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指在微博上十分活跃并拥有众多粉丝的公众人物，通常把粉丝量超过50万的微博用户称为网络大V。大V几乎都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有着不容小觑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如果把未经核实的信息甚至谣言随意转载引用，那就成了扩散遥言的传播者，反而成了大谣。

秋天，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始了。一个外地学生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他就把包都放在路边。这是，正好一位老人迎面走过来，年轻学生走上去说：“您能不能替我看一下包呢？”老人爽快地答应了。那位新生于是轻装地去办理各种入学手续。一个多小时以后回来了，老人还尽职尽责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年轻学子谢过老人，两人各自走去。几天之后，北大开学典礼，这位年轻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季羡林先生对平凡人的尊重，是比他的学识更让人尊重的地方。

1919年之后张伯苓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说：“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784年，刚刚52岁的华盛顿一口牙几乎掉光。他请牙医往自己口腔里植入了九颗牙，而这九颗牙居然都是活生生地从他的黑奴的嘴里现拔出来的。这是历史学家刚刚考古发现的，那个曾经解放黑奴的英雄华盛顿就这样在我们心里突然滑落，我们仿佛看到了圣袍上的污点。其实，若是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你就会知道，华盛顿用黑奴的牙齿，在当时，根本是不足为奇，甚至理所应当的事。 把某人看作圣人是因为我们对他缺乏足够的了解，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从而在心里为他涂抹各种色彩，然后低下自己的头颅，来增加他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华盛顿的不完美。

乔伊勃朗在太平洋战争中到东方旅行，碰到麦克阿瑟将军，两人在一起照了个相。阔嘴明星连说：“能与阁下照相，三生有幸！”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却说：“这张相是为我小儿子照的，他常盼望他的父亲能和名人在一起照相。”

2015年10月4日，马云的第一幅油画作品《桃花源》在香港的苏富比以4220万港币（约3400万人民币）被拍卖。拍卖会现场，经过40多次的加价，最终以高价拍出。《桃花源》是马云与中国艺术家曾梵志携手于2014年创作的，直径为79.6厘米。两人先以涂，再以点，最后以刮擦的方式，在平铺的画布上反复来回，描绘的是行星地球。马云说：“我觉得我们画一个地球，保护地球，保护海，保护空气，保护水。”这幅画拍卖所得将捐给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岳飞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岳飞把母亲姚氏接到军营中后，侍奉唯恐不周，每晚处理好军务，便到母亲处问安。当母亲生病时，岳飞亲尝汤药，跪送榻前，连走路都微声屏气而行，生恐吵扰了母亲的休息。凡遇率军出征，必先嘱咐妻子李娃，好好侍奉母亲。岳母于绍兴六年三月病故。岳飞与长子岳云赤足亲扶灵柩近千里，自鄂州归葬于江州庐山。岳飞认为：“若内不能克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

理査德·克莱德曼是当代举世公认的“钢琴王子”，他在中国巡演结束时，等待索要签名的粉丝们早就排起了长队，郎朗和父亲也在其中。 当克莱德曼习惯性地拿起笔，客气地问他们想签到哪时，郎朗的父亲竟然说：“我们不要签名。” 郎朗的父亲看着克莱德曼说道：“我想让我的孩子握一下您的双手？”说着，郎朗的父亲向克莱德曼深鞠一躬，“您是我非常尊敬的钢琴大师。”然后，父亲把儿子拽到身前说：“我这个孩子对钢琴很有悟性，打小他就刻苦练琴，这两年他接连获奖。”克莱德曼眼里流露出赞许之意，示意他说下去。“于是他就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今天一是为仰慕大师风采而来，二是想让我这骄傲自大的孩子明白一个道理：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钢琴家。” 克莱德曼把自己那双与钢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大手伸到郎朗面前，微笑着说：“来吧，孩子，你是好样的。” 看着克莱德曼那双比自己大了几圈的手掌，郎朗的小手竟犹豫着迟迟不肯递上前。当他终于握上时，一双小手像被电到了一样，悬在空中。原来，克莱德曼修长的手掌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

