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被知识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刘节是他的得意弟子。刘节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了上级，陈寅恪成了批斗对象，没有人再敢同陈寅恪接触了，刘节却对老师一如既往，依旧十分尊重，过年过节时还去行拜见的大礼。 1954年刘节也遭受批判，有人向他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便可过关。他却坚持不转向，愤而辞去了历史系主任。“文革”中，刘节自己遭受的苦难已无以复加，还把陈寅恪将要受的苦难揽到自己头上。1968年农历春节前，双目失明、年近八十的陈寅恪卧病在床，红卫兵要把他抬去批斗，陈的妻子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时，刘节挺身而出，主动代替老师去接受批斗。罚跪、辱骂、殴打告一段落，勒令他“自己批判自己”时，他说：“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 在那人人难以自保的年月，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不少人走上了断绝家庭关系甚至脱离父母关系之路。刘节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像多数人那样，与批斗对象划清界限，反而还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斗，虽非空前绝后之举，“文革”中也是仅此一例。在遭受非人待遇的年月，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他还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

1952年，二战期间的盟军司令，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一次会议上请拉比教授（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演讲，说：“在众多雇员里，您能够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学校深以为荣。”拉比教授当即回敬：“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您才是学校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2013年10月22日，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携新书《朱军荧屏悟语》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新书发布会。曾在北大攻读了艺术硕士的朱军称自己写论文时，母校导师对待朱军一视同仁，没有任何额外照顾，他坦言自己也会为成绩忐忑担心，“你们没有把我当作荧屏上那个朱军，感谢你们那么不给我面子”。朱军笑称北大不给自己面子，尽管是句玩笑话，可却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因为作为央视的名人，朱军多少还是有一点面子的。谈不上众星捧月，可言必称“老师”似乎并不为过。要不然，我们该怎么称呼“朱军”同志呢？北大没有给朱军面子，但正是没有给朱军面子，北大才捍卫了自己的荣誉，守住了学术的底线，留住了自己的面子。

1416年的一天下午，青年于谦和同学们正在浙江钱塘吴山三茅书院内读书，御史大人来书院巡查了。一群教书先生急忙恭敬地出门迎接。御史来到班上，其他同学更是战战兢兢停止了读书，只有于谦头也不抬，继续看书。御史为教训这个对他不恭的青年人，便恶意叫他跪着讲一段书给自己听。于谦有礼貌地向各位官员拜礼，然后用强硬的□气说：“大人让我跪着讲书可以，可要请各位大人跪在案前听讲！”御史恼羞成怒，气得将手中的戒尺折成了两截，其他人大气也不敢喘。于谦依然态度强硬地说：“大人，今天学生要讲的是太祖高皇帝的大诰，我于谦不敢不跪下，为了表示对高皇帝的尊敬，我看各位官人也不敢不跪下听吧？”刚才还大耍威风的大小官员只好跪下，一直听到于谦讲完学。

在河南郑州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位年近花甲的草根明星。已经整整8年，他每天背着书包，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校园内潇洒地往来，大家习惯于称呼他“风筝爷爷”。他已成为许多毕业生对于母校的难忘回忆。他叫李雪成，是郑州大学新校区附近的村民，今年58岁，早年离异，子女都不在身边。2006年11月，李雪成的家被拆迁，他一夜暴富，可无所事事并不是他的生活原则。他租住在离郑州大学附近，平日有闲，就来到了郑州大学。“就像哥伦布发观了新大陆，我发现郑大是个好地方。”李雪成说。虽然他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多年来他对文学的狂热丝毫没有减退，他喜欢校园，就像“丑小鸭回到了白天鹅群里”，在这里他，找到了有共同语言的人。从此，他把自己当成“家里人”，经常到教室蹭课，讲得好就听，不好就走。他爱和同学聊天，和中文系的学生聊鲁迅，和哲学系的学生谈尼采，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他还坐在路灯下看书，感动了无数学子。看书累了，他就在教室里休息，也会去假山下睡觉，“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谁有我逍遥自在？”更多的时候，他爱在操场上放风筝，因此得了个“风筝爷爷”的绰号。李雪成觉得，在社会上没人瞧得起他，而在郑大校园里，虽然自己穿戴不光鲜，却因为有智慧、有想法而受到学生的尊敬，这让他找到了存在感，倍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