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面对一个模糊的描述，人们往往会将它与自己的情况对号入座。这种倾向叫作“福勒效应”，产生的原因被认为是“主现验证”的作用。心理学家认为，“富勒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对占星术、塔罗牌、心理测试游戏等信以为真。

哈佛大学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在一群智力与年龄都相近的青年人中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目标的调査，结果发现——3%的人有十分清晰的长远理想，10%的人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理想，60%的人只有一一些模糊的理想，27%的人根本谈不出什么理想。25年后，哈佛大学再次对他们做了跟踪调查，结果是：那3%的人全部成了社会各界的精英、行业领袖；那10%的人都是各专业各领域的成功人士，事业有成；其他人则事业平平，甚至一事无成。

春秋时期，齐王准备发兵征楚。为削弱楚国实力，管仲想了一个办法 楚国盛产鹿，他派商人到楚国去大肆购鹿，鹿价飞涨，每头从3枚铜币涨到了40枚铜币。高昂的利润使楚国上下疯狂起来，农民不再种田，士兵不再练兵，都上山猎鹿了。 一年后，楚国国内铜币堆积如山，田地荒芜，粮源断绝。管仲又下令禁止与楚国交易。这下，楚国人拿着大把铜币却买不到粮食，全国饥荒，军队完全丧失作战能力。此时，齐军大兵压境，楚王内外交困，急忙割地求和，保证听从齐国号令。 管仲不动一刀一枪就收拾了原本强大的楚国，这就是著名的“买鹿之谋”。 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既要见微知著、因势利导、未雨绸缪，引导事物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又要防微杜渐、防患未然，以免不利因素发生连锁反应。

“顶层设计”，原是系统工程学概念，意思是从顶层开始，对工程项目的各个层次、各个要素、各个方面统筹规划，以便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后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作为一个政治名词，“顶层设计”指的是政府的“战略管理”，其核心是整体性、全面性、长远性以及重大性、全局性目标的设定，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式。顶层设计离不开设计师。邓小平是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如今，人们称习近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师。

有个青年的经历可谓传奇：他早年去西部淘金，被大河挡住了去路。他灵机一动，开始了摆渡事业，由此赚了第一桶金。后来青年开始淘金生涯，却屡遭欺凌。他再次随机应变——卖水为业。生意很快红火起来，却引来了竞争与嫉妒，他又被赶出了“卖水界”。但他并未灰心，而是继续寻找商机。他发现淘金者的衣服极易磨破，便利用废弃帐篷，缝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牛仔裤！由此，青年走上了成功的康庄大道。他就是“牛仔大王”——李维斯。 “凡事发生必有其因，必有助于我。”至始至终，这句话始终鼓励着李维斯，令他愈挫愈勇。若非这句话，恐怕他早在遇到大河时就放弃了。可见，“良好积极的心态”对事业成功是多么的重要。

“非典”期间，板蓝根一下子成了抢手药，供不应求。不少小企业从眼前利益出发，不顾大义，大肆涨价赚钱。石家庄神威药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降价，并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平稳市场上的药价。他们固然是商业企业，重视利益，但从长远看，放弃眼前的小利选择大义，却能赢得长久的信誉。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马和驴》的故事。某人有一匹马和一头驴。在旅途中，驴对马说：“你如果肯救我一命，请分担一点我的负担。”马不听。驴精疲力竭，倒下死了。主人把所有的货物，连同那张驴皮，都放在马背上。马哭着说：“真倒霉！我怎么这样不幸？我不肯分担一点负担，却驮上了所有的货物，还加上这张皮！” 无数事实和故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有一天深夜，卫国的国君卫灵公和他的夫人南子在宫中对坐闲谈，后来听到从王宫外面的路上传来一辆马车行驶的声音，由远及近渐渐清晰。当这辆马车经过王宫门外时，这个声音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又重新响起，但是现在的声音和刚才的明显不同，可以推测出车速已经减慢，而且车身承受的重量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也就是说，原本坐在马车上面的那个人已经下车步行了。当马车走过王宫大门之后，重新又恢复为先前响亮的马车声，可见马车的主人又回到了车上。 南子对卫灵公说：“那辆马车上面坐着的人一定是蘧伯玉。”卫灵公问她为什么这么肯定，她回答说：“按照礼制，臣子在乘坐马车经过君主的宫门前时，应该下车步行并减慢车速，表示对君主的尊重。虽然现在是夜深人静的时刻，但凡是君子都不会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就废弃礼仪。蘧伯玉是个君子，他平日对上恭敬，一定不肯在暗昧的地方失礼。”于是，卫灵公派人前去打听，原来刚才经过的人果然是蘧伯玉。

