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画家徐悲鸿不仅画艺高超享赞世界，而且有很高的人品，为人刚正耿介。他痛恨那些趋炎附势的所谓“艺术家”。他拒绝为反动头子蒋介石画像，国民党政府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为此登门威胁说：“徐先生还是冷静点好，你是才华横溢的大艺术家，我奉劝你不要做这样愚蠢的事，免得以后悔恨。”徐悲鸿蔑视地说：“悔恨？我只能感到自豪！因为你的座右铭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而我的座右铭则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他自书一副对联悬于堂上——“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以表明自己刚正的人格。

贝多芬和李希诺夫斯基公爵曾是好友，但在拿破仑占领维也纳后，公爵居然为了逢迎侵略者，强迫贝多芬演奏。贝多芬愤怒到了极点，两人的友情就此结束。贝多芬在信中说：“公爵，你所以成为公爵，只不过由于你偶然的出身；我所以成为贝多芬，却完全靠我自己。公爵在过去有的是，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贝多芬的自信为他赢得了尊严。可见，人的高贵，不在于身份地位，而在于对自我的信心与定位。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

“发完自拍会关注多少人点赞，发完语音会自己点开再听一遍，一旦自己制造了冷场就会很难过，怕没人回应不敢在群里说话，自认为存在感薄弱。”这些描述，你中了几条？最近，上面这些现象被作为“社交形象焦虑症”的具体表现在网上广为流传。此言一出，众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躺枪，认为自己是“重度患者”的也大有人在。而心理学专家指出，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期待点赞、回复和转发并不羞耻，期待落空而产生的轻微焦虑情绪也并非“病发”，只是低自尊引起的正常行为。

自信，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美籍物理学家钱致榕谈过他在中学时期的一件事情。那时，他所在的班级很多学生学习不认真，不求上进，考试经常作弊。一次，一位老师从300多个学生中挑选了60个人，组成了所谓的“荣誉班”。当时，钱致榕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位老师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有发展前途，所以才将他们挑选出来重点培养。面对如此优待，大家都很高兴。从此，以往调皮捣蛋的学生规矩了，将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自惭形秽的同学，这下有了信心，做什么都昂首挺胸。他们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老老实实地学习。那位老师果然没有说错，他们都是有发展前途的人——这些“重点”培养的人后来大多学有所成。一次，钱致榕又遇到了那位老师，才知道，原来，“荣誉班”挑选出来的60位学生不过是随意抽签决定的。老师的鼓励，让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心，从而自尊、自强，努力学习，成了有所成就的人。

复旦附中高三女生汤玫捷在校成绩排在100名左右。在国内许多老师看来，汤玫捷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学生。但是，汤玫捷却因为自身特别优异的综合素质，成为2004年唯一被哈佛提前录取的中国学生并获得全额奖学金。汤玫捷的成功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那段时间汤玫捷每天接到不少电话希望她出书介绍成功经验。汤玫捷告诉记者，她不愿出书，不愿把自己的经历简化成抽象的“成才公式”，因为“我们是野生植物，不是园林植物。每个人独特的优点就是自信的源泉”。

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年），孙中山刚刚从日本留学归国。有一次，在路过武昌总督府时，他想见一见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于是便让守门人传一张便条进去。张之洞打开这张便条，只见上面写着：“学者孙中山求见张之洞兄。”张之洞没听过这个人，好奇其有如此大的口气，于是问道：“他是什么人？”守门人说：“一个书生。”张之洞非常不高兴，提笔在条子上写道：“持三字帖，见一品官，白衣尚敢称兄弟？”守门人出来，将条子递给孙中山，孙中山看过之后，从容地在条子上写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也可傲王侯。”守门人又将条子传了进去，张之洞看过之后，连忙说：“请！”孙中山以一介“布衣”笑傲王侯，可见其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和不惧怕权贵的精神。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孙中山运气好，恰遇君子，如果遇一昏官，早给他闭门羹了。当时身在高位的两广总督能折服于孙中山的气势，也可看出张之洞的器量以及识才爱才之心。张之洞初以规矩来要求他人，不肯见布衣书生；但后为其魄力和骨气所动，欣然接见，也算破了自己的“规矩”，堪称圆润变通的典范了。

