那人说：“那是战争中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做是不道德的。”苏格拉底又追问起来：“假如你的儿子生病了，又不肯吃药，作为父亲，你欺骗他说，这不是药，而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这也不道德吗？”那人只好承认：“这种欺骗也是符合道德的。”苏格拉底并不满足，又问道：“不骗人是道德的，骗人也可以说是道德的。那就是说，道德不能用骗不骗人来说明。究竟用什么来说明它呢？还是请你告诉我吧！”那人想了想，说：“不知道道德就不能做到道德，知道了道德才能做到道德。”苏格拉底这才满意地笑起来，拉着那个人的手说：“您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您告诉了我关于道德的知识，使我弄明白一个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我衷心地感谢您！”苏格拉底把这种通过不断发问，从辩论中弄清问题的方法称作“精神助产术”。

罗伊·格劳伯是哈佛大学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量子光学研究。69岁时，他有幸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可最终还是落选了。这时，有家科学杂志办了个“搞笑诺贝尔奖”，邀请他出席。格劳伯明知道其中的讽刺意味，但还是答应了。那天，一群不得志的科学家聚到一起，诉说着心中的苦闷。他们时哭时笑，有些人还叫嚷着向“获奖人”扔东西、喝倒彩。活动结束后，人们都离开了，唯独格劳伯还呆呆坐在那里。清洁工约翰走过来，指着满地的杂物，开玩笑说：“你是想留下来帮我打扫吗？”格劳伯想了想，点点头：“扫地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啊，为什么不呢？”说完便拿起了扫把。那之后，每年举办“搞笑诺贝尔奖”时，格劳伯都会来打扫。就这样过了11年。一次，早已离开的约翰重回旧地，看到年迈的格劳伯还在扫地，便惊诧地问：“你竟然还在这扫地，这么多年都没得奖吗？”格劳伯笑了笑，没回答。这时旁边有人插话：“他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约翰愣住了，想要夺过扫把，却被格劳伯制止了：“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坚持到底，扫地和拿奖不都是一个道理吗？”说完，他又俯下身，颤巍巍地扫起来。一个不怕别人嘲讽的人是可怕的，而一个能将卑微的小事坚持做下去的人更可怕。前者也许更多的是心态良好，后者却有绝对顽强的意志。格劳伯数年坚持扫地，即是磨炼毅力，也是自身品格修养的体现。

在这样的风气下，一个做了八九年宰相，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人物，却终生只有一个妻子而且绝不纳妾，甚至别人给他纳好了妾，根本不会有任何麻烦，他也坚决不接受，这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荆国公王安石。王安石是位冰清玉洁的伟大人物，他不贪官位。进士及第后，其他人都汲汲奔走要谋求一个馆阁之职或京官留在汴梁，这样提升的机会多。而王安石主动请求到偏远地方任职，来到鄞县(今宁波市)出任县令，其后几次辞京官。在事业最兴隆之时，坚决辞去相位，回家隐居。他不贪钱财，辞相搬出相府时，所有的官府之物寸草不带。吴夫人特别喜欢那里的一张床，想按照价格付钱买下来，王安石也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这样将来会说不清楚。王安石不爱女色，终生一妻，更无任何桃色事件，绝无绯闻。不爱官、不爱财、不爱色，王安石是个地地道道的“三不爱官员”。仅此三项，便可令王安石永享盛名，留名青史。

有一次，孔子和学生们被两个小国围困，长达七天都没有吃到东西。后来较为富裕的子贡拿自己的钱财好不容易换来了很少的一点米，就让颜回给大家拿来煮粥喝。子贡无意间经过煮粥的房间，竟然看见颜回拿着满满一勺粥在喝。子贡很不高兴，就去了老师那里。他问夫子：“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回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子贡又问若是颜回会如何，孔子说颜回绝对不会改变的。子贡这才告诉老师他看到的事。于是，孔子为了向大家证实，带着众弟子来到粥房。孔子说：“颜回啊，我想要先用这得之不易的粥来祭祖，你来操办吧。”颜回摇头道：“不行啊，老师。这粥在煮的时候，房顶上有一块泥落了进去，丢了太可惜，所以，我已经把污染了的粥吃了，这样还可以省出一个人的饭。但是这样的粥是不能祭祖的啊。”孔子听了，看了一眼子贡，就离开了。子贡感到十分惭愧。

