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天，李嘉诚为了了解塑胶花产品的生产工艺，登上了飞往意大利的班机去考察。他在一间小旅店刚安下身来，就迫不及待地去寻访在世界上开风气之先的塑胶公司。经过两天的奔波，风尘仆仆的李嘉诚来到了该公司的门口，但他却停了下来。他知道任何一个厂家对于新产品的技术都是严格保密的，虽然可以购买技术专利，但这样做，一来厂家一般不轻易出售专利，二来昂贵的专利费也不是刚刚起步的长江厂所能负担得起的。情急之下，李嘉诚看到了这家公司的塑胶厂招聘工人的告示，于是，他便去报了名，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李嘉诚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清除废品废料，他能够推着小车在厂区各个工段来回走动，双眼却恨不得把生产流程吞下去。收工后，李嘉诚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整个生产流程都熟悉了。可是，属于保密的技术环节还是不知道。有一天，李嘉诚邀请数位新结识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这些朋友都是某一工序的技术工人。李嘉诚用英语向他们请教有关技术，佯称他打算到其他的厂应聘技术工人。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了塑料花制作配色的技术要领。几个月后，李嘉诚满载而归。随即到达的，还有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临行前，塑胶花已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好多家花店，了解销售情况。他发现绣球花最畅销，立即买下许多好的绣球花做样品。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妻子在古稀之年，每到天寒时，天不亮就早早起来，然后径直走进厨房，熟练地生火、烧水、煮粥。满满的一大锅粥要熬上很长时间，杨夫人每次都耐心地等着清甜的粥香顺着热气渐渐充满了厨房，飘到了院子里。院子的另一边，仆人们伴着这熟悉的香气陆陆续续地起床，洗漱完毕后，来到厨房，并接过杨夫人盛起的满满一大碗热粥喝了起来。杨夫人的儿子杨东山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甚是心疼，一次，他劝母亲说：“天气这么冷，您又何苦这么操劳呢？”杨夫人语重心长地说：“他们虽是仆人，也是各自父母所牵挂的子女。现在天气这么冷，他们还要给我们家里做活。让他们喝些热粥，心中有些热气，这样干起活来才不会伤身体。”

据说有一次徐悲鸿正在画展上评议作品，一位乡下老农上前对他说：“先生您这幅画里的鸭子画错了。您画的是麻鸭，雌麻鸭尾巴哪有那么长的？”原来徐悲鸿展出的《写东坡春江水暖诗意》，画里麻鸭的尾羽长且卷曲如环。老农告诉徐悲鸿，雄麻鸭羽毛鲜艳，有的尾巴考曲；雌麻鸭毛为麻褐色，尾巴是很短的。徐悲鸿接受了批评，并向老农表示了深深的谢意。

1945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率美国代表团秘密乘坐“昆西号”巡洋舰前往马耳他，计划与丘吉尔会合后，再搭飞机前往克里米亚半岛。总统在出国时喜欢有家人陪伴，这次是他的爱女安娜与他同行。2月2日，“昆西号”抵达马耳他，安娜收到了军舰上的一张账单——享用“总统专用零食”，应缴纳32.5美元。 贵为总统的女儿，却要为吃的零食买单，这样的平等理念在我们看来或许不可思议，可见这样的公平原则，早已深入美国人的人性之中，一个公平透明的制度，无疑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最有力的的保障。

克里姆林宫内曾有位尽职尽责的老清洁工。她说：“我的工作和叶利钦的工作差不多，叶利钦是在收拾俄罗斯，我是在收拾克里姆林宫。每个人都是在做好自己的事。” 她说得多么轻松、怡然，很使人感动，也很令人深思。克里姆林宫的老清洁工在达官显贵面前是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可她并不自卑，而且还幽默地把自己的工作和总统的工作相提并论，足见其心胸的豁达与坦荡。 一国之君也好，一介草民也罢，他们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所以，她每天都在认真地收拾红墙内的灰尘和垃圾，同时也把散落在心头的苦闷和迷惘一起清扫掉。

1917年1月4日，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蔡元培，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霍克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有一次在一家商场内与一位老人就养老金问题发生争执。霍克一时冲动，骂那位老人：“愚蠢的老家伙。”老人因此把他告到法院。霍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自己不文明的语言，公开向这位老者道歉。他说：“那天我非常烦恼，但这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如果我确实伤害了他的话，我愿意就此向这位先生道歉，诚请宽容我的不逊。”