波斯霍斯劳二世童年时跟过一位大师学习，这位大师想让他成为各科目都优秀的一位学生。 一天下午，大师无缘无故地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数年后，霍斯劳继承了王位。就任后，他所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一，就是派人去叫来他童年时的导师，让大师解释他曾经做过的不公正行为的原因。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惩罚我？”他问。 “当我看到你的智慧时，我立即就意识到你将会继承你父亲的王位，”大师回答，“所以，我决定向你展示不公平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我希望你永远不会无缘无故地惩罚任何人。”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意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当他们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

有一天，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卡内基终于向成为亿万富翁之路踏出了第一步。当时他正乘火车前往某地，坐在他旁边的乘客是位发明家。在聊天中，那位发明家拿出一个新式卧车模型给卡内基看，并告诉卡内基那是他的新发明。那个时代的卧车，只是在货车的两边钉上简陋的卧铺而已，而那个模型却相当接近于现代的卧车。卡内基以苏格兰人特有的锐利的先见之明，一眼就看出这种发明极具发展潜力，于是借了一些钱，购买制造这种新式卧车公司的股票，果不其然，股票值节节上涨，到25岁时，卡内基已因此项投资而年收5000美元。有一次，铁路所经过的木桥被烧毁了，使得火车好几天无法通行。当时卡内基的职位是电信科总主任，他认为木造桥已经落伍了，铁桥时代即将来临，因此借钱设立公司，开始制造铁桥，因此而获得的利益更是难以计数。

靠人脉、钱脉分配科研项目经费是一大弊端，中外皆有。发明液晶显示器的美国人乔治·海尔迈耶，被称为“液晶显示器之父”。他的一大贡献是提供科学审查项目资助依据的“海尔迈耶问题”。每个申请者要诚实、详细地回答九个问题：一是你想做什么？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是怎样的，现在研究的局限何在？三是你的方法有何新意，为什么会成功？四是谁会关心你的研究？五是如果你成功了，你的工作会带来什么改变？六是此项目的风险和回报是什么？七是要多少成本？八是花多少时间？九是有无中期检查和终题检查能检验它是否成功？这九个问题杜绝了许多资助上的浪费和漏洞。乔治·海尔迈耶已于2014年4月逝世，但这九个问题和他的液晶显示屏一样，是留给人类的不朽财富。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在60多年前，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调查蚯蚓在地球上的分布情况，发现美国东海岸有一种正蚯矧，欧洲西海岸同纬度地区也有正蚯蚓，但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他无法回答，这究竟是为什么？密卡尔逊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注意。当时，魏格纳正在研究大陆和海洋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力很有限，无法横跨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才裂开分为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著《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书。

泰勒斯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学识渊博，智慧超人，可生活却非常清苦。有一次，一位商人见他穿得破破烂烂，就挖苦他说：“泰勒斯，都说你知识渊博，可是你的那些知识能给你带来什么呢？金子，还是面包？”泰勒斯非常生气，立即回击那个商人：“我不允许你利用我的贫穷来贬低理论知识的作用，咱们走着瞧，我会用事实教训你的。”泰勒斯回去之后，运用所掌握的丰富的天文、数学和农业知识，经过周密的预测计算，断定明年将是橄榄的丰收年，于是在冬天他就把附近所有的橄榄榨油器用很低的价格租来了。第二年，这里的橄榄果然获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丰收，人们对榨油器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可是榨油器却全被泰勒斯垄断了。于是许多人都去找泰勒斯，抢着用高价租用他的榨油器。那位曾经挖苦过泰勒斯的商人也来了。泰勒斯走上前去，嘲弄商人说：“高贵的富翁，你看到了没有？这些榨油器都是我用知识搞到的，你现在也只好求助我了。我要发财，简直易如反掌。可我追求的并不是几个钱，而是知识这种无价宝，这你有吗？”

20世纪80年代初，广受年轻人喜爱的“随身听”，是日本新力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的得意杰作。时任总经理的盛田昭夫认为，年轻人都喜欢音乐，青少年尤其爱好此道。不过他们欣赏音乐的场所只能在房间内或汽车中，出了门、下了车，音乐便离他们而去，所以许多年轻人往往因为音乐而不喜爱户外运动。盛田昭夫想到：是否能够开发出一种可以让人们在房子、汽车之外欣赏音乐的产品呢？当他把这个构想在公司的产品设计委员会上提出之后，除了一个年轻人兴致勃勃地表示这是个非常棒的构想之外，其他的人都认为不可思议而加以反对。盛田昭夫坚持自己的想法，力排众议，并开始着手开发这一产品。产品开发成功后，第一批的产量是3万台，许多人对于这3万台的销路表示忧虑，盛田为了鼓舞士气，信心十足地立下誓言：“年底之前销售量若达不到10万台，我便引咎辞职。”产品上市之后，立即引起年轻人的抢购，销售量势如破竹，几创纪录，到了当年年底，已突破40万台。不但盛田保住了总经理的职位，该产品还成为公司获利最多的商品。紧接着在产品功能上再做改良，以扩大市场并应付竞争者的挑战。第三年，在全球的销售已达400万台，创造了该公司单一产品在一个年度内最高的销售量纪录，也再度证明了盛田昭夫的远见卓识。

