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一次徐悲鸿正在画展上评议作品，一位乡下老农上前对他说：“先生您这幅画里的鸭子画错了。您画的是麻鸭，雌麻鸭尾巴哪有那么长的？”原来徐悲鸿展出的《写东坡春江水暖诗意》，画里麻鸭的尾羽长且卷曲如环。老农告诉徐悲鸿，雄麻鸭羽毛鲜艳，有的尾巴考曲；雌麻鸭毛为麻褐色，尾巴是很短的。徐悲鸿接受了批评，并向老农表示了深深的谢意。

据研究，哲学家能否伟大，与其生活是否规律成正比。康德是最好榜样。有传记作家表扬他曰：“康德的一生就像一个最规则的动词。”是的。而且是一个从不与其它词搭配的动词。康德这个规则动词，首先规则在他的起居时间表。海涅盖棺论定：“康德没什么生活故事。因为他既无生活，也无故事。”

2007年3月，知名作家梁衡专访多年好友季羡林老先生，他特意请教一个问题：“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您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人都不知，为何要研究？”听了梁衡的疑问，96岁高龄的季老先生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管探究，只问精不精。”梁衡在回忆文章中深有感触地说：“学问就是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 学问是无止境的，学问不在于有用无用，凡学问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只要是正确的，总有一天，它将成为未来世界的真理。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他生长在江苏昆山，据传说，他从小就如饥似渴地勤奋读书，没有多少年，昆山所能找到的书都被他读完了，至今还流传着“昆山无书”的美谈。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自序》说：“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他不仅每天读书，而且遇到难题，一定弄懂弄通；发现疑点，更是反复琢磨，直到完全清楚、恰当为止。由于不知疲倦地勤奋学习，顾炎武十多岁时就把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资治通鉴》读完，并且全部抄了一遍。他一生所读过的书，有好几万卷，可以装满一间屋子。

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个有着大胸襟的人。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有这么两个“另类”的教授。一个是“持复辟论者”和“主张一夫多妻制”的辜鸿铭，辜鸿铭当时应蔡元培先生之请来讲授英国文学。辜鸿铭的学问十分宽广而庞杂，他上课时，竟带一童仆为之装烟、倒茶，他自己则是“一会儿吸烟，一会儿喝茶”，学生焦急地等着他上课，他也不管，“摆架子，玩臭格”成了当时一些北大学生对辜鸿铭的印象。很快，就有人把这事反映到蔡元培那儿。然而蔡元培并不生气。他对前来反映情况的人解释说：“辜鸿铭是通晓中西学问和多种外国语言的难得人才，他上课时展现的陋习固然不好，但这并不会给他的教授工作带来实质性的损害，所以他生活中的这些习惯我们应该宽容不较。”经过一段时间后，再也没有人来告状了，因为辜鸿铭的课堂里挤满了北大的学子。很多学生为他渊博的知识、学贯中西的见解而折服。辜鸿铭讲课从来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方式更是大受学生欢迎。另一个人，则是受蔡元培先生的聘请，教《中国古代文学》的刘师培。根据冯友兰、周作人等人回忆，刘师培给学生上课时，“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且他的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所以简直不成字样。”这种情况很快也被一些学生、老师反映到蔡元培那儿。然而蔡元培却微微一笑，说：“刘师培讲课带不带书都一样啊，书都在他脑袋里装着，至于写字不好，也没什么大碍啊。”后来学生们发现刘师培讲课是“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而且文章没有做不好的。

鲁迅在翻译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时，看到这样一句话：“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雕刻。”但是鲁迅没有见过这个雕刻，搞不清出浴者的情态、位置。鲁迅先生一贯严谨认真，绝不马虎，于是他停下手中的笔，查找各种工具书。他听说日本有一部《美术百科全书》中有这幅雕刻的图片，他设法买来，但仍然一无所获。后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把那个雕刻找到了，在仔细研究雕刻的造型后，他才写下注释。

