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一次徐悲鸿正在画展上评议作品，一位乡下老农上前对他说：“先生您这幅画里的鸭子画错了。您画的是麻鸭，雌麻鸭尾巴哪有那么长的？”原来徐悲鸿展出的《写东坡春江水暖诗意》，画里麻鸭的尾羽长且卷曲如环。老农告诉徐悲鸿，雄麻鸭羽毛鲜艳，有的尾巴考曲；雌麻鸭毛为麻褐色，尾巴是很短的。徐悲鸿接受了批评，并向老农表示了深深的谢意。

2000年，国家队到青年队选拔人才，因为顽皮和倔强，林丹给教练们留下了不服管教的印象，所以第一批的选拔名单里并没有他。最后还是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托了关系，把林丹塞进了国家队。就这样，快要超龄的林丹终于搭上了末班车，成了国家队的插班生。刚进国家队的时候，林丹被安排在地下室改造成的宿舍里。地下室不仅阴暗、潮湿，而且收不到信号，发短信时必须站在床上，等短信发出去再坐下。但对林丹来说，最让他难受的不是地下室的恶劣条件，而是无处不在的压抑气氛。因为是“后门生”，林丹总会听到不少流言蜚语，说他自身没什么能力，是靠走关系才进的国家队。而林丹的许多队友都已经获得了世界冠军，这让他十分自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根本不敢抬头看人，低着头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住在地下室的那段时光，林丹顶着巨大的压力不断地加大训练的强度，卯足了劲儿想要证明自己，终于拿下了几个冠军，给自己和高主任争了一口气。一年半以后，林丹终于搬出了地下室，住到了楼上的宿舍里。

陈寅恪被知识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刘节是他的得意弟子。刘节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了上级，陈寅恪成了批斗对象，没有人再敢同陈寅恪接触了，刘节却对老师一如既往，依旧十分尊重，过年过节时还去行拜见的大礼。 1954年刘节也遭受批判，有人向他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便可过关。他却坚持不转向，愤而辞去了历史系主任。“文革”中，刘节自己遭受的苦难已无以复加，还把陈寅恪将要受的苦难揽到自己头上。1968年农历春节前，双目失明、年近八十的陈寅恪卧病在床，红卫兵要把他抬去批斗，陈的妻子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时，刘节挺身而出，主动代替老师去接受批斗。罚跪、辱骂、殴打告一段落，勒令他“自己批判自己”时，他说：“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 在那人人难以自保的年月，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不少人走上了断绝家庭关系甚至脱离父母关系之路。刘节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像多数人那样，与批斗对象划清界限，反而还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斗，虽非空前绝后之举，“文革”中也是仅此一例。在遭受非人待遇的年月，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他还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

1952年，二战期间的盟军司令，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一次会议上请拉比教授（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演讲，说：“在众多雇员里，您能够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学校深以为荣。”拉比教授当即回敬：“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您才是学校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玻利瓦尔在西班牙学习期间，一天早晨，玻利瓦尔穿着华丽的南美洲贵族的衣服骑着马在马德里的大街上闲逛，“小子，下来！”突然一个街头警察对他大声吼道。“为什么？”玻利瓦尔非常困惑。在家乡，他是贵族，非常受人尊敬。可在西班牙，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竟然对他这么无礼。“这是西班牙，不是南美洲殖民地，你少在这里耀武扬威！下来！”警察一下子就把玻利瓦尔从马上拽了下来。一个在自己的家乡有着极大优越感的人却在马德里的街头遭到了一个普通西班牙警察的侮辱。这件事让玻利瓦尔深受刺激，他深深地感觉到殖民地的人民在西班牙人的眼中是多么的没有尊严，像一个普通的西班牙警察都可以随随便便地侮辱他这样一个贵族，那更不要提普通的殖民地人民了。从那时起，玻利瓦尔就立志一定要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