从未有人对海顿的音乐天才表示怀疑，但却发生过面对着艺术家本人而怀疑他究竟是不是海顿的怪事。 由于他身材粗笨矮小，相貌又不大好看，致使一向喜爱海顿音乐的公爵夫人多恩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失声问道：“你是真正的海顿吗？”尽管我们的大师其貌不扬，却十分善良、纯朴、幽默和平易近人，因而，他的好友与崇拜者们都亲切而风趣地称他为“海顿爸爸”。 音乐家用他的音乐才华感染世界，我们也应用我们的才华，而不是外貌影响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华与日俱增，而外貌则在不断走下坡路。

斯皮尔伯格在电影界可算是大腕中的大腕。他曾两获奥斯卡奖。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竟然用了33年才读完了大学。有人感到很疑惑。斯皮尔伯格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感谢父母给予他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他也想为年轻人做个好榜样，让他们明白受教育的重要性。 他说：“我只希望他们别像我念这么久。大学毕业不一定和成功划等号，但大学学历在今天除了是一些工作的入门要求外，其实也应该是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大学教育能拓宽一个人的视野，培养分析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论对于谁，教育毫无疑问都是十分重要的。也许你不依靠教育就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但是无境止的学习将会带给你灵魂的升华。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赵普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新闻主播，但很少有人知道20年前的他居然是一名保安。初中毕业后，赵普参军了。1990年退伍后，赵普到安徽省体育局下属的体育馆当了一名保安，但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像样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从保安到电视节目主持人，距离似乎太大了，大得足以让人泄气。但赵普并没有气馁，他仍然执着于自己的梦想。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大部分都被他用来购买有关主持艺术的书籍。为了练好自己的普通话，咬准每一个字音，每天下班后，赵普都会将《新华字典》上的字连同拼音抄满6页，然后折成小卡片，放在衣兜里，一有时间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练习。不到半年，赵普的普通话就已练得炉火纯青，就连当初曾笑话过他的同事，也都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他的普通话说得“顺溜”。同时，为了练好形象和表情，他又专门从书店里收集了一些印有电视主持人形象的挂历，贴在镜子旁边，对照着模仿。

汉尼拔生活简朴，与士兵同甘共苦；战时，他身先士卒，深受士兵的拥戴。有人曾这样描写他：“没有一种劳苦可以使他的身体疲乏或精神颓丧。酷暑也好，严寒也好，他一样受得了。无论在骑兵还是步兵里，他总是把其他人远远地抛在后面，第一个投入战斗，交战之后，最后一个退出战场。”

最近在读韩寒的《我所理解的生活》。书中有一篇很自我的《就要做个臭公知》：“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这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自然也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而立之年的韩寒青涩退尽，深刻依旧，高度的独立性，让人过目不忘的真性情。 不喜欢韩寒的人认为韩寒的语言尖锐，而喜欢他的人认为他的话语透露着一种“朴实的锐利”。“自己没有展露光芒，就不应该怪别人没有眼光。做事是你的原则，碎嘴是他人的权利，历史只会记得你的作品和荣誉，而不会留下一事无成者的闲言碎语。世界上再多人企图抹黑你，甚至这世界再黑，你只需笑，而且要咧开嘴，因为你的牙齿永远是白的。” 这一段话，让我对人生、对生活、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胡适说过：“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自由是外在的，独立则是内心的。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必须不盲从权威，不被人欺骗。围绕韩寒有很多争议，但他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敢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人真诚、是一个独立的表率。

陈道明是中国优秀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不仅英姿飒爽，气宇非凡，其高超的演技也常常被人们模仿。喜爱陈道明的人很多，崇拜他的人也很多。用现代网络话语来说，他是当代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但陈道明明确表示，应冷静对待自己内心的偶像，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过分崇拜。《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曾采访过陈道明，当被问及时下“追韩星”的社会现象时，陈道明给出了睿智而又经典的答复。他指出：喜欢他国文化不是坏事，但不该过分媚外，特别是那些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更不该如此。我们该自省，自重。上海世博会的时候，一群人在争抢音乐节门票时互相拥挤推搡，致使上百人受伤。其中一名花季少女在哄抢的过程中，被人群从二楼挤落到一楼地面，当场死亡。据报道，世博会韩国馆在当天本来是要举办韩国音乐节的，出席韩星有SuperJunior、安七炫等大牌明星，为了造势，韩国馆决定向大众派发5000张免费门票，于是才有了哄抢事件。但究其主要原因，乃是人们不明智的崇拜心理以及盲目的追星行为。盲目崇拜偶像是一种文化病态。崇拜偶像不是坏事，但不要盲目地去崇拜他们，过分地陷入其中，只会迷失自我。