鲁迅先生在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杨杏佛烈士的追悼会前，曾接到装着子弹的恐吓信，大家都劝先生不要去参加了，但先生义无反顾，执意要去。临行前他并无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顺手把房门钥匙扔了，先生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就体现在这个小小的细节上了。

IZZUE是香港著名时装集团I.T.旗下的自创品牌，在它的专卖店中，记者采集到这样一组镜头：床单大小的军旗从天垂到地；售货员戴的红色臂章印有反万字标识；年轻的顾客正在试衣——自然也是军旗装。亚洲的时装设计师居然在纳粹帝国时代找到了灵感。令人费解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一些亚洲年轻人心中颇具蛊惑力，他的罪恶、凶残反而成为性感的想像力的源泉，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为此，德国大使馆谴责了时装集团混淆是非、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一些顾客群体也表示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下，时装店撤换了柜台摆设。 时装始终是时尚的领头羊，服饰的流行，对社会思想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标新立异，追求流行”而不顾道德底线的行为，理应受到所有人的抵制。

钱学森苦心孤诣的一项科学研究终于成功了，他兴高采烈地向导师冯·卡门汇报了这一科学成果。谁知冯·卡门听了许久也没有听明白，就打断了钱学森的汇报：“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是你弄错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冯·卡门教授就来到钱学森的寓所前，他坚决地站在门外，身子挺得笔直，随即无比郑重地向钱学森鞠了一躬，满脸诚意地说：“昨天晚上，你走了以后，我整整地思考了一夜，终于得出结论：你的科研成果是正确的。是我弄错了，我向你道歉！”后来，有人对冯·卡门教授说：“钱学森毕竟是您的学生啊，您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向他道歉，更没有必要向他鞠躬！”冯·卡门一脸严肃地说：“我是在向真理鞠躬，向科学鞠躬，这是一个科学家最起码的道德！”

英国人是世界上最爱排队的人。商场、银行、邮局……只要在公共场合，总能看到英国人在排着长长的队。但是，队伍中绝无一点抱怨和喧嚣，每个人的脸都是坦然，都是心安理得。一位旅英华侨讲述了一次去警察局办手续时的见闻。当时，他看见一名老警察正在指导一个实习生：办理好一个人的登记后，要把纸张放好，要是铅笔断了，就削铅笔，必须要一切就绪了再叫下一个。英国人爱排队，并服从排队的安排，归根到底还是他们对规则的崇尚。事实证明，最笨拙的规则，也比无规则要好得多。有了规则的约束，投机钻营者就失去了机会，这让所有人在机会面前都是平等的，大约正是这种平等使英国人安心于排队。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1975年6月，一位老太太走进美国丹佛大学，她要去该校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找一位名叫约瑟夫·科贝尔的人。由于是第一次来这儿，因此走进校园，她不得不到处打听，问研究生院在什么地方。她问了许多人，每个人都热情地为她指路，有的甚至还给她画出路线图。可是，由于丹佛大学是依山而建，校园里的路异常复杂，她绕了半天也没找到科贝尔。就在她站在一个路口，不知该向哪儿拐的时候，一群女学生走过来，于是她拿出别人给她画的那张图。当她们知道她的意思后，其中的一位黑人女孩说，我带你去吧！在女孩的带领下，老太太很快找到了科贝尔。在女孩准备返回时，老太太说，为什么不认识一下呢？于是她们相互知道了各自的身份：黑人女孩，英国文学系学生，读大学三年级；老太太，波兰大使夫人；科贝尔，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创办者，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黑人女孩走出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有人正在门口散发宣传单，是关于“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一个讲座，主讲人是约瑟夫·科贝尔。此人正是她刚才带老太太寻找的那个人。她想，既然认识了，何不去捧捧场呢？在大教室，科贝尔先生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坐在第一排，对科贝尔的演讲好像充满浓厚的兴趣。中午吃饭时，科贝尔先生特意邀请了她。席间，他发现这个黑人女孩聪明、果敢，对问题总有独到的看法。也就是在此时，科贝尔动员她，毕业后报考他的政治学研究生。从此，这个黑人女孩便成了“被上帝垂青的人”。1974年，年仅19岁的她考入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26岁，她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34岁，出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0年，46岁的她成为小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2005年，出任国务卿，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这个人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赖斯。那位老太太寻找的科贝尔先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赖斯被任命为国务卿后，有人说是因为她有能力，有人说是她运气好。不过，有一种观点我比较赞同，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每日评论上：一些人之所以能交上好运，多数是由于具有细微而不起眼的美德。

