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家苏轼到金山寺和佛印禅师打坐参禅，苏轼觉得身心通畅，于是问禅师道：“禅师，你看我坐的样子怎么样？”“好庄严，像一尊佛！”苏轼听了非常高兴。佛印禅师接着问苏轼道：“学士，你看我坐的姿势怎么样？”苏轼从来不放过嘲弄禅师的机会，马上回答说：“像一堆牛粪！”佛印禅师听了也很高兴！禅师被人喻为牛粪，竟无以为答，苏轼心中以为赢了佛印禅师，于是逢人便说：“我今天赢了！”消息传到他妹妹苏小妹的耳中，妹妹就问道：“哥哥！你究竟是怎么赢了禅师的？”苏轼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地如实叙述了一遍他与佛印的对话。苏小妹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她听了苏轼得意的叙述之后，说道：“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中有佛，所以他看你如佛；而你心中有牛粪，所以你看禅师才像牛粪。”苏轼哑然，方知自己禅功远不及佛印禅师。

网络文体，时下风头正劲。从“咆哮体”到“蓝精灵体”，从“TVB体”到“淘宝体”，这些几十字甚至上百字的语段，扮作嬉笑怒骂各种神态，在互联网内外方兴未艾、遍地开花。或源自对童年的怀恋，或表达对生活的不满，或呼唤社会良知的回归，网络文体以集体喷发的态势，超越“雷”、“给力”、“神马”等风靡一时的字词，成为网民疏解情绪、表达意见的新媒介，甚至跃升为网络语言的强势形态。但事实上，这些网络文体不过是一种相对个性化和自由化的诉求方式，并不能作为一种全民通用的语言规范出现，网络文体五花八门，都经历着从最初形式的新颖到流行后的滥熟再到最终弃用的历程，其目的只是满足一部分人的表达需要，取代不了流传几千年的汉语规范。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海明威，其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练著称，对话极为简洁。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海明威回答说：“站着写。”海明威对自己的这种写作习惯做了解释：“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用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自己尽可能简洁地表达我的思想。”

梅兰芳断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拮据，他只好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后来还是举债度日，向亲友借了一笔钱。有的好友得知他家生活陷入绝境，便解囊相助。老画家叶誉虎提议与他合作，办一个国画展览，突出梅、竹的主题，以扩大社会的影响。沦陷区的上海，一片混乱恐慌，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空袭警报，市民生活得提心吊胆。梅兰芳在这种艰苦环境里作画，克服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画技大有长进。经过八个月的苦战，他一个人就画了170多件，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仕女、佛像、花卉、松树、梅花等，同叶誉虎的作品一起，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展出，受到广大参观者的好评。展览结束后，梅兰芳为了生活，被迫将其中大部分作品卖掉，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里生活更困难者。梅兰芳苦涩地回忆着这几年的沧桑历程，心境忧闷地对朋友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梅兰芳在抗战期间断然蓄须明志，不为民族敌人演出，表现了一代艺豪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这一事件成为神州大地感人的佳话，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决心。

2015年1月底，在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张怀琼呼吁减少网络语言污染，加强对汉语的保护。随着网络发展，我国出现了大量的网络语言，有的网络语言反映了时代进步，值得肯定；但有的网络语言粗俗猥琐，完全不讲规矩。张怀琼指出，类似“中国大妈、老虎、苍蝇、躲猫猫”或“蛮拼的、萌萌哒”等网络语言，表达的语意符合汉语的本来意思，可以看作是语言的发展；但有的网络语言却是错别字，或与原意完全不同，如“系（是）偶(我）、灰常（非常）、稀饭（喜欢）、酱紫（这样子）、造吗（知道吗）、恐龙(丑女）”，则属于语言的污染。网络语言是应运而生，不可全盘否定。其实我们现在的许多常用词语，当年和如今的网络语言一样，都曾经是时代流行语。但不并能因此对网络语言放任自流，保持汉语的规范化和纯洁性，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应有的责任。网络时代，在努力保留有价值的创新词汇的同时，同时应该遵循汉语自身的“规矩”，保证本国语言与时俱进和健康发展。

汪曾祺先生最听不惯华而不实的语言，他经常像一个语文老师当场改别人的错。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汪先生是散文大家，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最后，主持人高声宣布：“请文化名人汪曾祺先生讲话，大家欢迎！”汪先生赶紧站了起来，连连摇头：“不对、不对！汪曾褀是人名，不是名人！”一句话，将全场逗得大乐。

