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王准备发兵征楚。为削弱楚国实力，管仲想了一个办法 楚国盛产鹿，他派商人到楚国去大肆购鹿，鹿价飞涨，每头从3枚铜币涨到了40枚铜币。高昂的利润使楚国上下疯狂起来，农民不再种田，士兵不再练兵，都上山猎鹿了。 一年后，楚国国内铜币堆积如山，田地荒芜，粮源断绝。管仲又下令禁止与楚国交易。这下，楚国人拿着大把铜币却买不到粮食，全国饥荒，军队完全丧失作战能力。此时，齐军大兵压境，楚王内外交困，急忙割地求和，保证听从齐国号令。 管仲不动一刀一枪就收拾了原本强大的楚国，这就是著名的“买鹿之谋”。 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既要见微知著、因势利导、未雨绸缪，引导事物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又要防微杜渐、防患未然，以免不利因素发生连锁反应。

曾经，郎朗为自己设想的成名之路是参加比赛，在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少年郎朗对非常看好他的老师格拉夫曼说，他要努力把所有的成人比赛全部拿下，就像打网球的人拿下大满贯一样！老师反问了一句：那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你难道还没比够吗？老师提出的建议是：好好学习，学尽可能多的新曲目，等待机会，总有一天，你能一炮打响。怎么打响？或许会被大指挥看中，让他在重要的音乐会上压轴，或许会遇上著名的音乐家忽然生病，他可以当个超级替补。郎朗觉得有这点儿像天方夜谭。1999年，他只是第六替补，即便是著名音乐家突然生病，也得前五名替补都生病才轮得上他。但他按老师讲的做了。而事情竟然真的像老师说的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了，郎朗当了著名音乐家安德烈·瓦兹的替补，从此一举成名。

1944年，美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指挥三百多万盟军官兵、二万多艘战船，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在诺曼底成功抢滩登陆，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也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电台发表了一份激情澎湃的演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这是盟军的伟大胜利，这是全体官兵浴血奋战的结果，法西斯德国的坟墓将就此挖掘。”演讲完毕，电台工作人员在整理文稿时，却无意中发现了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份演讲稿。这也是为诺曼底登陆准备的演讲稿，内容却截然相反：“我悲伤地宣布，我们登陆失败。这次失败完全是我个人决策和指挥失误造成了，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一个事件，两份演讲稿。一份为胜利而准备，一份为失败而准备。

乔布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一次吃饭喝果汁，他竟然让服务员换了四次。原因是他只喝新鲜果汁，而服务生每次端上来的，他只抿一口，就脱口而出：“这不是鲜榨的，是瓶装的。” 乔布斯是全世界企业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人。但他并没有把演讲的成功当作想当然的事。乔布斯通常提前几个星期就开始为演讲做准备，检查要展示的产品和技术。曾有一次演讲，乔布斯对当时的照明状况不满意，他希望光线更亮一些，出现得更快一点。照明演示的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调试，始终不能让乔布斯满意，而他的情绪也越来越糟。最后终于调试好了，乔布斯在礼堂里兴奋得狂叫。 你也许会觉得乔布斯追求完美的程度已经到了一种神经质的地步，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种对品质的执着能够真正给我们自己和所身处的世界带来改变。 病中时，虽然备受呵护，乔布斯有时还是几乎要发疯。他很气恼自己不能控制局面，有时他甚至会产生幻觉或是发怒。即使在他几乎失去知觉时，他那坚强的性格使他硬撑了过来。有一次在他进行深度麻醉时，胸科医生要往他脸上戴麻醉面罩。乔布斯把面罩扯掉，嘟囔着说他讨厌这个面罩的设计，拒绝戴它。虽然他几乎无法说话，但他还是命令医生拿来五种不同的面罩，选出一个他喜欢的。医生们看着鲍威尔，非常为难。她最终成功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们才能够给他戴上面罩。他也讨厌他们安装在他手指上的氧含量监视器，他告诉他们那个东西太难看也太复杂，他还建议了可以使之设计得更简洁的种种方式。