陈寅恪被知识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刘节是他的得意弟子。刘节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了上级，陈寅恪成了批斗对象，没有人再敢同陈寅恪接触了，刘节却对老师一如既往，依旧十分尊重，过年过节时还去行拜见的大礼。 1954年刘节也遭受批判，有人向他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便可过关。他却坚持不转向，愤而辞去了历史系主任。“文革”中，刘节自己遭受的苦难已无以复加，还把陈寅恪将要受的苦难揽到自己头上。1968年农历春节前，双目失明、年近八十的陈寅恪卧病在床，红卫兵要把他抬去批斗，陈的妻子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时，刘节挺身而出，主动代替老师去接受批斗。罚跪、辱骂、殴打告一段落，勒令他“自己批判自己”时，他说：“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 在那人人难以自保的年月，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不少人走上了断绝家庭关系甚至脱离父母关系之路。刘节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像多数人那样，与批斗对象划清界限，反而还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斗，虽非空前绝后之举，“文革”中也是仅此一例。在遭受非人待遇的年月，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他还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

王尔德是英国著名的作家。有一次，他在一家饭馆举行宴会，宴请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开宴的时间快到了，宾客们济济一堂，好不热闹，可就是不见主人王尔德。大家等了很久，也等得很急，都有点不耐烦了。这时，王尔德匆匆赶到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问他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这么迟才来？王尔德回答说：“我在修改我的诗稿呢。”客人们又问：“你修改了这么大半天，一定改动很大，做了不少工作吧！”王尔德笑着说：“我做了一件极其重大的工作。我删去了诗句中的-个逗号，但是，又觉得不妥。我反复琢磨着，思索着，是加进去，还里不加进去。思来想去，最后我还是决定把它加进去，所以来迟了，请大家多多原谅！”客人们不禁一片哗然。不过，王尔德这种认真思考、严谨治学的态度倒是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就读的大三学生周汝昌写了一篇与胡适讨论红学的文章，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上。随应，周汝昌收到胡适的回信。信中，胡适主动向他请教，足见其对这位后生的赞赏。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首次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地感叹：胡先生能平等对他，甚至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从此，周汝昌开始了漫长的红学之路。1953年9月，他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证》。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某日，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拒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也许是因为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写出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苏东坡小时候，在书房门上贴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这事被一位老者知道了。一天，他拿来一本小书，向苏东坡请教。苏东坡接过小书一看，有许多字并不认识，这本小书也没见过，不禁十分羞愧。老人取回小书，盯着这副对联看了好一会儿，不禁摇摇头走开了。苏东坡看在眼里，觉得自己的这副对联确实狂了一点，很不应该，于是拿起笔来，在开头多添了两个字：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这一改，没有了原先的“狂”气，变成了努力的方向。从此以后，苏东坡变得谦逊起来，孜孜不倦地识字、读书，终于成为一代大诗人、大文豪。

清代医学家叶天士，一听到某某医生有专长，不论对方医术是否高过自己，都想拜入门下学习，学成后才心满意足。一次，叶天士听说山东有位刘姓医生擅长针灸之术，便萌生拜师之心，可苦于无人引荐。一天，那位医生的外甥赵某找叶天士看病，叶天士几帖药下去就把他的病治好了。赵某高兴之下就答应让叶天士改名换姓去拜他的舅舅刘医生为师。在与刘医生学医的过程中，一次叶天士治好了刘医生不能治的病，刘医生详细询问后才知道是名医叶天士，感动之余，刘医生就把自己的针灸之术倾囊相授。叶天士改名换姓求学的事，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1952年，二战期间的盟军司令，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一次会议上请拉比教授（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演讲，说：“在众多雇员里，您能够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学校深以为荣。”拉比教授当即回敬：“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您才是学校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1994年，《随笔》的编辑黄伟经向严文井约稿。严老爽快地答应了。过了几个月，黄编辑打电话给严老，问写得怎么样了。严老说已经有思路了。可是又过了两个月严老仍然没有把稿寄来。于是黄编辑又催，严老却不好意思地说：“哎呀，让我再改一改。”又过了两个月，仍未见到稿子。打电话问，严老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篇文章了，我得为历史负责。 就这样，1995年夏，年已80的严文井终于寄来他撰写的感言《我仍在路上》。他当时在回信中写道：“文章写得，敬请补正。这可能是我准备最后留下的话的一小部分。”所以，他要花那么多时间思考再思考，酝酿再酝酿，真正深思熟虑到可以成文了才动笔。 严文井一篇不到300字的散文，呕心沥血、反复修改，整整写了一年零八个月，留下了最后一篇精品。 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马寅初生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再加上姓马，便自称为“五马”。成为经济学家后，他提出极有价值的“新人口论”，却被诬蔑为“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忠实追随者”“中国的马尔萨斯”。 这样一来，马寅初又多了一个“马”。对此，马寅初义正词严地回敬道：“请不要随意给我加‘码’！但不管怎么加，我这匹马克思的‘马’不会变！” 1918年，马寅初在一次演讲时，遇到了一位“刁难”老农提问：“马教授，请问什么是经济学？”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面对诚恳的老农，马寅初笑着说，“有个赶考的书生到旅店投宿，拿出十两银子要挑最好的房间。店主立刻用它到隔壁的米店付了欠单，米店老板转身去屠夫处还了肉钱，屠夫拿着钱去找猪农还了猪钱，猪农马上去付清了赊欠的饲料款，饲料商赶紧到旅店还了房钱，就这样，十两银子又到了店主的手里。这时，书生来说房间不合适，要回银子就走了。你看，店主一文钱也没赚到，大家却把债务都还清了，所以钱的流通越快越好，这就是经济学。” 通俗易懂的解说，赢来台下一片如雷的掌声。