蔡志忠从十五岁起便开始成为职业漫画家，他曾经连续两年获台湾10名畅销书作家之首。1976年成立龙卡通公司，拍摄了《老夫子》、《乌龙院》等长篇动画电影，曾获1981年金马奖最佳卡通片奖。1983年开始创作四格漫画，已有《庄子说》、《老子说》、《大醉侠》、《光头神探》等100多部作品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多种语种版本出版，销量超过了3000万册！在不同的国度扮演着相同的功能——藉由浅显易懂的解释、温润圆滑的线条，让读者分享他对生命演绎出的哲学，日本高中课本，还以《庄子说》之七页作品作为基本教材。蔡志忠致力于研读中国古籍和佛书，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庄子说》《老子说》等经典漫画，被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蔡志忠用简洁生动的线条描绘了一部部颇具影响的漫画书，在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地广受欢迎。他的作品庄子说、老子说、禅说、史记、西游记、聊斋系列等开启了中国古籍经典漫画的先河。并以其对诸子百家，古典名著，唐诗宋词，佛经禅语的独到心得，行云流水般的画笔，将经典白话化与漫画化，并加以现代诠释，让现代人在完全没有负担的情境下，吸收智慧，轻松学习经典。

新加坡著名女作家尤今曾回忆起这样一件让自己惭愧的事。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应聘一家跨国银行理财专员职位。没过几天，儿子收到伦敦总部电话，约定了日期和具体时间，要和他进行一轮电话会谈。约定通话的那天上午，尤今看到儿子很早就起来，郑重其事地穿上了西装，还打了领带，站在电话旁边等待着对方的电话。 尤今和儿子开玩笑：“这次只是电话会谈而已，对方又瞅不见你，干嘛还穿戴得如此正式，犯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吗？”儿子严肃地答道：“对方虽然看不到，但人家是从办公场所给我拨电话，他衣冠楚楚，我在家穿正装，是对他的应该有的尊重。再说，我如果现在穿着背心短裤，等会说出来的话可能会随意而不够慎重，这是对方能‘看见’的。”最后，尤今的儿子毫无争议地争取到了这个有很好前途的职位。

《王阳明全书》有一段记载：有位聋哑人叫杨茂，王阳明不懂手语，无法跟他交谈，只好用笔代言。 王阳明问：“你的耳朵能听见是非吗？” “不能，因为我是聋子！”杨茂答。 “你的嘴巴能说出是非吗？”王阳明又问。 “不能，因为我是哑巴！”杨茂答。 “你的心能分辨出是非吗？”王阳明再问。 “能！”杨茂立即回答。 于是王阳明说：“你虽然是个残疾人，但你的耳朵关闭是非，嘴巴封锁是非，省了很多是非。只要你的心能明辨是非，这就足够了！”

《甄嬛传》里的甄嬛，新《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和周芷若，电影《赤壁》（下)中的小乔，《泰坦尼克号》里的罗丝……她们的声音都来自同一个女配音演员——季冠霖。一个人居然能配出这么多种不同的声音，引发网友惊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原本在幕后的季冠霖，因为“能配出多种不同声音”，实现了一个配角的完美“逆袭”。尽管“配音”只是声光电等多元影视表达元素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她却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声音的魅力。“神配音”走红，让更多幕后的人看到，只要在自己的角色上做到最好，哪怕只是“打酱油”、跑龙套，也同样会有精彩的人生。

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个小短片，专门介绍中国流行词语“Tuhao”（土豪），包括词源、词义以及风靡一时的原因等。早在今年初，中文热词“dama”（大妈）就登上了《华尔街日报》，被称为“影响全球黄金市场的一支生力军。”而此前，“Chengguan”（城管）“guanxi”（关系）等也出现在英语中，中文词汇正大踏步地进入西方话语体系中，影响力与日俱增。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全球语言监督机构”发布报告称，自1994年以来加入英语的新词汇中，“中文借用词”数量独占鳌头，以5%至20%的比例超过任何其他语言来源。

在那个通讯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写信是最主要的通讯方式。而初次离家的蔡志忠，却从未主动写过家书，“我是乐不思蜀了”。在台北工作的蔡志忠，一年就回去两次，农历春节是一定要回去的，还有就是暑假，“父母总是念叨着我怎么还不回家，然后就一直催一直催”。“我好像是个不念家的人”，蔡志忠对此并不掩饰。15岁离家后的岁月，蔡志忠回家的次数逐年减少。即便在电话已经普及的年代，蔡志忠依旧保持“出国三个月，都不会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到现在也是这样”。这个有着“回家恐惧症”的漫画家，习惯用“画面记忆”来重温着家乡的点点滴滴。“与花坛乡相邻的是秀水乡和芬园乡，都是美丽的名字”，花坛乡——确实是个意象美丽的名字，还有很特别的地理环境，“这里的山除开表面是树，有点石头，下面都是红土，没有半点杂质，可以用来烧砖。”

2013年暑假，主打汉字听写的节目《汉字英雄》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惊艳电视荧屏。尤其央视制作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首播之后一夜爆红，超越选秀和相亲节目，占领了电视荧屏，几乎成了很多家庭的“必修课”。两档汉字听写类节目从开播之初的“毫不起眼”到几个月后“收视飘红”，甚至在中国中小学生、青年人中掀起了一场汉字书写高潮，让不少选手和观众惊呼已“不会写字”，也再次激起人们对汉字文化传承的忧虑。