2009年2月1日，曾经在北京奥运会上创纪录地夺得8枚金牌的游泳“天才金童”菲尔普斯，被媒体曝光吸食大麻的照片，他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感到非常“悔恨”。菲尔普斯承认，他的确做了那件令自己悔恨的事。“我才23岁，尽管我在泳池取得了成功，可我的表现还显得年轻、不当，没表现得像人们期望的那样。为此，我很抱歉。我向支持我的人和公众保证，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2009年2月6日，美国游泳协会决定对菲尔普斯进行三个月的禁赛处罚，这是“大麻门”事件后，美国和国际相关组织对这位奥运巨星开出的第一份罚单。美国游泳协会表示，此处罚令并非根据《反兴奋剂条例》而做出，“而是我们决定向菲尔普斯发出一个强硬信息，因为他令太多的人感到失望，尤其是那些视他为楷模和英雄的成千上万名美国游泳协会的小会员。”身为偶像，肩负的责任和道义与常人不同，他不但是专业领域的表率，更是道德领域的指针。

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常常在大白天也点着灯走路。每当人们诧异地问他时，他便回答说：“我正在找人。”这是在讽刺当时社会上没有一个真正配得上“人”这一称呼的有德行的人。亚历山大大帝来到科林特市时，拜访了这位哲学家，并且对他说：“你有什么希望尽管讲，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第欧根尼爬进自己所住的酒桶，一边晒太阳，一边说：“只希望你让到一边，因为你遮住了照到我身上的阳光。”

汉代杨震在荆州刺史任内，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路过昌邑时，王密为了报知遇之恩，送杨展“金十斤”。杨震说：“故人（我）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怕人知晓而不敢接受，于是劝道：“暮夜无知者。”杨震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闻言十分羞愧，遂携金而返。杨震的子孙为缅怀其清正廉洁的德操，取堂名为“四知堂”。

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造就了一位杰出的抗元英雄文天祥。在元军大举南下之际，文天祥率领军队与元军苦战于江西一带，终因众寡悬殊，兵败被俘。文天祥被押解到燕京后，元朝当局因知他文武全才，便软硬兼施，用了各种办法，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文天样虽身陷囹圄，却坚贞不屈、志不可夺，宁死也不出卖自己的灵魂，表现了崇高的气节。文天祥有一个弟弟叫文溪山，当时还在惠州做官，他看着宋室江山大势已去，不思振作，却甘心媚颜事敌。就在文天祥被俘后的次年5月，他投降元朝，后即赴燕京，骑马招摇于市。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听到这个消息，捶胸顿足，放声痛骂，大骂他的弟弟文溪山没有骨气。骂毕，挥笔作诗一首：“去年别我施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兄弟一囚一骑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志，悠悠白日横苍烟。”文天祥还有一个哥哥名叫文天祯，也曾做过官。后因弟弟文天祥死节，于是再也不愿为官，隐居山林。同是一母所生，兄弟三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相径庭，这是和他们的道德信仰及人生追求分不开的。

米友仁是宋代非常有名的书画家，而且非常喜爱古代名人的作品。有一次，米友仁向别人借来一幅《松牛图》，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将画临摹好。可是，要还画时，他将自己临摹的画还给别人，将真画留下。过了两三天，画主就来找他要回真画。他疑惑地问画主：“你是怎么发现的？”画主笑了笑说：“我的真画，能从牛的眼睛里看到牧童的影子，而你还我的看不到。”米友仁无奈，只得把真画还给画主。因为喜欢名画，米友仁可不只一次这样做，他用这种卑下的手段获得了不少名贵的古人名画。

