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学习中，既肯下苦功，又善动脑筋。他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王维克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出了这样一道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此题出自古代的《孙子算经》，意思是说：有一种东西，不知道数量，如果三个三个地去数它，最后剩二；五个五个地去数它，最后剩三；七个七个地去数它，最后剩二。问这种东西共有多少。王老师刚把题读完，华罗庚的答案就脱口而出了：“二十三！”“怎么，你看过《孙子算经》？”王老师惊诧地问。华罗庚回答说：“我不知道《孙子算经》这本书，更没有看过。”“那你是怎么算出来的？”王老师又问。华罗庚有板有眼地答道：“我是这样想的，三个三个地数，余二，七个七个地数，余二，余数都是二，那么，总数就可能是三乘七加二，等于二十三，二十三用五去除，余数又正好是三，所以，二十三就是所求的数了。”“啊——”王老师简直被惊呆了，“算得巧，算得巧！”

1770年12月6日，贝多芬诞生在波恩市的一个音乐世家。他4岁时就会弹奏羽管键琴，8岁起就登台演出，并获得了音乐神童的美誉。10岁时，他拜师于普鲁士最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聂费。12岁时经聂费的推荐，到瓦尔特斯坦伯爵的宫廷乐队充任管风琴师助手，这是贝多芬“音乐仆役”生涯的开始。17岁时，贝多芬去拜访音乐大师莫扎特，受到热情接待。莫扎特在听完贝多芬弹了几首钢琴曲子后兴奋地说：“各位，请注意这位年轻人，不久的将来他就会博得世人的称赞！”莫扎特还答应给贝多芬上课。可惜此后两个月，贝多芬母亲突然去世。对此，贝多芬父亲意志消沉，终日酗酒，贝多芬不得不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再次回到原来的歌剧院当钢琴师。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出生在俄罗斯北部的一个小城。他的家坐落在一条偏僻农村的铁路附近，父母都是铁路工作人员。幼时的他体弱多病，且经常发烧，这最终导致他得了慢性肺炎，一出世便在医院待了整整三个月。为了更好的治疗他的疾病，他的父母决定搬往伏尔加格勒居住，那里的气温相对的温暖。 他的家人慢慢发现，孩子的病之所以久久未能痊愈，与他的体质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如何才能增强他的体质呢？最终，家人对年仅4岁的他进行了多项体能训练，诸如滑雪、跳舞、滑冰……在训练过程中，小小的他逐渐对滑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一发不可收，每天都要在冰场上练一两个小时才罢休。羸弱的体质，常使他因为不能坚持太久而多次滑倒；坚硬的冰面，常在他幼小的身体上留下一道道伤口。而如此艰辛的付出之后，他在滑冰方面，却并未取得多大的成绩。更令他伤心的并非来自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冰场上无数人对他的嘲笑。 他的父母安慰他，说滑冰本就是为锻炼身体，不必太在意。他的滑冰启蒙老师对他说：“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你可是这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但你一定能成为这里的第一。”这句话深深的扎在了他的心底。失败之后，他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勇气变得更大。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从那以后，在伏尔加格勒的冰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金头发、蓝眼睛，身上永远背着一个背包的小男孩在锲而不舍地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23年过去了，他的梦想之花终于如愿地绽放在世界冰坛上。年仅27岁的他，惊人地获得了欧锦赛、世锦赛、世界花样滑冰总决赛等多项比赛的冠军大奖，他以独特的两周跳、三周跳、连续四周跳而技惊世人。人们还发现，一袭白衣、一顶红色的帽子、一个背包，成了他的招牌装扮，让人们对他印象尤为深刻。 他，就是普鲁申科，鼎鼎大名的世界“冰坛王子”。

二战期间，有一个记者问英国首相丘吉尔：“莎士比亚与印度哪个更重要？”丘吉尔首相回答：“宁可失去50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人类之所以伟大，现在看来，不是因为他能够征服世界，主宰世界；而是因为他拥有文化，拥有精神。

伽利略幼年时其父亲就发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特别是数学能力显得格外突出。但是，父亲极力反对他学习数学，他认为搞数学维持不了最基本的生活，只有学医才有出息，因而希望伽利略能够成为一名医生。但是，17岁的伽利略在学医时并没有中断研究数学的兴趣，相反，这种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从19岁开始，伽利略正式从事数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后来，伽利略提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同时，还发现了物体的惯性，摆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等。他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因而被人们誉为“近代自然科学之父”。