陈胜被拥立为陈王以后，曾经跟他一起当雇工的一位老朋友前来找他。宫门守卫不给通报。他就等陈主出来时，拦在路上喊。陈王就让他同车回宫。老朋友一进宫，看见殿房的帷帐，大声赞叹说：“好哇，陈胜当了王以后，住多少房屋啊！”后来这位老朋友在外面常常提起陈胜当雇工时的情形。有人就对陈王说：“这样的无知愚民，在外面瞎说，将会降低您的威信！”陈王一听，就把这位老朋友给杀了。但这样一来，以前的那些老朋友也就一个个离开了他，最后成了孤家寡人。

最近一直乘飞机到处飞，发现一个现象：同样是3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旅客，头等舱的往往是在看书，公务舱的大多在看杂志或用笔记本电脑办公，经济舱的则是看报纸、看电影、玩游戏和聊天的比较多。在机场，贵宾厅里面的人大多在阅读，而普通候机区的人全都在玩手机。那么到底是人的位置影响了其行为呢，还是人的行为影响了其位置？

2013年，英格兰银行宣布，19世纪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作者简·奥斯汀，将由2017年起取代生物学家达尔文，成为10英镑新钞的肖像人物。简·奥斯汀将成为自1970年至今，第3位肖像被印在英镑钞票的女性历史人物。英国记者佩雷斯早前发起网上联名，要求英格兰银行选择女性作为新钞肖像人物，获得数万人响应。佩雷斯批评英格兰银行试图“将女性扫出英国历史”，银行则强调，无意把女性排除在钞票肖像人选之外，并称简·奥斯汀值得在英镑钞票上占据席位。而2013年正好是《傲慢与偏见》出版200周年纪念，如果简·奥斯汀“泉下有知”，也会对此感到欣慰。当然，能得到这样的荣誉，离不开简·奥斯汀对世界的巨大贡献，那便是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200年来，它无数次被翻拍、再版，它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让现代人依然乐于接受的名著。你也许不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甚至被指定为士兵的读物，帮助士兵从炮弹休克症中清醒过来。因为“爱情和幸福”，是每个人想去追求的美好事物。即使今天的爱情有了太多“附加值”，美好依然永恒。

费希特年轻时，曾去拜访大名鼎鼎的哲学大师康德，想向他讨教。不料，康德对他很冷漠，并拒绝了他。费希特失去了一次机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他不灰心丧气，也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他心想，自己没有成果，两手空空，大哲学家当然怕打搅，自己为什么不先拿出一些成果来呢？ 于是，费希特埋头苦学，完成了一篇《天启的批判》的论文，呈献给康德，并附上一封信说：“我是为了拜见自己最崇拜的大哲学家而来的。但仔细一想，对本身是否有这种资格都未审慎考虑，感到万分抱歉！虽然我也可以索求其他名人的信函介绍，但我决心毛遂自荐，这篇论文就是我自己的介绍信。” 康德细读了费希特的论文后，不禁拍案叫绝。他为其才华和独特的求学方式所震动，便决定“录取”费希特，亲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邀请费希特来一起探讨哲理。 由此，费希特获得了成功的机会，后来成为了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

7月2日凌晨发生在烟台一间公司宿舍楼三楼的大火，让江苏海门“80后”周江疆的名字，被所有人记住了。人们震惊于他身上的两个标签：“毫无争议的富豪之子”“不顾生命两度冲入火场救人”，坐享财富却拼足劲辛苦付出的他，在28岁时用最帅的方式将“富二代”“高富帅”这样充满争议的词条洗涤得纯净夺目。当日凌晨1时许，周江疆第一个发现了火情，大声疾呼并快速撤出。发现员工们大多还在沉睡后，他又跑进火场，逐间敲门，把员工一一唤醒。到了楼下，周江疆发现还有3名员工被困，决意二进火场。他留给女友最后的一句话是“不行，我一定要去，爸爸不在公司，我就要为员工负责。”周江疆冒着浓烟摸到员工徐俊敏和仇彩萍的宿舍，拼命敲门。徐俊敏慌忙起床，下楼逃生，仇彩萍也因风向原因逃脱险境。然而，周江疆却再未能冲出火海。“他是富二代也好，不是也好，他都是我们的江疆。”被救员工陈玉彬说。是的，危急时刻，爱和责任就如“本性难移”，与身份无关，更与财富无关。

