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很多马路很窄，比如旺角，两车道、三车道而己，但是公共汽车开得非常快，呼啸生风！而北京的很多路，多达七八条车道，车仍然开不快。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香港开车，一直沿一条道走会比较快。而在北京，马路很宽，左边不行就右边，右边不行再左边，有很多车在不停地并线，这让整条很宽阔的马路的运营效益大大下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合成谬误”。就是说每一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有效率的，加起来却是一个谬误。萨缪尔森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让我们想象一个非常简陋的露天剧场，大家可以坐在地上看，但是只有坐在后面的人觉得看得不够清楚，为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就会站起来。他们一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会站起来，结果大家就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还是看不清楚，成本增加了，福利却没有增加。聪明人又会想出一些办法来，站着不行就踮起脚看，结果全场的人都会踮起脚看，整体的福利又下降了。如此循环往复，整体福利一直在下降，个人成本不断在上升，这就是“合成谬误”。当第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能想到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踮着脚站在高凳上看。“合成谬误”只是萨缪尔森的一个概念，他真正要提出的理论叫“公共改进”，就是要终止一个恶性循环的游戏。剧场内的阶梯形设计，就是一种“公共改进”。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设施，实际上它是一种制度设计，使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大家不至于陷入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中，不至于陷入一种集体的谬误当中。

春秋时期，楚国的运输工具比较落后，出行用的马车底座较低，不仅容易碰伤马腿，而且车速很慢，一旦发生战争，不利于运送物资。 楚庄王于是召集大臣，商议要将全国的马车底座改高。楚令尹孙叔敖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对楚庄王说：“老百姓已习惯乘坐这种低矮的马车了，如果大王强行命令老百姓改造马车，势必会招致老百姓不满。” 楚庄王问孙叔敖有什么办法。孙叔敖提议说：“其实很简单。只要让各地的官府发布告示，就说根据天文历法推算，今年有可能会发大水，为了避免洪水漫进房屋，各家各户的门槛都要加高一些，这样就可以了。”楚庄王听了，高兴地点头表示赞许。 很快，告示就在全国发布。老百姓为防范洪水，都加高了自家的门槛。可这祥一来，马车再进门时，车底就会碰到门槛，车上的人不得不先下车，让人把车先抬过去。一开始，大家还能忍，时间一长，都觉得这种低矮的马车太不方便了，于是纷纷把马车底座改高。半年后，楚国低矮的马车全都改造完毕。

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

1945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率美国代表团秘密乘坐“昆西号”巡洋舰前往马耳他，计划与丘吉尔会合后，再搭飞机前往克里米亚半岛。总统在出国时喜欢有家人陪伴，这次是他的爱女安娜与他同行。2月2日，“昆西号”抵达马耳他，安娜收到了军舰上的一张账单——享用“总统专用零食”，应缴纳32.5美元。 贵为总统的女儿，却要为吃的零食买单，这样的平等理念在我们看来或许不可思议，可见这样的公平原则，早已深入美国人的人性之中，一个公平透明的制度，无疑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最有力的的保障。

日本人遵守规矩的水平非同一般。有一次，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开车上了高速公路，正碰上堵车，大家都把车停下等着。这时，孩子开始内急，但也得忍着，因为日本法律规定，司机和乘客不能在高速公路上下车，即使前面堵车，你也必须在车里等待。这就是说，孩子不能下来小解。万般无奈，母亲拿了一个塑料袋，让孩子把尿撒到里面，然后，开车带回自己家。这个消息经媒体披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有的认为法律的制定应更人性化，好让普通老百姓有回旋的余地；有的认为孩子的母亲这样做很好，是遵纪守法的典范。但无论如何，这个母亲用行为捍卫了祖国的规范，也把规范烙在儿子心上。

因为地理环境和人种的缘故，德国人大多天生高大魁伟，日耳曼男性一米八以上很常见，一些女性也很高挑，但是，德国人对空间的概念却十分节俭，有时候到了“小气”的程度。在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为了方便乘客，甚至跟火车站毗邻设计，方便德国全国甚至西欧乘客的往来。机场的办理口多达上千，但是，每一个办理口都很“迷你”。称重、传送带都按照统一标准设计，超大号的箱子只要侧身放置，基本都可以满足乘客托运的要求。无形中既节约了空间，又规范了登机程序，还对乘客的排队做出了限制——仅限一人依次办理。同时，登机口也比较袖珍，基本可以满足80%乘客的座位需求。不仅如此，德国的建筑特别是住宅的高度也没有想象中的高，一般在2.4至2.8米。问起来，才知道高空间虽然“敞亮”，但无形中浪费了很多资源。并且，德国冬天天气寒冷，稍微紧凑一些，也能使人感到温暖。

2014年8月14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田径欧锦赛3000米障碍赛上，法国选手梅吉西·本巴一路领先，眼看终点在前，他兴奋地脱下上衣，咬着衣服朝终点奔去……剧情突变，裁判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意味着他第一个通过终点，但没有金牌……