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与太平军的战争，基本已尘埃落定。除了曾国荃围困的金陵尚未攻破，其他地方的太平军都被消灭。为了早日攻下金陵，朝廷下旨，让那些拥兵的巡抚发兵助剿。左宗棠接到圣皆后，立即将水兵营调过去，还把炮队也派到金陵；李鸿章却找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不但不派兵增援，还索性请假回老家成亲。这让众人很是不解，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因为恩师举荐，他才做了江苏巡抚，而曾国荃既是曾国藩的弟弟，也是曾国藩的属下，帮曾国荃就是帮恩师啊，为何他却如此忘恩负义？几个月后，金陵被攻破，曾国藩兄弟领了头功，分别被封为侯爵和伯爵，荣耀无人能比。让人费解的是，第一时间出兵相助的左宗棠不仅毫无功劳，还惹得曾国藩老大不高兴，主将曾国荃也非常不满，就连士兵们都非常抵触。而未出一兵一卒的李鸿章却得到曾国藩夸奖，经曾国藩奏请，他被朝廷加了头等顶戴，并被封为一等伯。原来，曾国荃围困金陵已长达两年之久，城内所存粮草早已用尽。太平军先是挖野菜充饥，到最后野菜都挖光了，只能喝雨水和河水，而且天王洪秀全已染重病，生命垂危。大家都知道，太平军气数已尽，克复金陵只是早晚的事。这么大的功劳，岂能让曾氏兄弟独享？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因此向朝廷奏请发兵相助，朝廷也想早日克复金陵，便下旨让各路人马增援。湘军吃了那么多的苦，做了那么久的前期工作，眼看胜利在望，却凭空跑出来一帮人要抢功劳，心里当然不乐意。李鸿章只供粮饷却不派兵，就是不想分别人锅里的羹，不想抢别人的功劳，正因如此，曾国藩才对他特别感激，也愈加器重。碰上好事，人人都想分一杯羹，能克制自己，不因一己私利让别人利益受损的人，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并最终赢得更长久的发展。

一次，李比希在一个工厂看到工人们正在大铁锅中用力搅拌，几个工人轮流操作，人人累得满头大汗。问其原因，工人回答：“这种染料叫‘柏林蓝’，是一种绘画颜料。搅拌的声音越大，‘柏林蓝’的质量就越好。”李比希觉很有趣，便开始思索其原因：搅拌声与颜料质量有什么关系？染料总不会爱听音乐吧！那么，一定是摩擦在起作用，一定是铁棒磨蹭铁锅，有铁屑落入溶液，才使“柏林蓝”产生了变化。李比希想通后，写信告诉那家工厂，让他们在溶液中加入含铁的化合物。 工厂照做了，果然生产出了质量更好的“柏林蓝”。 细心观察，用心思考，做生活的有心人，也许你就会做出出色的发明。

这个创业团队里除了马云之外，还有他的妻子、他当老师时的同事、学生以及被他吸引来的精英。比如阿里巴巴首席财务官蔡崇信，当时他抛下一家投资公司的中国区副总裁的头衔和75万美元的年薪，来领马云几百元的薪水。马云当时对他们所有人说：“我们要办的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我们的目标有3个：第一，我们要建立一家生存102年的公司；第二，我们要建立一家为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公司；第三，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要进入全球网站排名前十位。”未来的目标很远大、很鼓舞人，但眼前的现实却很残酷：公司账上没钱了。马云开始去见一些投资者，但是他并不是有钱就要，而是精挑细选。即使囊中羞涩，他还是拒绝了38家投资商。最后，马云选择了高盛等基金公司。高盛等公司投资了500万美元，帮助阿里巴巴度过了第一个难关。

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他总是有意识地去辨别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能不能在今后25年里继续保持成功。巴菲特常说，要透过窗户向前看，不能看后视镜。预测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办法，是计算公司未来的预期现金收入在现在值多少钱。这是巴菲特评估公司内在价值的办法。然后他会寻找那些严重偏离这一价值、低价出售的公司。

不要贪婪。1969年整个华尔街进入了投机的疯狂阶段，面对连创新高的股市，巴菲特却在手中股票涨到20%的时候就非常冷静地悉数全抛。不要跟风。2000年，全世界股市出现了所谓的网络概念股，巴菲特却称自己不懂高科技，没法投资。一年后全球出现了高科技网络股股灾。不要投机。巴菲特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拥有一只股票，期待它下个早晨就上涨是十分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