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二战期间的盟军司令，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一次会议上请拉比教授（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演讲，说：“在众多雇员里，您能够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学校深以为荣。”拉比教授当即回敬：“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您才是学校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大翻译家傅雷小时候应邀去同伴的爷爷家玩。回家的路上，傅雷一直哭。他想不明白，怎么别人家脚踩的地方都远远胜过自己睡觉的地方。回家后，他向母亲哭诉。母亲听完后，为他擦干眼泪，平静地说：“孩子，我们不必羡慕别人家漂亮的地板，再漂亮的地板也是被人踩的，只要我们好好地活着，不自卑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任何漂亮的地板我们都可以把它踩在脚下。”后来，昔日的小男孩已长大成人，他走过的地板越来越漂亮，但他时刻也没有忘记母亲的话。虽然他仍旧贫穷，虽然他见过许许多多漂亮的地板，但他从来没有自卑过、难受过，那些漂亮的地板上，只留下他昂首前行的脚印。

20世纪初的美国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知名的私立学校，但公立学校却还是很少。身为教师的艾丽丝深知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为了让穷人的孩子也能有学上，她决定自己筹集资金在当地兴建一所公立学校。艾丽丝听说有个叫亨利·福特的汽车商很有钱，而且经常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于是她便去向他求助。然而，当得知眼前这个女人的来意后，早已讨厌别人把自己当成捐款专业户的福特，只是从衣兜里掏出一枚10美分的硬币扔在办公桌上，不屑地说：“我兜里就这么多钱了，快拿着离开这里吧！”面对福特的傲慢无礼，艾丽丝并没有恼怒。她从桌上拾起硬币后就离开了。回到罗马市后，她用那10美分买了一包花生豆，然后把它们种到地里。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一年后，花生种子已经长成了繁茂的花生园。这一天，艾丽丝又来到了福特的办公室，但这回不是来要钱的，而是来还钱的。她把花生园的照片和一枚硬币一起交到福特手中，并且很高兴地对他说：“这是您去年送给我的10美分，钱虽然不多，但是如果投资得当就会带来丰厚的回报。”福特看过照片后惊讶不已，他不得不对面前这个女人刮目相看。随即他便签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交给艾丽丝，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不仅如此，在之后的几年中，福特还陆续为艾丽丝学校捐筑了一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和几座哥特式建筑。当他看到孩子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专心致志地学习时，福特深信正如艾丽丝所言，他的投资势必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有两个实验。实验一：选项一，有75%的几率得到1000美元，但有25%的几率什么都得不到；选项二，确定得到700美元。虽然一再向参加实验者解释，从概率上来说，选择第一项能得到750美元，可结果还是有80%的人选择了第二项。大多数人宁愿少得到些，也要确定的利润。实验二：选项一，75%的几率付出1000美元，但有25%的几率什么都不付出；选项二，确定付出700美元。结果是75%的人选择了第一选项。他们为了博25%什么都不付出的机会，从数学意义上讲多失去了50美元。这种心理使得一般股民在赢时赢小钱，亏时亏大钱。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次全国美协理事会上，一位领导在发言中强调“艺术应该服从政治需要”。吴冠中当即站起来反驳：“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艺术永远上不去。”会议结束后，报纸上出现大量批判文章。吴冠中平静地说道：“艺术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尊严，如果依附政治，艺术就不会有生命力……”吴冠中的一个学生曾为当时一些知名画家筹办了一次画展。画展非常成功，但吴冠中却在展后对学生提出了批评：“我十分感谢你的工作，但有些地方我看不惯。比如在介绍来宾的时候，你先介绍各级官员，然后才介绍到会的艺术家。”官员都坐在前排，艺术家都坐在后排。这尽管是形式问题，却暴露了官本位思想。“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坚持独立的人格，别自弃、自贬！”吴冠中经常花两元钱在楼下找个蹲摊的剃头师傅理发。一次，一个同事开玩笑地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怎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吴冠中扭过头笑道：“剃头师傅也是‘行为艺术’，我们是纸上谈兵，而他们是在我们头上施展才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