《庄子》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年轻人拜一位老船工为师学划船。一开始，老船工并没有教他怎么划船，而是让他先学会游泳。徒弟不敢有意见，于是乖乖练习游泳，这一练就是半年。终于有一天，徒弟练得不耐烦了，就问：“师父，我是跟您学划船的，您却一天到晚让我学游泳，这是为何呢？”师父答：“你要想学划船，就得先学会游泳。道理在于：如果你不会游泳，那么你在划船时就会担心自己失足落水，一旦有了这个担忧，就难以专心致志地去划船。这样去学，船能划得好吗？”徒弟顿悟，于是潜心学好游泳再学划船。很快，他成了一名划船好手。这就是所谓的“有备无患”。徒弟学会游泳之后，对风浪的畏惧大大减轻，便能专心致志地学划船。演讲家在演讲时也一样，他们不一定会照着稿子上面写的去念，但他们一定会拿着稿子，只为求一个心安。备用方案的价值在于：它不一定直接派得上用场，但它能让我们不担忧，这样，注意力就容易集中在做事本身，就会事半功倍。

马克思一生四次被反动政府驱逐，最后在英国伦敦定居。他在伦敦最初十年间，度过了一生中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然而马克思没有被苦难所压倒，几乎每天大英博物馆刚开门，马克思就准时到达这里，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和研究，直至晚上博物馆闭馆。马克思积累了非常渊博的知识，他的知识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逻辑学、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翻译，工商业实践，甚至还触及数学、自然科学等。他能阅读欧洲许多国家（据说是十几二十种）的文字，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12]马克思著作之丰，充分表现了他的勤奋精神和渊博学识。他同恩格斯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共50卷，中文第二版60多卷（约在2008年前后出齐），而该全集国际版约160多卷。面对如此巨大的思想理论财富，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勤奋使马克思获取渊博的知识，而渊博的知识又是马克思治学的基础。

由于有着6年的舞蹈训练，作为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高材生的韩庚在进军韩国之前，已经具有相当不错的舞蹈水平。但他刚到韩国受训的时候，所在的班级却是最低的C班。 对此，韩庚并没有丝毫意外：“这是肯定的啦，我刚到当然是从最基层开始。” 当然，这也与韩庚以往练习的舞种截然不同大也关系，他表示，“我是学民族舞的，但一进去公司就要跳Hithop和poping这种舞蹈，肌肉要一下一下的动，不同的舞蹈，肌肉动的位置又不同，挺复杂的。” 就这样，身在异乡的韩庚连自己最拿手的舞蹈也要从零开始练习。

奥尔·布尔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家，在没有成名之前，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练习拉琴。凭借艰苦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他的技艺早已非常棒了，已经达到后来，他出名时的那个程度了，但是他始终默默无闻，不为大众所知。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支撑着他不懈努力的原因就是，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准备好了，好运气迟早会到来。有一次，当这个来自挪威的年轻乐手正在演奏的时候，著名女歌手玛丽·布朗恰巧从窗外经过。布尔的演奏使她如醉如痴，她从来没有想到小提琴能够演奏出如此优美动人的音乐，她赶紧询问了这个不知名乐手的姓名。过了不久，在一次影响力极大的演出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玛丽突然与剧场的经理发生了分歧，于是不得不临时取消了自己的节目。节目虽然取消了，但是观众却还在，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填补这个空白，这时她想到了奥尔·布尔，便马上派人把布尔请来。面对台下聚集的大批观众，布尔演奏了一个多小时，就是这一个多小时，使奥尔·布尔最终登上了世界音乐殿堂的巅峰。对于奥尔·布尔而言，那一个多小时便是机遇，也成了他生命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他早已为此作好了准备。

牛顿是经典力学理论理所当然的开创者。他系统的总结了伽利略、开普勒和惠更斯等人的工作，得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他在自然科学中最辉煌的成就。那是在假期里，牛顿常常来到母亲的家中，在花园里小坐片刻。有一次，像以往屡次发生的那样，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一个苹果的偶然落地，却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使那个坐在花园里的人的头脑开了窍，引起他的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切物体都受到差不多总是朝向地心的吸引呢？牛顿思索着。终于，他发现了对人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万有引力。他认为太阳吸引行星，行星吸引行星，以及吸引地面上一切物体的力都是具有相同性质的力，还用微积分证明了开普勒定律中太阳对行星的作用力是吸引力，证明了任何一曲线运动的质点，若是半径指向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点，且绕此点扫过与时间成正比的面积，则此质点必受指向该点的向心力的作用，如果环绕的周期之平方与半径的立方成正比，则向心力与半径的平方成反比。牛顿还通过了大量实验，证明了任何两物体之间都存在着吸引力，总结出了万有引力定律：F=G（m1m2/r2）（m1和m2是两物体的质量，r为两物体之间的距离）。在同一时期，雷恩、哈雷和胡克等科学家都在探索天体运动奥秘，其中以胡克较为突出，他早就意识到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但他缺乏象牛顿那样的数学才能，不能得出定量的表示。