培根是哲学家里官当得最大的。他官至国家大法官，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一天，话说培根正在给法律部门的工作者们作报告：“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流，但不公正的审判则破坏法律，那是污染了水源。所以不仅仅是法官的坐席，就连那立足的台，听证围栏都应当全无丑事贪污的嫌疑才好……”念到此处，检察院的人却突然出现：“培根，你涉嫌贪污受贿，现在将你暂时革职，立刻移送检察机关进行调查，你有权保持沉默。” 1621年，培根因贪污受贿，被国家高级法院判处罚金4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内，此生不得为政府录用。从此以后，培根身败名裂。 事后想来，培根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潜规则”，所谓“吃完原告吃被告”，法官受贿早已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培根也不是什么圣人，反正不拿白不拿，他不过是顺潮流而行罢了。但这并不能成为培根为自我开脱的理由。 在人们心中，培根就是知识和科学的化身。他的“知识就是力量”为新兴的自然科学开道，使近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然而，在起灼灼其华的思想背后，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见利忘义、贪污腐化，充满了阴暗与卑鄙。

一名男子在登机时没有按照自己登机牌的座位号就坐，反而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并坚持“先来后到”的“公交占座规则”……有网友曝料称，2015年1月26日，上海虹桥机场一航班上上演了这样的一幕。记者27日从相关方面证实，事发26日上海飞往广州的FM9311航班，由于该男子行径导致航班延误近2小时方才起飞。目前，该男子已被行政拘留。“FM9311，经济舱几乎是满客。”曝料网友称，事发26日一班从虹桥机场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旅客登机时没有按照自己登机牌的座位号就坐，“而是挑选了二个靠窗的座位坐下”，但“靠窗座位的旅客不肯与其对调座位”。曝料网友续称，当时机组方面劝说了20多分钟，但“该旅客执意坚持公交车那种先来后到占座的规则”。当时周围很多旅客纷纷要该男子下飞机，“面对这种情况，航空公司决定让该旅客中断行程”。此外，曝料网友表示，男子最后被民警带下飞机，并称男子为上海某知名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因公出差去广州，“占座的理由是为了方便观看窗外的风景”。

罗斯福美国是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他不仅治国有略，而且教子有方，4个儿子在二战时浴血战火，建立功绩，二战后又都跻身于美国政坛。“对儿子，我不是总统，只是父亲。”罗斯福的这句话曾在美国人心灵中产生过不小的震撼，更是他一贯遵循的教子原则。他十分注重培养孩子们的独立人格，甚至在思想上也应该是独立的。当二战正愈加激烈时，二儿子埃利奥特问父亲他该怎么办。父亲说：“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做，那你应该首先认清我是一个怎样的父亲。你们的事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从不干预。”不久埃利奥特离开了刚开起的公司，轻松地走进了陆军部的大门，在四兄弟中带头参了军。罗斯福还极力反对孩子们以赖父母过寄生生活。他不给儿子们任何支助，让他们凭自己的能力去开辟事业，赚自己该赚的那分钱。在钱财的支配上，绝不让孩子放任自流。大儿子詹姆斯20岁时独自去欧洲旅行。临归前看到一匹好马，便用手中余款买下了这匹马，然后打电报给父亲，让他汇旅费来。父亲回一个电话：“你和你的马游泳回来吧！”碰了这个钉子，詹姆斯不得不卖掉马，买了票回家，从此他懂得不能随便无计划地乱花钱。而更让世人为之钦佩的是罗斯福身为总统，却总不庇荫孩子，让孩子们享有特权。二战打响后，他把四个儿子都送上了前线，并严正告诫他们：拿出良心来为美国而战！

英国记者迪克里·卡特，因一幅反映苏丹大饥荒的新闻照片而荣获普利策奖。照片反映的是一只专吃死尸的秃鹫，用贪婪的目光盯着一个因饥饿而站不起来的苏丹小女孩，等待她死后将她吃掉。照片引起人们很大的争议，人们质问迪克里·卡特：危难时刻为何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你作为记者的良心何在？迪克里·卡特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连家人也不能够理解他，最后他在绝望中自杀了，时年只有33岁。他陷入了新闻伦理和道德相冲突的困惑中而不能自拔，不能“出乎其外”，只能留下悲剧让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