大翻译家傅雷小时候应邀去同伴的爷爷家玩。回家的路上，傅雷一直哭。他想不明白，怎么别人家脚踩的地方都远远胜过自己睡觉的地方。回家后，他向母亲哭诉。母亲听完后，为他擦干眼泪，平静地说：“孩子，我们不必羡慕别人家漂亮的地板，再漂亮的地板也是被人踩的，只要我们好好地活着，不自卑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任何漂亮的地板我们都可以把它踩在脚下。”后来，昔日的小男孩已长大成人，他走过的地板越来越漂亮，但他时刻也没有忘记母亲的话。虽然他仍旧贫穷，虽然他见过许许多多漂亮的地板，但他从来没有自卑过、难受过，那些漂亮的地板上，只留下他昂首前行的脚印。

春秋时政治家晏子用一匹驾车良马赎了奴仆越石父的身，将他带回齐国。到齐国后，晏子对越石父招呼没打，就回家了。越石父很生气，要与晏子断绝交往。晏子派人说：“我与先生并没有交往，我看你可怜，赎你回来，你还不满足吗？为什么要与我断绝交情呢？”越石父说：“听说君子最大的痛苦是找不到知己。我地位低下，没人了解我。你把我赎回来，我以为遇到了知音。可你这样不辞而别，和雇我当仆人又有何区别呢？还不如继续让我当仆人去！”晏子听到这样的话，赶快去见越石父，以恭敬的态度对他说：“前两天只见到先生的容貌，今天才了解先生的志向。听说君子不因小误会而绝情，请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吧！”于是设宴招待越石父，以尊贵的朋友对待他，越石父激动地说：“这样做，我反而不敢当了。”

1941年12月，日本进攻香港。当时在香港的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就留起了胡子，因为他是唱旦角的，留起胡子，日本人就无法强迫他唱戏了。1942年，他返回上海，可仍然闭门不出，拒绝演出。大汉奸褚民谊来找梅兰芳，请他为庆祝所谓“大东亚圣战”一周年纪念作巡回演出。梅兰芳以胡子为借口回绝并讽刺了褚民谊，褚民谊无功而返。后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头目要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兰芳出面讲几句话。梅兰芳听说后，与家人商量，决定采取自伤身体的办法，让医生给自己打了3次伤寒预防针，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本人听说后仍不相信，派军医来检查，果然发现梅兰芳得了伤寒，高烧42度。他们这才放弃原来的打算。梅兰芳在八年抗战中，身处逆境，始终拒绝为敌伪演出，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公元1798年，拿破仑率领远征军开始对埃及大举进攻。远征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在西奈半岛，远征军包围了一座名叫沙姆沙伊赫的小城。小城居民纷纷拿起大刀、长矛，站在小城城墙上，他们同仇敌忾，要与来犯之敌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与小城共存亡。 拿破仑横刀策马率军来到城下，他正要命令士兵进攻，忽然，他发现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一群妇女和儿童，有的怀里还抱着婴儿，面对他率领的20万大军，他们毫不胆怯，怒目而视，准备迎战来犯之敌。 拿破仑知道，此吋此刻，他只要将手中的战刀一挥，他率领的千军万马将以摧枯拉朽之势，轻易夺取小城，为远征军扫清前进中的障碍。 这时，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拿破仑缓缓放下战刀，命令部队后撤，绕过小城，另取道前进。 手下的大将非常不解，这么好的攻城机会，怎么放弃了？要知道，如果另取道进发，遇到联军阻击，部队将会造成很大的伤亡，甚至会惨遭失败。 面对将士们不解的神色，拿破仑喃喃地说道，守卫小城的都是一些妇女和儿童，他们是弱者。向弱者低头，才是真正的士兵。 说罢，拿破仑跳下战马，向守城的妇女和儿童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你们胜利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看着撤退的拿破仑士兵，守城的妇女和儿童高声欢呼着胜利，那胜利的欢呼声传出很远、很远……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少年时代，是在国运衰颓、兵祸连绵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刚满十六岁，家乡济南就被金兵占领了。他目睹烽烟翻滚，山河破碎，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藏在心间。有一天，金人贵族中的一个中下级军官完颜千户耀武扬威地来到辛家，硬逼着辛弃疾的祖父辛赞用酒肉款待他。辛赞是个老实人，憋着一肚子气，勉强摆了一座酒席。骄横的完颜千户几杯酒下肚后，更加得意洋洋，竟当众侮辱起敬酒的小僮来了。这一来，年少气盛的辛弃疾再也忍不住了。他“嗖”地从墙上抽出一把宝剑，“噔、噔、噔”几步走到完颜千户面前，激昂地说：“趁诸位酒酣耳热，让我舞剑给大家开心助兴！”说罢，便挥剑起舞。只见他有时轻似燕子点水，有时重如泰山压顶。舞到兴头上，剑人合而为一，只有剑光闪闪，不知人在何处。正在这时，忽听辛弃疾猛喝一声：“看剑！”一个大鹏展翅，宝剑直指完颜千户的脑门。“啊！——”完颜千户吓得面如土色，“扑通”一声，连人带椅仰倒在地，桌子上的杯盘叮当落地，打得粉碎。辛弃疾急忙收剑做了个干净洒脱的收势，说了声“莽撞了！”从容地站立一旁。完颜千户惊魂未定，还呆呆地坐在地上。等到奴仆们赶忙上前扶起，他才不得不尴尬地说出话来：“舞得好，好厉害的英武少年！”