靠人脉、钱脉分配科研项目经费是一大弊端，中外皆有。发明液晶显示器的美国人乔治·海尔迈耶，被称为“液晶显示器之父”。他的一大贡献是提供科学审查项目资助依据的“海尔迈耶问题”。每个申请者要诚实、详细地回答九个问题：一是你想做什么？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是怎样的，现在研究的局限何在？三是你的方法有何新意，为什么会成功？四是谁会关心你的研究？五是如果你成功了，你的工作会带来什么改变？六是此项目的风险和回报是什么？七是要多少成本？八是花多少时间？九是有无中期检查和终题检查能检验它是否成功？这九个问题杜绝了许多资助上的浪费和漏洞。乔治·海尔迈耶已于2014年4月逝世，但这九个问题和他的液晶显示屏一样，是留给人类的不朽财富。

古罗马一位皇帝叫康德茂，他爱好在角斗场与人格斗，亲手杀死上万人的格斗规则是由他自己制定的：他手执利刃，而对方只能持木制的家伙。借助这个规则，他手起刀落如砍瓜切菜。与康德茂搏斗的奴隶中也不乏真的猛士，有一身气力和武功，也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怎奈面对康德茂时，手里没有真家伙，为之奈何？ 不公平规则，只对制定者或者拥有特权的一方有利。在康德茂的规则之下，连大象也不是他的对手。据说，当大象被牵到角斗场时，他坐在那儿，拿铜铃般的大眼晴瞪着大象。大象见了他，就开始流泪，环顾四周，向众人讨饶。 我曾经看过几米的一幅绘本，题目叫《公平的游戏》，一条被钓上来的鱼，掉下硕大的泪，这泪大得惊人，下面有一句话：是因为痛，还是怨恨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如果钓鱼的人，嘴里也含着鱼钩来博弈，输的鱼，是不会流泪的。 有秩序的社会，人的生活，都在规则下运行。规则公平与否，决定规则下人的命运沉浮与价值实现。

英国人是世界上最爱排队的人。商场、银行、邮局……只要在公共场合，总能看到英国人在排着长长的队。但是，队伍中绝无一点抱怨和喧嚣，每个人的脸都是坦然，都是心安理得。一位旅英华侨讲述了一次去警察局办手续时的见闻。当时，他看见一名老警察正在指导一个实习生：办理好一个人的登记后，要把纸张放好，要是铅笔断了，就削铅笔，必须要一切就绪了再叫下一个。英国人爱排队，并服从排队的安排，归根到底还是他们对规则的崇尚。事实证明，最笨拙的规则，也比无规则要好得多。有了规则的约束，投机钻营者就失去了机会，这让所有人在机会面前都是平等的，大约正是这种平等使英国人安心于排队。

网络文体，时下风头正劲。从“咆哮体”到“蓝精灵体”，从“TVB体”到“淘宝体”，这些几十字甚至上百字的语段，扮作嬉笑怒骂各种神态，在互联网内外方兴未艾、遍地开花。或源自对童年的怀恋，或表达对生活的不满，或呼唤社会良知的回归，网络文体以集体喷发的态势，超越“雷”、“给力”、“神马”等风靡一时的字词，成为网民疏解情绪、表达意见的新媒介，甚至跃升为网络语言的强势形态。但事实上，这些网络文体不过是一种相对个性化和自由化的诉求方式，并不能作为一种全民通用的语言规范出现，网络文体五花八门，都经历着从最初形式的新颖到流行后的滥熟再到最终弃用的历程，其目的只是满足一部分人的表达需要，取代不了流传几千年的汉语规范。

一群大学生在德国某城市街头做了个试验。他们把“男”、“女”两个字分别贴在马路边两个并排的电话亭的门上。结果发现，来打电话的男士都走进了“男”电话亭，女士则都进了“女”电话亭。一会儿，“男”电话亭爆满，先生们宁可在门外排队，也不去光顾正空着的“女”电话亭。最后，终于有一个男人走进了“女”电话亭，一问，原来是个法国人。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性，一个遵守规定的民族，也许有些死板，但却值得我们的尊敬。

秦志晖曾为网络推手，网名“秦火火”。他承认制造并传播的谣言有3000余条。其中，很多谣言都在一时之间成为了网络热点，比如，雷锋生活奢侈；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原铁道部向动车事故中的天津遇难者协玟赔偿30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接近两亿元）。公诉机关指控秦志晖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8月间，使用“淮上秦火火”、“炎黄秦火火”、“东王秦火火”等微博账户，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网络上散布，引发大量网民转发和负面评论。公诉机关认为，该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应当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904年奥运会，日本撑杆跳高运动员佐间代富士在试跳时走进沙坑，把手中的撑杆用力插到沙土里，把一端搭在高处的横梁上后，他顺着竿子往上爬到最高处，然后越过横梁从另一边顺着竹竿滑下来。所有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有这样的撑杆跳比赛方法？裁判们十分犯难。因为按照比赛规则，日本选手并没有违反规则，只不过他投机取巧而已。于是裁判补充了撑杆跳比赛的规则，要求运动员必先有一段助跑的过程。没想到，佐间代富士如法炮制，只不过前面跑了一段罢了。裁判组不得不赶紧重新制定新的补充规则，这才有了现在的撑杆跳规则。 规则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的，妄图通过寻找规则的漏洞来获取利益的人，最终还是会被规则打败。

