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奥尼尔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祖父——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她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栋豪华别墅里长大，从小锦衣玉食，仆人对她言听计从。她很早就懂得金钱的魔力，同时也发现金钱好比咒语，能让拥有它的人生活糜烂、精神空虚，甚至失去奋斗目标。在年少不羁的年代，奥尼尔把家族财富当成一种负担。奥尼尔回忆说，两个堂兄妹就因为终日抑郁最终走上自杀的绝路，她自己则一度酗洒成性。“人们发现我很有钱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很苦恼，”她说，“因此我通常保守这个秘密。”然而，奥尼尔在不惑之年第一次感受到了金钱带来的快乐。她邀请10个朋友登上自家的豪华游艇，一起在加勒比湾欣赏海上风景。“那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她说，“我打算把更多的钱分给别人。”奥尼尔1996年在自己写的书《金色隔都》中分析道，财富在带给人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不幸。她随后设计了“富贵病工程”，专门为那些富有但不会处理与财富关系的人“会诊”。治病方法就是与他人一同分享财富。如今，成功走出财富阴影的奥尼尔忙于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她为“富贵病工程”建立了工作室，在各地发表关于如何避免遭受财富之累的演讲。她还毫不吝啬地从祖父的遗产中拿出上千万美元，捐给各种环保项目和政治活动。奥尼尔更愿意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做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些事情。追求金钱并非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她笑着说，笑容中平添了几分睿智和淡泊。如今的她，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充实。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中学的图书馆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余秋雨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饿了。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人家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青年宫图书馆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找到书，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精神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美国有个名叫哈默的石油大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流亡到沃尔逊小镇。冬雨霏霏，镇长门前的花圃旁的小路成了—片泥淖，行人只好从花圃里穿过，弄得花圃一片狼藉。哈默替镇长痛惜，却见镇长挑着一担炉渣回来了，他把炉渣铺在泥淖里，小路畅通了，再也没有人从花圃里穿过了。 关照别人就是关照自己。当我们都在千方百计算计别人时，殊不知最后收获最多的，却是那些善良地帮助别人的人。

在塞纳河左岸，有一家叫“莎士比亚”的书店。书店狭小而拥挤，但主人热情地欢迎过路的陌生人，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文学的旅法青年。哪怕是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拥有一个床位，只要他愿意在书店做些打扫、整理的工作。免费提供住宿这个奇特的传统，源于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人西尔维亚·碧奇女士。她曾给予初到法国的海明威最温暖的支持，帮叻他找到便宜的公寓，后来甚至在二楼放上一张行军床，让他随便看书。这份体贴让海明威度过了在巴黎最初的艰难时期，令他终生难忘。除了海明威，纪德、乔伊斯、劳伦斯等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都曾把莎士比亚书店当作据点，这里一度成了文学圣地。辉煌的莎士比亚书店终结于纳粹，但它的精神没有消失。10年后，美国青年乔治·惠特曼在塞纳河左岸租下了三层店面，继承了书店之名，继续呵护到巴黎的文学青年。后来书店慢慢被世界各地喜爱读书的人所知，来此借宿的人络绎不绝。于是乔治提高了住宿条件，要求住宿者每天读一本书，同时在三大内交出一篇自己的生平传记，然后把它们印成册子，以此来了解四面八方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如今，莎士比亚书店已经传到80后的第二代店主手中。书店依然杂乱地堆满了书，书架旁摆着一张张板床。它安静地等待着陌生的文学青年在这里驻足，鼓励他们读书、创作。

6岁的加拿大男孩瑞恩·希里杰克为了帮助非洲儿童打一口井，不再受水污染之害，先是帮家人做了四个月家务得了70元钱，后是被他的愿望感动的人，帮他凑齐了一口井的费用2000元。2000年，“瑞恩的井”在乌干达建成，水泥基座上刻着：“瑞恩的井——为了这个痛苦的社会。”2001年，许多好心人资助的“瑞恩的井”基金会成立，仅一年时间，该基金会就为非洲8个国家、挖了30口井，使成千上万的非洲儿童受益。瑞恩因此荣获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国家荣誉勋章，被评选为“北美洲十大少年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