王国维生性淡泊，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时除了教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去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人，回到自己的住所，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人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还是论辩，他从来都是热情接待，不分老幼贵贱。一次，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有学生提议办刊物。王国维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的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他的学生要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王国维的这“六不”，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周汝昌先生堪称“为芹辛苦见平生”的学人了。他一生坎坷，二十几岁双耳几乎失聪，后因用眼过度，仅仅依靠着右眼0.01的视力，治学数十年。老人不用电脑，写东西的时候，几乎需要把脸面贴到纸上去。先生写出来的汉字常常如核桃一般大小，有的时候字也会交叠到一起去。90多岁时，周先生仍然坚持每天“盲书”写作。这条艰苦的研红路，他一走就是60年。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一旁听见的逻辑学家殷海光印象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学生敢如此斗胆，老师也欣然接受，其心胸令人叹服。

胡适在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同事们闲聊，谈到泥城桥附近有一家叫“四而楼”的餐馆，名字有点怪异，大家七嘴八舌，却始终不理解它的意思。于是，同事们便一起去请教胡校长。 胡适想了想，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刚好这时候有其他事务要处理，于是就走开了。当天晚上，胡适写日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四而楼”的事情，于是连忙查找家中的藏书和资料。然而，他一直查到深夜都没有结果。 第二天，胡适便专程来到“四而楼”，向餐馆老板当而求教：“这‘四而’二字颇为新奇，其含义何解？”餐馆老板笑着回答说：“我小时候曾念过《三字经》记得其中有‘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这‘四而’不正是我们生意人一本万利的吉兆吗？”胡适听了，不禁拍案叫绝。

在河南郑州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位年近花甲的草根明星。已经整整8年，他每天背着书包，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校园内潇洒地往来，大家习惯于称呼他“风筝爷爷”。他已成为许多毕业生对于母校的难忘回忆。他叫李雪成，是郑州大学新校区附近的村民，今年58岁，早年离异，子女都不在身边。2006年11月，李雪成的家被拆迁，他一夜暴富，可无所事事并不是他的生活原则。他租住在离郑州大学附近，平日有闲，就来到了郑州大学。“就像哥伦布发观了新大陆，我发现郑大是个好地方。”李雪成说。虽然他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多年来他对文学的狂热丝毫没有减退，他喜欢校园，就像“丑小鸭回到了白天鹅群里”，在这里他，找到了有共同语言的人。从此，他把自己当成“家里人”，经常到教室蹭课，讲得好就听，不好就走。他爱和同学聊天，和中文系的学生聊鲁迅，和哲学系的学生谈尼采，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他还坐在路灯下看书，感动了无数学子。看书累了，他就在教室里休息，也会去假山下睡觉，“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谁有我逍遥自在？”更多的时候，他爱在操场上放风筝，因此得了个“风筝爷爷”的绰号。李雪成觉得，在社会上没人瞧得起他，而在郑大校园里，虽然自己穿戴不光鲜，却因为有智慧、有想法而受到学生的尊敬，这让他找到了存在感，倍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