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因为一些不可抗原因，家在农村的俞敏洪高一下半学期才进入高中。上高中以后，俞敏洪功课明显跟不上，但高考就要来临了。复习了10个月左右，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的录取分数其实很低，他报考的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敏洪的英语却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不理想。高考失利之后，俞敏洪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俞敏洪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后来去大队初中当了代课老师。1979年俞敏洪再度参加高考，他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一天，俞敏洪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告诉俞敏洪，江阴县教育局准备办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俞敏洪的母亲到城里找到几个亲戚打听，证实了这个消息，就让俞敏洪去报名。俞敏洪和20多个男孩一起住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大房间里。老师指定俞敏洪当副班长，这对俞敏洪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既然是副班长，学习就要认真，俞敏洪带领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被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俞敏洪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考好。但是，俞敏洪确实只需要40分钟。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95分，总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

巴斯德是19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因发明了传染病预防接种法，为人类和人类饲养的家畜、家禽防治疾病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他在整个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德国的波恩大学郑重地把名誉学位证书授予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学者。但是，普法战争爆发后，德国强占了法国的领土，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德国侵略者的极大憎恨。巴斯德毅然决然地把名誉学位证书退还给了波恩大学，他说：“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一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并因此而成为一句不朽的爱国名言。

达·芬奇的老师韦罗基奥受圣萨尔宾诺教堂的委托绘制《基督受洗》，全画的人物虽已画完，但是还剩下背景没有画，教堂一再催促，限定韦罗基奥必须在复活节前交画。这时离复活节仅七天了，可是韦罗基奥又不愿敷衍了事，他决定带着达·芬奇去希莫尼湖写生，然后再画背景。不料途中遇暴雨，韦罗基奥受寒感冒，高烧不止。由于任务紧迫，韦罗基奥只好命达·芬奇来画背景。达·芬奇赶回佛罗伦萨，反复琢磨体会老师的创作意图，模仿老师的画风，经过一天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全画。第二天早晨，当达·芬奇揭开画布时，他惊呆了。原来，老师以达·芬奇作模特儿画的天使形象竟被嫉妒成性的师兄们刮掉了。他感到事态非常严重，时间又紧迫，他下定决心不辜负老师的委托，为了维护老师的荣誉，自己动手来补画这个天使。他找出老师原稿，以自己为模特儿，对着镜子，重画天使。韦罗基奥康复归来，看到画作时，激动万分，他伸出双手紧紧抱住达·芬奇的肩膀兴奋地说：“它是如此的完美，看来我以后只能去拿雕刻刀了。”从此达·芬奇声名鹊起，成为佛罗伦萨有名的画家了。

一次，盖达尔旅行时，有一个小学生认出了他，抢着替他提皮箱。小学生见皮箱十分破旧，便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盖达尔，为什么用的皮箱却是随随便便的呢？太不协调了。”“不协调吗？如果皮箱是大名鼎鼎的，而我却是随随便便的，那岂不是更糟？”盖达尔笑着说。小学生看着盖达尔，笑了。

20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尼尔斯·玻尔为人谦虚低调。一次，有人问他创建第一流物理学派的秘诀，玻尔教授淡淡地答道：“因为我不怕在学生面前显露我的愚蠢。”听到这个回答，大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和不解，但仔细想来又在情理之中。玻尔教授曾经为了思考一道难题，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一同“发呆”超过两个小时！不慕虚荣，方能虚怀若谷地接受意见，大胆踏实追求真理。正是这种“不怕出丑”的精神，使玻尔及其团队得以始终走在物理研究的最前沿。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47年，一个男孩在日记里立志：长大后要做美国总统。但如何实现呢？他经过思索，拟定了一系列的目标：先要做州长，做州长就得有财力支持，那就得融入财团，最好的方法是娶一位豪门千金，那就必须成为名人，成名的快速方法是做电影明星，做明星前就得练好身体，练出阳刚之气。下定决心后，他就这样去做了。通过刻苦训练，他成了世界健美先生，22岁时踏入了好莱坞，声名鹊起后，娶了肯尼迪的侄女为妻，五十七岁时，他息影从政，成功竞选为了美国加州州长。他就是阿诺德·施瓦辛格。尽管他最终没有成为总统，但他的人生已经足够传奇了。 一个人若是拥有“长远的目标”和“坚定的执行力”，那就足以创造传奇。

