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杆跳名将布勃卡有个绰号“一厘米王”，因为在重大比赛中，他几乎每次都能刷新自己保持的记录，将之提高一厘米。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就有人披露出其中的奥秘，此公训练时经常越过6.25米的高度，但在正式比赛中他从不拿出真本事，而是一厘米一厘米地提高自己的记录。因为它与赞助商和运动会组织者有约，每破一次记录可得75万美元的奖金。所以，他说：大幅度提高成绩是不明智的。布勃卡如此这般，称雄多年。当然了，他的聪明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别人不服也不行，你倒是跳得比他高呀！ 思考转了一个弯，便是一大笔财富。同时，好想法也需要有实力啊！

在一个农场里面有12头猪，为了满足新的卫生规定，猪圈和喂猪的食槽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通道只能容纳两只猪同时通过。这就意味着如果猪群们一哄而上，那么每次吃饭的时候这群猪就得先挤个你死我活，未吃上饭就先掉几斤肉，这实在是个很痛苦的事情。主人一筹莫展。终于有一天，一位路过的老者告诉他，把鞭子撤了至少会更好一些。主人照办了，数月后，他的猪安定了，胖了。其实，猪并不像它的样子那样笨拙，即使没有通道口上的鞭子，在经历了无数次痛苦的挤压以后，这些猪也会发现，过这个通道的时候可不能一鼓作气闭着眼晴就向前冲。要早早吃上饭，得慢慢地探身作试探状，确认无猪与己齐头并进再放心大步向前。因为猪不是人，这个学习的过程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却说明一个事实，大家都不是傻子，如果无秩序是有害的，那么秩序是可以慢慢地自发生成的。

德国人相信规划，生活中，充满了规划。德国的门把手，一律“一”横。因为“扭”力比“一”横的柄大，结果故障率高。“一”横柄，往下按，轻轻推，豁然洞开。用力小，损耗低，最符合工程经济学。德国的窗，都是往里开，而且从上部开，这样上宽下窄，兜住所有轻轻扬起的室内浊气、尘埃，落于窗外，又不让落叶、雨水漏入室内。倘若侧开窗，雨就会从侧面斜入。风，不管从哪个侧而飘，侧开窗的上面豁开的角度肯定会渗入。在欧洲，有教堂的地方未必有广场，那是小镇；有广场的地方一定有教堂，那—定是个大镇，而号称法兰克福南京路上的广场，却不在教堂门前。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兰克福几乎化为废墟，所以那里的古建筑少，高楼多。这是座重新规划的城市，所以在这里广场不再是教堂的附属物，而体现出现代市政的理念。广场是人流、车流中转，更是商业聚合中心。那个广场是地铁出口，四周都是“豁”口，而不是只有十字路口，这样便于抄近路去到每个方向，但任何“豁”都不会堵车。每个“豁”口都有“包口”——岔路口弧形店铺，左右过客都能一目了然的店铺。过去上海法租界这样的商铺较多，可谓是“龙额上的珍珠”，在上海是“可遇不可求”，租金明显高于隔壁沿街店铺。站在法兰克福的广场，环顾椭圆四周，包口店铺尽收眼底，这样的店铺开角更阔、收视率更高，租金也更高。路口越多，包口越多，顾客越多，消费越多，政府税收就越高。在德国，凡事都很合理，合理的背后就是规划，规划的结果是规则，有了规则，就按照规则做，哪怕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儿迂腐。

一天，宋太祖在宫中大宴群臣，席间有两位大臣喝醉了酒，在宋太祖面前争起功来，两人越争越不服气，竟然在太祖面前对骂起来，连起码的君臣礼节也忘到了九霄云外。其他出席宴会的大臣见状，纷纷奏请太祖，要求将他们治罪。宋太祖不动声色，仅说了句“他们都喝醉了”，便派人把他们送回家去。第二天，二人酒醒，想起了昨天的事情，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想：如果太祖追究起来，下场就惨了。于是相约到太祖面前请罪。宋太祖微笑着说：“朕也喝醉了，记不起昨天的事了。”两位大臣明白，这是太祖故意为他们开脱，内心十分感激。其实太祖也处于两难境地：处罚他们了，会有伤君臣关系，毕竟他们都是开国的元老重臣；不追究则乱了规矩，又有失君王的威仪。宋太祖巧妙地运用“糊涂”术化解了这个难题，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1904年奥运会，日本撑杆跳高运动员佐间代富士在试跳时走进沙坑，把手中的撑杆用力插到沙土里，把一端搭在高处的横梁上后，他顺着竿子往上爬到最高处，然后越过横梁从另一边顺着竹竿滑下来。所有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有这样的撑杆跳比赛方法？裁判们十分犯难。因为按照比赛规则，日本选手并没有违反规则，只不过他投机取巧而已。于是裁判补充了撑杆跳比赛的规则，要求运动员必先有一段助跑的过程。没想到，佐间代富士如法炮制，只不过前面跑了一段罢了。裁判组不得不赶紧重新制定新的补充规则，这才有了现在的撑杆跳规则。 规则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的，妄图通过寻找规则的漏洞来获取利益的人，最终还是会被规则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