考入苏黎士综合工业大学的爱因斯坦，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了。他把精力全部用在课外阅读和实验室里。教授们看见他读和学习无关的书，做和考分无关的试验，非常不满和生气，认为他“不务正业”。

为了在声乐大师波拉先生亲授的课堂中抢到好位子，意大利摩德纳市音乐学院的学生在第一节课后就会拼命跑到最南面的教学楼里。唯有一个小胖子例外，他叫卢奇。由于跑得慢，所以他总是抢不到好座位。所以他干脆改变了思路：何不做好当下的事情呢？他一边慢条斯理地走向教室，一边思考下节课的学习重点；由于位置不好，他听得比谁都更用心，也因为在路上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他的听课效率更高。5个年头过去了，越来越胖的他成了全学院最出色的学生，大师的课堂上甚至有了他的专座。他的名字就是卢奇诺·帕瓦罗蒂，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高音之王。

王羲之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叔父王导为司徒，伯父王敦为扬州刺史，叔祖父王澄为荆州刺史。他父亲这一辈人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所以他有很好的学习条件。王羲之小时候少言寡语，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他热爱学习，喜欢钻研，遇事机智有心计。他7岁开始临池学书，到10岁时，字写得已很有水平，他的叔叔伯伯都十分喜欢他。王羲之到了11岁，很想学一点关于书法方面的理论著作，用来指导自己。有一天，他在父亲王旷的枕头里发现了一本叫做《笔谈》的书，讲的都是有关写字的方法。他高兴得如获至宝，便如醉如痴地学起来。正当他兴趣正浓时，被父亲发现了，问他：“为什么偷读我枕中秘本？”王羲之只是望着父亲傻笑。母亲从旁插话道：“他恐怕是在揣摩用笔的方法吧！”父亲说：“你现在年龄太小，等长大了，我自然会教给你读。”王羲之急不可待，不高兴地说：“如果等我长大了才讲究笔法，那不成了日暮之学，青春年华不就白白浪费了吗？”王旷十分惊奇儿子的这番议论，认为儿子少有大志，应该从小好好培养，于是便将《笔谈》的内容认认真真向王羲之作了讲解。羲之有了扎实的临摹功夫、又有了《笔谈》的理论指导，几个月的功夫，书法便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后，他又拜当时的女书法家卫夫人为老师，在卫夫人的悉心指导之下，练习书法，有了更长足的进步。王羲之跟卫夫人学了一个时期，书法已十分圆转成熟。连卫夫人也不得不惊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孩子将来一定要超过我了！”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同他转益多师，刻苦磨砺分不开。

1927年，美国飞行家林白首次开始他不着陆横越大西洋的飞行。他驾驶着满载汽油的单引擎飞机起飞了，途中遇见大雾、失去联系、疲倦等重重困难，但他都克服下来了。最终经过33小时的飞行后，安全地抵达巴黎机场。不知情的人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犄，其实不然。为了这次飞行，林白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学习飞行，加入空军，得到空军批准，可以在闲余时间飞行；退役后作为美国邮政飞行员，全天候飞行，航程几万英里；也曾遇险，迫降在农田里；懂得飞机所有的机械原理并会修理；制造自己的飞机“圣路易精神号”，并进行多次飞行训练。

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的卢嘉锡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他发现，从事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进行“毛估”，或者说进行科学的猜想。不过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因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要艰巨复杂得多。在形成科学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于留心揣摩他的导师、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的思维方法。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时导师萨格登教授的指点和推荐下，卢嘉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当时很有名气的结构化学家鲍林教授的身边。毫无疑问，探索物质和微观结构奥秘，正是这位不满24岁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结构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层面上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与宏观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不过当时的研究手段还处在初级阶段，通常，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质的分子结构。卢嘉锡注意到，鲍林教授具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往往就能通过毛估大体上想像出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鲍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学生钦佩，但卢嘉锡并没有使自己仅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鲍林教授靠的是一种“毛估”，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在反复揣摩之后，卢嘉锡领悟到：科学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只能产生于那些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训练有素而善于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头脑，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孜孜以求。