立志求学不分先后。董云70岁拜师求学，一直被传为“老而好学”的佳话。董云是明朝嘉靖年间太湖流域的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此人喜爱文学，求知若渴，学有所成，颇有些名气。他68岁时到浙江会稽山游历，听说王阳明正好在深山里讲学，他赶去听了几次，越听越觉得王阳明知识渊博，越感到自己知识浅陋。于是，他决定拜王阳明为师。但是当时只有53岁的王阳明推辞再三，执意不肯收长者为徒。不少朋友都劝他：“你已经这么大年纪，又很有名气，何必还要那么用功呢？”董云说：“我的年纪虽老，但过去的60年学得太少了，今天有幸遇见好老师，一定要从头学起。”董云说到做到。两年后，也就是在他70岁那年，他特意在除夕的晚上，冒着雪，赶到会稽山，向王阳明行了拜师之礼。

多年前的一个傍晚，一位叫亨利的青年移民，站在河边发呆。这天是他30岁生日，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活下去的必要。因为亨利从小在福利院里长大，身材矮小，长相也不漂亮，讲话带着浓厚的法国乡下口音，所以他—直很瞧不起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既丑又笨的的乡巴佬，连最普通的工作都不敢去应聘，没有工作，也没有家。就在亨利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时候，与他一起在福利院长大的好朋友约翰兴冲冲地跑过来对他说：“亨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消息从来就不属于我。”亨利一脸悲戚。“不，我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消息，拿破仑曾经丟失了一个孙子。播音员描述的相貌特征，与你丝毫不差！”“真的吗，我竟然是拿破仑的孙子？”亨利一下子精神大振。联想到爷爷曾经以矮小的身材指挥着千军万马，用带着泥土芳香的法语发出威严的命令，他顿感自己矮小的身材同样充满力量；讲话时的法国口音也带着几分高贵和威严。第二天一大早，亨利便满怀自信地来到一家大公司应聘。20年后，已成为这家大公司总裁的亨利，查证自己并非拿破仑的孙子，但这早已不重要了。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将所有的自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这就是成功最重要的前提。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作，不是为了给彼此写信；对人们来说，为了一起工作，用不着彼此相爱。”福特认为，“大量的劳工骚动都是起源于那些下级管理人员不公正地行使权力。” 在内部管理上，福特公司提倡最大限度的“无头衔管理”：“没有特别的职责附加在任何职位上，没有一系列的上下级权力等级，也几乎没有头衔，没有会议……没有繁文缛节。” “没有人会吹嘘自己是一家破产银行的董事长。企业总体上来说难以熟练地驾驭，所以不能给予舵手般的骄傲。”按照经验，困难不是发现要提升的人，而是谁愿意被提升。因为不会有多少人在希望得到更多钱的同时，还希望接受更多的责任和工作。 这反而是正常的。这比根据头衔划分责任、把得到职位升迁当作工作目标来得好。 “我们没有任何事先准备好的位置，我们最好的人员总是自己找位置。这点很容易做到，因为总是有工作。”亨利?福特表示，“当你考虑的是把工作做好，而不是为一个想得到提升的人找一个合适的头衔时，那就不会有提升的困难了。”

一次，前民主德国柏林空军俱乐部举行盛宴招待空战英雄，一位年轻的士兵斟酒时不慎将酒泼到乌戴特将军的秃头上。顿时，士兵悚然，会场寂静，倒是这位将军轻抚士兵肩头。说老弟，你以为这种治疗能再生头发吗？”全场立即爆发出了笑声，人们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了，盛宴保持了热烈欢乐的气氛。

1956年夏，彭德怀打算到北海公园逛逛。他来到门口看见牌子上写着“休息”两个字，便质问随行：“你们搞的鬼？”随行说是奉上级指示闭园接待首长，彭大怒：“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的国家里决不能有！”他愤而出园说：“我以后再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的娘！”一句怒言，风骨尽显。

西汉名将周亚夫治军严明，闻名天下。汉文帝派他驻守细柳，同霸上、棘门军共同抗击匈奴。一次，汉文帝亲自赴前线劳军。天子的车骑到达霸上、棘门军营时，都长驱直入，不用通报。到达细柳营时，却被守门军士挡在门外。文帝的侍从官上前告诉说是天子驾到，守门官毫不理睬，说：“军中只听将军令。”文帝只好派人拿着诏书去通报周亚夫，获准后才得以入营。随从的车马刚要飞驰，守门卫士又制止说：“营门口不得驰驱。”车马只得依次缓行。见了周亚夫，文帝不仅不责怪，反而称赞他治军严明，军营严整。

1959年春的一天，朱德同志在云南政治学校礼堂看戏。开演前，朱德同志正和身边观众谈话。这时，一位耄耋的老人由服务员引了进来，朱德一眼便认出这位老人原是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叶成林，急忙起身上前，立正敬礼。礼毕又紧紧握住老人的双手，亲切地呼唤：“叶老师！”，然后请叶老入座，待老人坐定后他才坐下。

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搂，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他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祥，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载，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