元兵南进，南宋文武官员拥着11岁的端宗皇帝退到广州海面。不久，端宗受惊而死，大家打算各奔前程。大学士陆秀夫挺身而出：“古人只有一旅一戍，还能中兴，现在百官都在，兵有数万，如果天不绝宋，岂有不能成功之理！”在他的坚持下，宋军继续与元军作战。逃亡朝廷最后以崖山作根据地，在粮食断绝多日之后，元兵发起猛攻，终于打进崖山。为了不做俘虏，陆秀夫背起幼主，毅然跳进海里，壮烈殉国。陆秀夫能做出以身殉国的举动，原因只有一个：忠贞爱国。

谢甫琴科是俄国著名诗人。有一次沙皇召见他，其他人都弯腰鞠躬，唯有他凛然站立不动。沙皇大怒，责问他。他毫不畏惧地回答：“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像周围这些人一样，在你面前深深弯腰，那么你怎能看清我呢？”谢甫琴科能面对位高权重的沙皇不卑不亢，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

科菲·安南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后，人们担心他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代言人”。对此，安南坚定地表示，他是“独立自主的人”，绝不会成为美国的傀儡。他果不食言，说到做到。他曾以秘书长的身份访问华盛顿向克林顿讨债，敦促美国尽早补交拖欠的13亿美元会费。安南此行是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绝不是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可以任其随意摆布。在伊拉克武器核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安南并没有迎合美国立场。而当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安南始终强调联合国必须在解决国际冲突中发挥核心作用，批评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就对伊动武。由于在位期间良好地秉持着独立性和公正性原则，安南秘书长的工作获得了绝大多数成员国的积极配合、支持，也使其在2001年轻松连任。

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造就了一位杰出的抗元英雄文天祥。在元军大举南下之际，文天祥率领军队与元军苦战于江西一带，终因众寡悬殊，兵败被俘。文天祥被押解到燕京后，元朝当局因知他文武全才，便软硬兼施，用了各种办法，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文天样虽身陷囹圄，却坚贞不屈、志不可夺，宁死也不出卖自己的灵魂，表现了崇高的气节。文天祥有一个弟弟叫文溪山，当时还在惠州做官，他看着宋室江山大势已去，不思振作，却甘心媚颜事敌。就在文天祥被俘后的次年5月，他投降元朝，后即赴燕京，骑马招摇于市。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听到这个消息，捶胸顿足，放声痛骂，大骂他的弟弟文溪山没有骨气。骂毕，挥笔作诗一首：“去年别我施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兄弟一囚一骑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志，悠悠白日横苍烟。”文天祥还有一个哥哥名叫文天祯，也曾做过官。后因弟弟文天祥死节，于是再也不愿为官，隐居山林。同是一母所生，兄弟三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相径庭，这是和他们的道德信仰及人生追求分不开的。