1994年，《随笔》的编辑黄伟经向严文井约稿。严老爽快地答应了。过了几个月，黄编辑打电话给严老，问写得怎么样了。严老说已经有思路了。可是又过了两个月严老仍然没有把稿寄来。于是黄编辑又催，严老却不好意思地说：“哎呀，让我再改一改。”又过了两个月，仍未见到稿子。打电话问，严老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篇文章了，我得为历史负责。 就这样，1995年夏，年已80的严文井终于寄来他撰写的感言《我仍在路上》。他当时在回信中写道：“文章写得，敬请补正。这可能是我准备最后留下的话的一小部分。”所以，他要花那么多时间思考再思考，酝酿再酝酿，真正深思熟虑到可以成文了才动笔。 严文井一篇不到300字的散文，呕心沥血、反复修改，整整写了一年零八个月，留下了最后一篇精品。 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一只野狼卧在草上勤奋地磨牙，狐狸看到了，就对它说：天气这么好，大家都在休息娱乐，你也加入我们队伍中吧！野狼没有说话，继续磨牙，把它的牙齿磨得又尖又利。狐狸奇怪地问道：森林这么静，猎人和猎狗已经回家了，老虎也不在近处徘徊，又没有任何其他的危险，你何必那么用劲地磨牙呢？野狼停下来回答说：我磨牙并不是为了娱乐。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我被猎人或老虎追逐，到那时，我想磨牙也来不及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永保忧患意识，才能立于不败。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42岁的翟志刚入选宇航员队伍已经10年，两次人选“神五”“神六”梯队，两次与“飞天”失之交臂。2003年“神五”飞天前，翟志刚和杨利伟、聂海胜同时成为“神五”的备选宇航员。杨利伟被确定为“神五”宇航员后，翟志刚和聂海胜皆陪着即将出征的杨利伟在媒体面前亮相，作出征前的汇报。作为备选宇航员，他们一直将杨利伟送到“神五”舱口。当所有镜头都对准杨利伟时，他们一直微笑着向人群挥手。“当时为杨利伟捏一把汗，并没有想‘他上了，我没能上’。”翟志刚这样回忆当时的感受。翟志刚在“神六”发射前再次成为热门人选，而同样可惜的是，他再次与“飞天”失之交臂。有记者问他，距离那么近，却没有得到，会不会觉得惋惜？他说：“就是因为太近了，所以一样光荣。”因为强烈的荣誉感，翟志刚一直努力，等待实现飞天梦想，他曾这样表白：“如果‘神七’还是擦肩而过，我还是要继续努力。”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与同学一起，从山东济南进京赶考。初来乍到的迷惘，很快就被一份新鲜和惊奇所代替。他没有像许多考生那样顶着巨大的压力，而是成竹在胸，没有一丝一毫高考前的紧张。 在住所，窗外刚刚发白，他就起床。不是忙着看书，而是悠闲好奇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不是对着一缸荷花、几盆杂花，兴致勃勃地欣赏，就是对着一棵墙边的枸杞树思接千载。到了黄昏时分，季羡林又约了几个同考，到西单一带散步，在黄昏充满了木樨花香的诗意中，放飞缥缈美丽的思绪。在报考填志愿阶段，季羡林更是尽显潇洒，别的同学都报了七八所大学，而他独独只报了北大与清华。结果两所名校同时录取了他，羡煞多少人。据说当年北大的试题，堪称命葩。北大国文试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与一般的国文试题大相迥异。英文试题的汉译英，也让考生大跌眼镜，竟要求译李后主的《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凭着平日扎实的功底，季羡林把硬骨头当成小菜吃了下去。最终，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大学。

某日我有急事要上阳明山，就拦了一辆计程车坐上去，没想到司机听说我要到阳明山，立刻把车子停下来。“对不起！先生！我只是检查一下，马上就好。”司机笑道。后来车子发动后，我问：“你刚才是不是怕马力不够，爬不上去啊？”“我是检查刹车系统，如果在下山时才发现刹车失灵，就晚了。我不怕没有力量冲，只怕没有力量停。不能发还没什么，不知收危险就大了。” 有时我们过于关注是否有力量向前冲刺，却忽略了收敛和缓冲的重要性。如果仅仅是一味的“发”而没有悬崖勒马的准备，那么最终就会掉入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