他被称为“世界上最穷的总统”；他现年79岁，为人随和，拒绝打领带，将自己工资的九成用于社会项目，不住总统官邸，同妻子住在一座旧农场；他没有子女，他说他有个目标——在201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收养30名或40名贫困儿童和他共同生活。他就是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 根据公布的资料，穆希卡没有银行账户，也没有积蓄，没有债务。他的那辆“PP壳虫”汽车估价大约1900美元。对于自己被称为“全球最穷总统”，穆希卡回应：“我不穷。说我只有几样东西也没错，但俭朴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富足。” 最高权力者的清廉是整个国家的幸运、能摆脱物欲的羁绊，是心灵上的富足与充实。

2009年2月1日，曾经在北京奥运会上创纪录地夺得8枚金牌的游泳“天才金童”菲尔普斯，被媒体曝光吸食大麻的照片，他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感到非常“悔恨”。菲尔普斯承认，他的确做了那件令自己悔恨的事。“我才23岁，尽管我在泳池取得了成功，可我的表现还显得年轻、不当，没表现得像人们期望的那样。为此，我很抱歉。我向支持我的人和公众保证，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2009年2月6日，美国游泳协会决定对菲尔普斯进行三个月的禁赛处罚，这是“大麻门”事件后，美国和国际相关组织对这位奥运巨星开出的第一份罚单。美国游泳协会表示，此处罚令并非根据《反兴奋剂条例》而做出，“而是我们决定向菲尔普斯发出一个强硬信息，因为他令太多的人感到失望，尤其是那些视他为楷模和英雄的成千上万名美国游泳协会的小会员。”身为偶像，肩负的责任和道义与常人不同，他不但是专业领域的表率，更是道德领域的指针。

返回地球后，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摆脱不了的名誉和光环。可是，阿姆斯特朗对自己的成名并没有心理准备，认为成名是个负担，渐渐无法应付和承受。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过去截然不同了。渐渐地，阿姆斯特朗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两岁的女儿死于脑瘤，最初似乎并未影响阿姆斯特朗太多，可渐渐地，后遗症显露出来，这位父亲会看着女儿过去的照片发呆。不久之后，阿姆斯特朗出任太空总署航空学协会副会长。接着，为了彻底从公众目光中隐退，阿姆斯特朗在1971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到辛辛那提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至1979年。阿姆斯特朗在后来甚至还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农庄，开始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他感慨地说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别人才不将我当作一名宇航员看待？”曾经有人建议阿姆斯特朗多出去走走，到各地散散心，可这个倔强的美国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连月球都去过了，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呢？”由于工作需要，阿姆斯特朗很忙而且需要经常出差，为此根本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两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他很少参与。从月球返回之后，他的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珍妮特渐渐厌倦了这样的日子。1989年年底，珍妮特在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给他，提出离婚的要求。1994年，阿姆斯特朗与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珍妮特正式离婚。阿姆斯特朗回忆当时的场景，唏嘘不已：“我想挽留她，可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婚姻，就像一次失败的飞行，无声地崩溃了……如果可能，我还要说，我爱妻子。我很抱歉，我们的婚姻，成为我成功的最大代价。”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再婚了。垂暮之年的他更愿意“生活在现在”，还经常驾驶滑翔机过把飞行瘾。

曾以影片《罗马假日》勇夺奥斯卡影后的奥黛丽·赫本，不只拥有清丽脱俗的容貌、出众的演技，还拥有一颗善良仁爱的心。她不仅为电影和时尚做出了贡献，还为第三世界的孩子做了很多善事。1988年至1993年，赫本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她到过许多地方——埃塞俄比亚、苏丹、土耳其、中非、南非、越南、索马里，尽她所能帮助那些陷于贫穷和疾病中的孩子。赫本说：“我希望我的名气可以用来帮助儿童。”她是最早披露索马里儿童因旱灾和内战而处于悲惨境地的外国人士之一，也曾在埃塞俄比亚投人了大量精力。甚至临死前，病痛中的赫本还念念不忘那些孩子，她说：“一个人总是要死的，我最依依不舍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第三世界那些被战争、干旱和饥饿困扰的儿童。”赫本毫无疑问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她同时也以一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形象被人们铭记于心。善良和爱心使美丽的她更高贵、纯洁，因此人们称她为“飘落凡间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