起初，康德自己也认为《纯粹理性批判》只能写成小册子。孰料一动笔，数月之间，856页的《纯粹理性批判》便一挥而就。但是，这本“欧洲有史以来写就的最重要的书”（叔本华），出版之后竟无人喝彩。真正令人对《纯粹理性批判》望而却步的，是它太晦涩难解了。它甫一出版，即夺得哲学史长句冠军。有读者写信抱怨康德：“读你的书十个手指头都不够用，因为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指头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都用完了，一句话还没读完！”

在中国，请使用外语——这似乎也正在成为某些中国人的追求和时尚。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在自己的同胞面前硬要把汉语说得不流利，一些关键字必须借助其他语种词汇才能够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鄙夷国语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在这繁荣的社会中一定要意识到这危机蔓延的可怕后果。它正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听觉，磨损我们的器官，进而磨损我们的心灵。直至某一天，当危险逼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将在一片“妈咪”和“我的上帝”的惊呼中毁灭。许嘉璐先生曾呼吁，要像保护空气一样保护祖国的语言文字。霸道的语言、洋化的语言、奴化的语言、简单杂交的语言只能污染纯洁的母语，是应当被摒弃于母语系统之外的。

美国的学校，跟保守的香港学校很不相同，完全是开放性的，纪律松懈散漫，在李小龙看来，美国的学生简直就在玩。此时的李小龙，父母再不能督促他，老师也不会约束他，同学更不会因学业的优劣而崇拜或鄙视一个人。李小龙完全可以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然而，此时的李小龙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他一改在港厌学逃学的作风，一丝不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深知学费来之不易，逆境中的他悟醒了许多人生的哲理。他知道理科一直是他的弱项，他曾对它恨之入骨、厌之如蝇。现在，他尽管仍不喜欢，却比文科下了多倍的苦功。他对英语，更是到嗜学如命的地步，他知道；来到美国，无论进大学深造，还是进社会就业，语言是最最重要的。

与第一季的“痣哥”胡海泉异曲同工，古巨基的主持功力远不及汪涵、何炅等专业主持人完美，连开场报幕时念赞助商的名字都紧张得话音直颤。在第二位歌手唱完之后，他再度上台串场，搞笑的一幕来了，他说：“对不起，我刚刚第一遍的时候把‘全新升级’念成了‘全新专辑’，我现在再重新说一遍。”话音刚落，就惹得全场观众大笑。他对着纸条好不容易念完广告词后，忍不住感叹：“真的太紧张了，我之前在香港虽然也做过‘主齐’，但这是我第一次用普通话‘主齐’，请大家多多包涵。唉，怎么会把‘全新升级’念成‘全新专辑’呢？可能我太想发新专辑了。”这番话搭配着他“萌萌哒”的表情，瞬间获得了现场观众的肯定，对他报以会心的掌声，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古巨基在主持上开始了逆袭。

巢湖的张先生向朋友高某借了14000元。今年3月，张先生还了其中的1万元。为避免今后出现纠纷，张先生又给高某写了一张欠条：张某借高某人民币14000元，今还欠款4000元。后来，高某因催款吃了几次闭门羹后，一纸诉状将张某告到法院，诉称张某尚欠其余款1万元，请求返还。司法所工作人员发现欠条存在重大歧义。“今还欠款4000元”，既可以解释为“今还(hái)欠款4000元”，又可以解释为“今还(huán)欠款4000元”。根据《合同法》规定，如果一方提供的用词可合理地得出两种理解时，应选择不利于用语提供人的解释，张先生为此输了官司。 人说“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还是同一个字，居然也能出现如此差异。一定要学好语文，不要被人骗了！

日本学者大藏一郎认为，“最近二十年来中国人一是大量引用西方现代典籍，引用对象所在的国家越强大，其观点似乎就越具说服力；二是大量引用中国古籍，引用的越古老，越生僻，越能换取无知者的敬意。”阿根廷阐释学研究者安·西雪丽亚说：“以中国为例，中国一些时髦人士觉得，总引欧美学者的话太俗。现在，他们挺爱援引我们拉美作家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博学，至少证明他们对搜索引擎运用得比较娴熟。估计下一段，他们就该引用爱斯基摩人的格言了。” 写作文也是如此，如果你的论据、论述本身就很有说服力，又何必通过大量的引用来证明观点呢？

玻尔在童年时代是一个行动缓慢但做事专心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各门功课都很好，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他还酷爱文学，但本族语学得很费力。他一生都用功克服这一困难，花了很多时间一遍一遍地抄写手稿，不管是科学论文、大会发言稿，还是给朋友的信件。这反映了玻尔对准确性的迫切要求和使自己的著作能传递尽可能多信息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