1899年爱因斯坦在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就读时，他的导师是数学家明可夫斯基。有一次，爱因斯坦问明可夫斯基：“一个人，比如我吧，究竟怎样才能在科学领域、在人生道路上，留下自己的闪光足迹、做出自己的杰出贡献呢？”这是一个“尖端”的问题，明可夫斯基表示要好好想一想，，日后予以解答。三天后，明可夫斯基告诉爱因斯坦答案来了！他拉起爱因斯坦就朝一处建筑工地走去，而且径直踏上了建筑工人们刚刚铺平的水泥地面。在建筑工人们的呵斥声中，爱因斯坦被弄得一头雾水，不解地问明可夫斯基：“老师，您这不是领我误入‘歧途’吗？”“对、对，正是这样！”明可夫斯基说：“看到了吧？只有尚未凝固的水泥路面，才能留下深深的脚印。那些凝固很久的老路面，那些被无数人、无数脚步走过的地方，你别想再踩出脚印来……”听到这里，爱因斯坦沉思良久，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从此，一种非常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意识，开始主导着爱因斯坦的思维和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从来不记忆和思考词典、手册里的东西，我的脑袋只用来记忆和思考那些还没载入书本的东西。”于是，就在爱因斯坦走出校园，初涉世事的几年里，他作为伯尔尼专利局里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科学史册上留下了深深的闪光的足迹。

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度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寒尔。在欧洲著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洋人学生，公开说：“中国人太笨。”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个洋人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来和你比，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有一次做实验，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象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给撕破了。只有童第周一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项实验任务。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特地安排了一次观察实验，把学生们都找来看。实验开始了，童第周不慌不忙地走到显微镜前，熟练地操作着。人们看到，他象钟表工人那样细心，象绣花姑娘那样灵巧，象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丝不苟。在显微镜下，他先用一根钢针在卵上刺了一个小洞，于是胀得圆滚滚的青蛙卵马上就松驰下来，变成扁圆形的，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他干得又快又利落。“成功了！成功了！”同学涌上去祝贺，勃朗歇尔教授更是激动万分，这是他搞了几年也没有搞成的项目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童第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4年之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决不比别人笨。”在场的教授纷纷点头，有的还伸出大姆指。而那位洋人学生却一篇论文也没有，更谈不上当博士了。

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为人谦和，天性恬淡。几年前，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一向深居简出的杨先生亲自参加仪式并宣布将他们夫妇所获稿酬悉数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也是在那个仪式上，当主持人介绍钱钟书先生的生平，提到他曾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时，杨绛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道：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许是主持人的疏忽，抑或是有意褒扬。但其丈夫，一个著名作家的学位光环，就这样被杨绛坦然而认真地抹去了。

1914年8月4日，英国正式对德宣战。几个月后，英田温莎小镇的一所学校人声鼎沸，五千余名毕业生戎装待发，即将开赴一战阵地。这个位于温莎小镇的学校，就是英国最为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 那一天，校长并没有做什么慷慨激昂长篇大论式的演讲动员，只是将目光静静地扫过这些稚气未脱学生的面庞，淡然却不失坚定地说：“去吧，去吧，请别忘记，你们浴血厮杀在战场，无论生与死，灵魂都在伊顿的校园里飞扬。” 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四年的时候，英国军队无意中发现了一组奇怪的数字。当时，英国有大约600万成年男子奔赴战场，他们的阵亡率在12.5%左右，而伊顿公学参战的贵族子弟的死亡率却高达45%。这是一组异常奇怪的数字，伊顿公学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毕业的贵族子弟大多都是担任军官职务，可为什么死亡率却反而远远高于普通士兵呢？12.5%和45%之间，落差太大，不得不让人奇怪。 英国政府抽调了一定的人力，翻开崭新的战后档案查阅，但无论怎么查，仅能查到当时的贵族子弟军官参与的战役名称、阵亡时间、阵亡过程。他们甚至连每一场战役的过程分析、火力对比、战情比较都进行了研究，但从翻阅到的文字材料上看，还是不能得出任何可以让人信服的结论。 最后，他们找到了伊顿公学的校长。校长听闻他们的来意，摆了摆手说，根本不需要查阅任何资料，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战争中，伊顿的毕业生始终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阵亡率自然会远远高于普通士兵。之所以能做到这样，那是因为在伊顿学生的灵魂里，责任感和荣誉感远远大于生命。这种解释，后来也得到了很多毕业于伊顿公学军官手下士兵的佐证。 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大名校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如果有人问起伊顿公学每年250名左右的毕业生中，至少有70余名学生能进入牛津、剑桥的秘诀，负责人往往不会作太多解答，只会将这个将近一百年前的故事重新描述一遍即可。

