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他从小文科成绩都是红字连篇。他的读写速度很慢，英文课需要阅读经典名著时，只能从漫画版本下手，以求低空过关。他常常说：“我的脑袋里有想法，但是却没有办法将它写出来。”后来，医生诊断他患有识字障碍。之后他凭借优异的数理成绩，进入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就读。他发现商业课程对他而言比较容易，于是他选择主修经济，在英文及法文仍然不及格的同时，全力投注于商学领域，获得工商管理学学位。毕业时，他向叔叔借了10万美元，想自己创业。他于1974年在旧金山创立的公司，如今已是世界五百强企业，拥有26万多名员工。他就是施瓦布，嘉信理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现在，施瓦布的读写能力仍然不佳，他阅读时必须念出来才行，有时候一本书要看六七次才能理解，写字时也必须以口述的方式，借助电脑软件完成。一个先天学习能力不足的人，何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施瓦布的答案是：由于学习上的障碍，让他比别人更懂得专注和用功。“我不会同时想着18个不同的点子，我只专注于某些领域，并且用心钻研。”他说。

西晋时的左思出身寒微，自幼反应迟钝，长得丑，又讷于言辞。学书法、弹琴，都没有学成。他父亲对朋友说：“这孩子智力差，笨。”左思很不服气，发愤学习，以勤补拙。他着手准备《三都赋》，吃饭、走路想的都是文章。连家中茅厕里都放着纸笔，一旦他琢磨出了好句子，便随时记下。当时，在洛阳任职的才子陆机也在准备《三都赋》，听闻此事，讥笑说：“这里有个丑八怪想写《三都赋》，他写的文章只配给我盖酒瓮。”左思毫不动摇，并请求担任掌管国家图书典籍的秘书郎，借机苦学苦读。他日积月累，终于花了10年时间写成了《三都赋》，达官显贵竞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

在北大读书时，浓眉大眼的李克强说话不多，长期的农村生活让他格外自律，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没课时，他大清早就背着个黄色军用挎包去了图书馆，除了吃午饭和晚饭，一直要待到闭馆才离开。在英语的学习上，李克强尤其下功夫。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小学、中学，基本都“赋闲”在家，英语基础几乎为零。“七七级”的同学英语水平都很差，有的甚至一个单词都不会。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李克强自己做了一个小本子，正面英语单词，反面中文解释。每天无论是去食堂吃饭，还是外出坐公交车，他随时随地都拿着小本子苦记硬背。在点滴的积累中，李克强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成了班里的佼佼者。一次，李克强与同学何勤华一起听外国专家的讲座，专家反复讲到一个名词：canonlaw，何勤华被这个生僻的词语讲得云里雾里。李克强脱口而出，就是教会法规。凭借出色的英语水平，李克强还翻译了一万多字的《英国宪法资料》。这本书后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采用；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大纲》，也由北大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对英语的“偏爱”并没有影响李克强对专业课的学习。为了学好国际商法这门课，他和几个同学到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学习海商法时，他又和同学跑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那时，许多同学甚至不知国际商法和海商法为何物，而李克强已经在图书馆拿经济法等方而的英文原著来阅读。之后许多年，他一直保持着读英语原著的习惯。读书既要凭借兴趣，又要有益于专业，李克强读书的事例，充分证明了“读书要兼收并蓄”的观点。

美国的学校，跟保守的香港学校很不相同，完全是开放性的，纪律松懈散漫，在李小龙看来，美国的学生简直就在玩。此时的李小龙，父母再不能督促他，老师也不会约束他，同学更不会因学业的优劣而崇拜或鄙视一个人。李小龙完全可以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然而，此时的李小龙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他一改在港厌学逃学的作风，一丝不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深知学费来之不易，逆境中的他悟醒了许多人生的哲理。他知道理科一直是他的弱项，他曾对它恨之入骨、厌之如蝇。现在，他尽管仍不喜欢，却比文科下了多倍的苦功。他对英语，更是到嗜学如命的地步，他知道；来到美国，无论进大学深造，还是进社会就业，语言是最最重要的。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是他小时候的天赋却不高。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重复不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贼人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先生却成为毛泽东主席都钦佩的人：“近代最有大本夫源的人。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那贼的记忆力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而且狠，见不睡觉居然跳出来“大怒”，教训曾先生之后，还要背书，扬长而去。但是遗憾的是，他名不经传，曾先生后来启用了一大批人，按说这位贼人与曾先生有一面之交，大可去施展一二，可惜，他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