有一天上午，沈从文从课堂里溜出来，一个人跑到村子里去看戏，那天木偶戏演的是“孙悟空过火焰山”。沈从文看得眉飞色舞，捧腹大笑。一直看到太阳落山，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学校。这时，同学都已放学回家了。第二天，沈从文刚进校门，老师就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旷课。他羞红着脸，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老师气得罚他跪在树下，并大声训斥道：“你看，这楠木树天天往上长，而你却偏偏不思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矮子。”第二天，老师又把他叫去，对他说：“大家都在用功读书，你却偷偷溜去看戏。昨天我虽然羞辱了你，可这也是为了你好。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老师的一番话，使沈从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此后，沈从文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成了著名的作家。

东汉光武帝时，董宣为洛阳令。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大白天杀了人，躲在公主府中，官吏无法逮捕他。一日，湖阳公主外出，那仆人陪乘在侧。董宣便候在路旁，等公主的车驾一到，就用力拦住，面斥公主过失，并将那个仆人就地处决。公主回去后，就哭告光武帝，光武帝为了让姐姐出气，召来董宣让他磕头谢罪。谁知，面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和怒气冲冲的公主，董宣坚决不从。光武帝下令将他按倒，可他两手撑着地面，硬挺着脖子，死也不低头。光武帝无奈，也被其耿直所感，只得作罢。此后，董宣获得了一个“强项令”的雅号。强项，硬脖子也。

一次，当贝多芬与歌德一同散步时，迎面撞见了皇后，太子和一群贵族们。面对他们，歌德立刻让路，而贝多芬则坦然地说：“让路的应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但歌德还是摘下礼帽，躬身立在路旁，而贝多芬则背着双手，阔步向前。结果太子认出是贝多芬，连忙脱下礼帽向他致意，其侍从们也毕恭毕敬地分列两边，目送贝多芬挺胸而过。那次，贝多芬真正感到了做人的尊严。

陈寅恪被知识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刘节是他的得意弟子。刘节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了上级，陈寅恪成了批斗对象，没有人再敢同陈寅恪接触了，刘节却对老师一如既往，依旧十分尊重，过年过节时还去行拜见的大礼。 1954年刘节也遭受批判，有人向他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便可过关。他却坚持不转向，愤而辞去了历史系主任。“文革”中，刘节自己遭受的苦难已无以复加，还把陈寅恪将要受的苦难揽到自己头上。1968年农历春节前，双目失明、年近八十的陈寅恪卧病在床，红卫兵要把他抬去批斗，陈的妻子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时，刘节挺身而出，主动代替老师去接受批斗。罚跪、辱骂、殴打告一段落，勒令他“自己批判自己”时，他说：“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 在那人人难以自保的年月，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不少人走上了断绝家庭关系甚至脱离父母关系之路。刘节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像多数人那样，与批斗对象划清界限，反而还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斗，虽非空前绝后之举，“文革”中也是仅此一例。在遭受非人待遇的年月，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他还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次全国美协理事会上，一位领导在发言中强调“艺术应该服从政治需要”。吴冠中当即站起来反驳：“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艺术永远上不去。”会议结束后，报纸上出现大量批判文章。吴冠中平静地说道：“艺术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尊严，如果依附政治，艺术就不会有生命力……”吴冠中的一个学生曾为当时一些知名画家筹办了一次画展。画展非常成功，但吴冠中却在展后对学生提出了批评：“我十分感谢你的工作，但有些地方我看不惯。比如在介绍来宾的时候，你先介绍各级官员，然后才介绍到会的艺术家。”官员都坐在前排，艺术家都坐在后排。这尽管是形式问题，却暴露了官本位思想。“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坚持独立的人格，别自弃、自贬！”吴冠中经常花两元钱在楼下找个蹲摊的剃头师傅理发。一次，一个同事开玩笑地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怎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吴冠中扭过头笑道：“剃头师傅也是‘行为艺术’，我们是纸上谈兵，而他们是在我们头上施展才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