1944年，美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指挥三百多万盟军官兵、二万多艘战船，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在诺曼底成功抢滩登陆，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也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电台发表了一份激情澎湃的演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这是盟军的伟大胜利，这是全体官兵浴血奋战的结果，法西斯德国的坟墓将就此挖掘。”演讲完毕，电台工作人员在整理文稿时，却无意中发现了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份演讲稿。这也是为诺曼底登陆准备的演讲稿，内容却截然相反：“我悲伤地宣布，我们登陆失败。这次失败完全是我个人决策和指挥失误造成了，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一个事件，两份演讲稿。一份为胜利而准备，一份为失败而准备。

著名漫画家方成画过一幅《武大郎开店》的漫画。画中的武大郎因卖烧饼出了名，当上了一家饭店的掌柜。可这个忠厚老实的武大郎，一旦掌了“饭店掌柜”那么一丁点儿“权”，便立刻扮演起了嫉贤妒能的角色。听听伙计们说的话：“我们掌柜说了，比他个儿高的一律不准聘用！”这幅漫画显然是在讽刺社会上的“嫉贤妒能”者。团队中这样的人多了，自然无法发展；社会中这样的人多了，就会缺乏前进的动力。我们不该通过“与不如自己的人比较”来获得短暂的虚荣，而应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荣誉。 武大郎这个掌柜，估计也做不长久吧！

全世界最著名的那个“疯子”走了。2015年5月24日，电影《美丽心灵》的原型人物、数学家约翰·纳什与妻子从机场坐出租车回家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享年86岁。2002年，《美丽心灵》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正是通过这部改编于纳什传记的电影，很多人经历了对博弈论的祛魅，并从此将纳什奉上神坛。如今斯人已去，留给世人的是无穷的怀念和无尽的精神资产，悼念的文字铺天盖地。而我们尊敬纳什，却不仅仅因为他是成功的人，更因为他是缔造传奇的人。20岁，他是导师口中的“天才”；30岁，即被诊断有“妄想精神分裂症”。刚刚走上人生巅峰的纳什，就这样掉进了妄想的深渊。从此，他的头脑中天才与魔鬼共舞；66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纳什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研究。纳什终究是幸运的。就在车祸发生前不久，5月19日，纳什刚刚从挪威国王手中接过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阿贝尔奖，并成为了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诺贝尔奖和阿贝尔奖的双料得主。

1964年秋季，李小龙参加全美空手道大赛，击败蝉联三届冠军的罗礼士而荣登冠军宝座，并与罗礼士成了挚友和师生。1964年，美国长堤空手道大赛是李小龙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李小龙作为表演佳宾出席这场大赛，表演了咏春拳，蔽目粘手、寸拳、无影拳、二指俯卧撑等，令所有观众瞠目结舌。李小龙在长堤国际空手道大赛中的出色表演，使他在美国武术界名气大增，不少武师从千里万里之外赶来拜访他，而这次大赛表演也促成了李小龙迈出踏入好莱坞的第一步。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这一年的圣诞节充满着狂欢的气息。伦敦的大街小巷，火树银花不夜天。圣诞节过后不久，一家时报登出法拉第的相片，标题用的是醒目的黑体字：名师高足，后来居上——迈克尔·法拉第教授即将被授予爵士称号。文章还对“未来的贵族法拉第爵士”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写，说他喜欢喝香槟，爱唱乡村俚曲，绘画天才超过他的物理才能云云。法拉第看到报纸，只一笑了之。朋友们却坐不住了，有的跑来打听消息是否确实，还有的捧着香槟前来祝贺。法拉第仍然报以淡淡一笑。“没有的事！”他说，“再说，我为什么要当爵士呢？”传闻很快得到证实。从内阁传出消息，皇室的确考虑要封法拉第为爵士。按照英国皇室的传统，授予杰出人物以贵族称号。远自牛顿，近至戴维都曾获此荣耀。凭法拉第的贡献和声望，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当内阁几次派人来说明此意时，法拉第都谢绝了。他答复说：“我以生为平民为荣，并不想变成贵族。”这是法拉第与其恩师戴维很大的不同。戴维以受封爵士为荣，并且喜欢到处用爵士衔签名。法拉第却拒绝了贵族称号，他永远是一个来自人民又造福人民的平民科学家。

