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还记得他吗？他曾经是“拳击”这项运动的代名词，曾经是令人生畏的“野兽”。如今，却只是一个臃肿苍老的平凡男人，一个中年丧女的可怜父亲，他就是前世界重量级拳王迈克尔·泰森。这个已经被人遗忘了数年的名字，在今年5月开始的一轮纪录片电影巡演中重新被记起：电影《泰森》在北美上映，几乎创造了近20年来纪录片在美国市场的最佳票房。在电影《泰森》的首映式上，人们看到的泰森大腹便便，精神萎靡，没有丝毫锐气。接受采访时，泰森平静地说：“我永远地放弃拳击了。”记者问他：“你现在还有什么计划吗？”泰森回答说：“我没有任何野心了，只想做个有尊严的人。我必须得有一点点钱来确保家人的生活。

返回地球后，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摆脱不了的名誉和光环。可是，阿姆斯特朗对自己的成名并没有心理准备，认为成名是个负担，渐渐无法应付和承受。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过去截然不同了。渐渐地，阿姆斯特朗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两岁的女儿死于脑瘤，最初似乎并未影响阿姆斯特朗太多，可渐渐地，后遗症显露出来，这位父亲会看着女儿过去的照片发呆。不久之后，阿姆斯特朗出任太空总署航空学协会副会长。接着，为了彻底从公众目光中隐退，阿姆斯特朗在1971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到辛辛那提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至1979年。阿姆斯特朗在后来甚至还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农庄，开始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他感慨地说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别人才不将我当作一名宇航员看待？”曾经有人建议阿姆斯特朗多出去走走，到各地散散心，可这个倔强的美国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连月球都去过了，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呢？”由于工作需要，阿姆斯特朗很忙而且需要经常出差，为此根本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两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他很少参与。从月球返回之后，他的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珍妮特渐渐厌倦了这样的日子。1989年年底，珍妮特在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给他，提出离婚的要求。1994年，阿姆斯特朗与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珍妮特正式离婚。阿姆斯特朗回忆当时的场景，唏嘘不已：“我想挽留她，可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婚姻，就像一次失败的飞行，无声地崩溃了……如果可能，我还要说，我爱妻子。我很抱歉，我们的婚姻，成为我成功的最大代价。”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再婚了。垂暮之年的他更愿意“生活在现在”，还经常驾驶滑翔机过把飞行瘾。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陈寅恪被知识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刘节是他的得意弟子。刘节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了上级，陈寅恪成了批斗对象，没有人再敢同陈寅恪接触了，刘节却对老师一如既往，依旧十分尊重，过年过节时还去行拜见的大礼。 1954年刘节也遭受批判，有人向他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便可过关。他却坚持不转向，愤而辞去了历史系主任。“文革”中，刘节自己遭受的苦难已无以复加，还把陈寅恪将要受的苦难揽到自己头上。1968年农历春节前，双目失明、年近八十的陈寅恪卧病在床，红卫兵要把他抬去批斗，陈的妻子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时，刘节挺身而出，主动代替老师去接受批斗。罚跪、辱骂、殴打告一段落，勒令他“自己批判自己”时，他说：“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 在那人人难以自保的年月，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不少人走上了断绝家庭关系甚至脱离父母关系之路。刘节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像多数人那样，与批斗对象划清界限，反而还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斗，虽非空前绝后之举，“文革”中也是仅此一例。在遭受非人待遇的年月，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他还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