1949年5月，刘伯承做了刚刚解放的南京市第一任市长。有一天，他好不容易才抽空和全家人去中山陵散心，不料中山陵却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刘伯承刚要离开，却被中山陵的负责人拦住了，执意要他们进去参观，刘伯承婉言谢绝了。儿子不解地问：“这么好的机会您怎么放弃了？”刘伯承说：“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不过，你没看见人家贴出告示，说不接待参观吗？如果接受他们的邀请进去参观，那我们就是走后门，搞特殊化了。”刘伯承停了一下，指着远处高楼上的大钟说：“钟上有大中小3个针，它们每天都按自己的轨道绕着那个圆点在转，才不至于使时间混乱。人也一样，必须有一个‘圆点’，那就是规矩，谁也不应该偏离自己的轨道和那个‘圆点’，否则他将背离人们的意愿，不仅让人民唾弃，也会被历史抛弃。”人人平等，排除特权，规矩才叫规矩，才能起到应有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刘伯承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是南京的市长，日理万机之余，到中山陵走走，就算那天中山陵不开放，开个特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刘伯承却拒绝搞特殊化，并巧用比喻，教育家人要遵守做人的“规矩”，以免“让人民唾弃”和“被历史抛弃”，发人深思。

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被晏婴识破了。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当前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当下“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一名男子在登机时没有按照自己登机牌的座位号就坐，反而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并坚持“先来后到”的“公交占座规则”……有网友曝料称，2015年1月26日，上海虹桥机场一航班上上演了这样的一幕。记者27日从相关方面证实，事发26日上海飞往广州的FM9311航班，由于该男子行径导致航班延误近2小时方才起飞。目前，该男子已被行政拘留。“FM9311，经济舱几乎是满客。”曝料网友称，事发26日一班从虹桥机场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旅客登机时没有按照自己登机牌的座位号就坐，“而是挑选了二个靠窗的座位坐下”，但“靠窗座位的旅客不肯与其对调座位”。曝料网友续称，当时机组方面劝说了20多分钟，但“该旅客执意坚持公交车那种先来后到占座的规则”。当时周围很多旅客纷纷要该男子下飞机，“面对这种情况，航空公司决定让该旅客中断行程”。此外，曝料网友表示，男子最后被民警带下飞机，并称男子为上海某知名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因公出差去广州，“占座的理由是为了方便观看窗外的风景”。

1916年，山东军阀张怀芝把省长赶走，自己当上了山东省长。但他是个文盲，对日常事务一窍不通。于是，他决定用抽签决定办事人，抽中谁就把公事交给谁办。这样一来，倒也省事，不但把政事打发了，而且从此以后，省署里的重要官职员们谁也不敢擅自离开，怕被抽到时而无法应卯。一天，张省长抽到了姚鹏，连叫几声，无人应卯。他勃然大怒，下令打二百军棍。这姚科长是位老名士，历任省长都敬重他，这天恰好有事外出。全省署官员一致求情，张怀芝先是不答应，后经多方求情，才达成妥协，由姚鹏亲自写一张欠条呈给张怀芝。欠条内容是：“兹欠到：省长公署军棍二百。” 规则的制定最为重要，规则荒唐，行为也只能荒唐了。

在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时，有天下午，章子怡约了一个朋友来看电影，因为塞车，朋友晚到了几分钟，刚走到影厅门口，里面的灯熄灭了，虽然连片头也未开始，但朋友却被守门的工作人员拦住。朋友好说歹说哀求放其进去，但工作人员翻来翻去就是一句话：“电影已经开场，谢绝入内！”朋友只好给章子怡发短信求助，作为评委，章子怡无法脱身，就让助手去“营救”，很快助手也传回讯息“纪律严明，交涉未果。”就这样，章子怡在里面看电影，朋友只能在影厅外喝咖啡。 虽然只是个小插曲，却让章子怡心头荡漾起无限暖意，在一个尊重电影的城市，有着一部值得尊重的电影，无疑为世上最惬意的事。 戛纳电影节真正的主角不是耀眼的明星，而是电影本身。正是这种对电影尊重的最高境界，才成就了戛纳这个城市66届电影节的传奇。

8年前，瑞典隆德大学提供一笔资金，邀我去访学。期间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就是领你转转，让你看看，感觉在混吃混喝。临别前我颇有点内疚地问：你们花这么多钱请我，到底想干什么？一位教授告诉说：我们想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好的制度。瑞典只有1000万人口，是个蕞尔小国。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何以有如此强烈的制度和文化自信？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她当检察官32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二十多年，只遇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元瑞典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刑两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