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山东军阀张怀芝把省长赶走，自己当上了山东省长。但他是个文盲，对日常事务一窍不通。于是，他决定用抽签决定办事人，抽中谁就把公事交给谁办。这样一来，倒也省事，不但把政事打发了，而且从此以后，省署里的重要官职员们谁也不敢擅自离开，怕被抽到时而无法应卯。一天，张省长抽到了姚鹏，连叫几声，无人应卯。他勃然大怒，下令打二百军棍。这姚科长是位老名士，历任省长都敬重他，这天恰好有事外出。全省署官员一致求情，张怀芝先是不答应，后经多方求情，才达成妥协，由姚鹏亲自写一张欠条呈给张怀芝。欠条内容是：“兹欠到：省长公署军棍二百。” 规则的制定最为重要，规则荒唐，行为也只能荒唐了。

德国人相信规划，生活中，充满了规划。德国的门把手，一律“一”横。因为“扭”力比“一”横的柄大，结果故障率高。“一”横柄，往下按，轻轻推，豁然洞开。用力小，损耗低，最符合工程经济学。德国的窗，都是往里开，而且从上部开，这样上宽下窄，兜住所有轻轻扬起的室内浊气、尘埃，落于窗外，又不让落叶、雨水漏入室内。倘若侧开窗，雨就会从侧面斜入。风，不管从哪个侧而飘，侧开窗的上面豁开的角度肯定会渗入。在欧洲，有教堂的地方未必有广场，那是小镇；有广场的地方一定有教堂，那—定是个大镇，而号称法兰克福南京路上的广场，却不在教堂门前。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兰克福几乎化为废墟，所以那里的古建筑少，高楼多。这是座重新规划的城市，所以在这里广场不再是教堂的附属物，而体现出现代市政的理念。广场是人流、车流中转，更是商业聚合中心。那个广场是地铁出口，四周都是“豁”口，而不是只有十字路口，这样便于抄近路去到每个方向，但任何“豁”都不会堵车。每个“豁”口都有“包口”——岔路口弧形店铺，左右过客都能一目了然的店铺。过去上海法租界这样的商铺较多，可谓是“龙额上的珍珠”，在上海是“可遇不可求”，租金明显高于隔壁沿街店铺。站在法兰克福的广场，环顾椭圆四周，包口店铺尽收眼底，这样的店铺开角更阔、收视率更高，租金也更高。路口越多，包口越多，顾客越多，消费越多，政府税收就越高。在德国，凡事都很合理，合理的背后就是规划，规划的结果是规则，有了规则，就按照规则做，哪怕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儿迂腐。

大家都知道，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教育家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 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 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说文解字》这本书，他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定量，有恒，保持经常学习”，这些都是宝贵而有效的学习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借鉴与实践。

家庭生活的贫困，使伽利略不得不提前离开大学。失学后，伽利略仍旧在家里刻苦钻研数学。由于他的不断努力，在数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他还发明了一种比重秤，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为《固体的重心》。此时，21岁的伽利略已经名闻全国，人们称他为“当代的阿基米德”。在他25岁那年，比萨大学破例聘他当了数学教授。

吴孟达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到大，他一直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学习好，钢琴好，绘画好，篮球也棒，就连玩剪刀石头布，也远胜同龄孩子一筹。李小龙时代，他梦想做一个电影巨星。1971年，他进入香港无线电视演员培训班。在这个周润发、任达华等精英聚集的班级中，他的成绩仍然稳稳居于班级前三名。导演对他说：“你的长相太过老气，只怕很难演主角。”他不信：“我成绩这么好，怎么就演不了主角呢？”他不停地去剧组面试，不停地被拒之门外。在他走投无路时，他的老师告诉他，香港每年有几百部电影问世，就有几百个主角，但成名的有几个呢？“若是演技平平，演了主角又能怎样？若是真有功力，配角何尝不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从此，他认认真真地演每一个配角。后来，他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成为华人娱乐圈最具实力的演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