奥尔·布尔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家，在没有成名之前，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练习拉琴。凭借艰苦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他的技艺早已非常棒了，已经达到后来，他出名时的那个程度了，但是他始终默默无闻，不为大众所知。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支撑着他不懈努力的原因就是，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准备好了，好运气迟早会到来。有一次，当这个来自挪威的年轻乐手正在演奏的时候，著名女歌手玛丽·布朗恰巧从窗外经过。布尔的演奏使她如醉如痴，她从来没有想到小提琴能够演奏出如此优美动人的音乐，她赶紧询问了这个不知名乐手的姓名。过了不久，在一次影响力极大的演出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玛丽突然与剧场的经理发生了分歧，于是不得不临时取消了自己的节目。节目虽然取消了，但是观众却还在，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填补这个空白，这时她想到了奥尔·布尔，便马上派人把布尔请来。面对台下聚集的大批观众，布尔演奏了一个多小时，就是这一个多小时，使奥尔·布尔最终登上了世界音乐殿堂的巅峰。对于奥尔·布尔而言，那一个多小时便是机遇，也成了他生命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他早已为此作好了准备。

今年盛夏，战功赫赫的美国四星上将弗兰克斯将军退役了。国防部长、各界名人，爱戴他的士兵们，都在欢送仪式上向他致敬。这位服役将近四十年的老兵，退役后，很多优厚待遇也就随之失去。然而他却淡然处之。他说：“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被称为自由。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 自由的意义，在于其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在。 华盛顿功成身退，在总统任期内，他曾经两度提出辞职。在他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他说，“朋友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管理美国政府的日子已为期不远……我以良好的意愿在政府的组织与管理方面有所建树。加以年事日长，体质日衰，深感引退不仅为我所必须，亦将系受人欢迎之举。” 不久，他真正变成了踏踏实实的农民华盛顿，从费城返回弗农山庄。在那里经营硕大果园农庄；他的园林讲究得很，里面溪流潺潺，蜜蜂嘤嗡，水流花放，生机盎然。他优游林泉，自得其乐。 他是人类自由理念的伟大的践行者，伟大的先行者，自由是他生命中至高的原则，为了追求自由，他不断地去扩大他的生活体验，所以他也是一个爱好创造的人。劳动的喜悦，落实在现实中的桃花源，是自由精神给他的报答。

返回地球后，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摆脱不了的名誉和光环。可是，阿姆斯特朗对自己的成名并没有心理准备，认为成名是个负担，渐渐无法应付和承受。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过去截然不同了。渐渐地，阿姆斯特朗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两岁的女儿死于脑瘤，最初似乎并未影响阿姆斯特朗太多，可渐渐地，后遗症显露出来，这位父亲会看着女儿过去的照片发呆。不久之后，阿姆斯特朗出任太空总署航空学协会副会长。接着，为了彻底从公众目光中隐退，阿姆斯特朗在1971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到辛辛那提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至1979年。阿姆斯特朗在后来甚至还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农庄，开始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他感慨地说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别人才不将我当作一名宇航员看待？”曾经有人建议阿姆斯特朗多出去走走，到各地散散心，可这个倔强的美国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连月球都去过了，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呢？”由于工作需要，阿姆斯特朗很忙而且需要经常出差，为此根本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两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他很少参与。从月球返回之后，他的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珍妮特渐渐厌倦了这样的日子。1989年年底，珍妮特在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给他，提出离婚的要求。1994年，阿姆斯特朗与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珍妮特正式离婚。阿姆斯特朗回忆当时的场景，唏嘘不已：“我想挽留她，可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婚姻，就像一次失败的飞行，无声地崩溃了……如果可能，我还要说，我爱妻子。我很抱歉，我们的婚姻，成为我成功的最大代价。”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再婚了。垂暮之年的他更愿意“生活在现在”，还经常驾驶滑翔机过把飞行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