谈起自己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余华毫不回避当初的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毕业以后我干牙医，一干就是5年，一点不夸张地说，这5年我拔了至少有1万颗牙，每天7点就上班，干8个小时，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有时我站在窗户前，发现隔壁文化馆里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我就问他们不用上班吗？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工作，我当时就想：‘这工作好’。后来我问文化馆里的一个朋友：‘怎么样才能进文化馆工作？’他告诉我写小说吧，我想我认的汉字也有五千多个了，做音乐、画画不行，写小说大概行，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开始写小说的余华在文学道路上有些幸运，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相中，请他到北京进行修改，这在余华当时所在的海盐县是件大事，用余华的话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是我们县第一个上北京改稿子的人。回来后县委宣传部的人说我是个人才，不能让我再干牙医了，干什么呢？进文化馆吧，这一下满足了我的愿望。”没有冠冕堂皇，却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余华。余华说他到文化馆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到单位一看自己竟然还是第一个上班的，于是他心里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单位我来对了。此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后来成了每个月只有领工资的时候才去单位，最后干脆辞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大概文人都有自嘲的特点，有时候还愿意拉上一些同行，余华在说完自己从事写作的原因后又补充了一段：“后来我发现我们这批人里面和我一样的有不少，有一次我和莫言、王朔几个人去意大利，主办方让我们写一篇‘我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的文章，我才知道莫言是为挣钱买一双皮鞋，王朔则是为了换个工作，和我一样，谁也不比谁好多少。”不过自嘲归自嘲，但和每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样，余华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严肃的，“现在我写作已经完全是因为热爱，没有一点功利性。其实作家在从事写作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功利的一面在内，但当他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功利性就会慢慢消失了。”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王安石的这些恶习众所周知。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任扬州知府，王安石为签判，成了韩琦的幕僚。王安石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差的时候时多来不及洗漱装扮。韩琦以为王安石夜夜寻欢作乐，就劝他不可荒废读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才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

全世界最著名的那个“疯子”走了。2015年5月24日，电影《美丽心灵》的原型人物、数学家约翰·纳什与妻子从机场坐出租车回家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享年86岁。2002年，《美丽心灵》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正是通过这部改编于纳什传记的电影，很多人经历了对博弈论的祛魅，并从此将纳什奉上神坛。如今斯人已去，留给世人的是无穷的怀念和无尽的精神资产，悼念的文字铺天盖地。而我们尊敬纳什，却不仅仅因为他是成功的人，更因为他是缔造传奇的人。20岁，他是导师口中的“天才”；30岁，即被诊断有“妄想精神分裂症”。刚刚走上人生巅峰的纳什，就这样掉进了妄想的深渊。从此，他的头脑中天才与魔鬼共舞；66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纳什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研究。纳什终究是幸运的。就在车祸发生前不久，5月19日，纳什刚刚从挪威国王手中接过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阿贝尔奖，并成为了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诺贝尔奖和阿贝尔奖的双料得主。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修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1964年秋季，李小龙参加全美空手道大赛，击败蝉联三届冠军的罗礼士而荣登冠军宝座，并与罗礼士成了挚友和师生。1964年，美国长堤空手道大赛是李小龙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李小龙作为表演佳宾出席这场大赛，表演了咏春拳，蔽目粘手、寸拳、无影拳、二指俯卧撑等，令所有观众瞠目结舌。李小龙在长堤国际空手道大赛中的出色表演，使他在美国武术界名气大增，不少武师从千里万里之外赶来拜访他，而这次大赛表演也促成了李小龙迈出踏入好莱坞的第一步。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是他小时候的天赋却不高。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重复不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贼人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先生却成为毛泽东主席都钦佩的人：“近代最有大本夫源的人。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那贼的记忆力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而且狠，见不睡觉居然跳出来“大怒”，教训曾先生之后，还要背书，扬长而去。但是遗憾的是，他名不经传，曾先生后来启用了一大批人，按说这位贼人与曾先生有一面之交，大可去施展一二，可惜，他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

蒋介石用人看重第一印象。徐向前在黄埔军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校长蒋介石找他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再加上一口难懂的山西口音，使蒋介石听起来很费劲。见徐向前的背不直，人长得也不太“威武”，蒋介石颇感失望，没有说几句话，就让他走了。后来，这位不被蒋介石重视的徐向前，在以武装反抗这位叛变了革命的校长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随后又创建了川陕根据地，把昔日校长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打得惨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蒋家军。徐向前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是蒋介石当初所想不到的。

1975年6月，一位老太太走进美国丹佛大学，她要去该校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找一位名叫约瑟夫·科贝尔的人。由于是第一次来这儿，因此走进校园，她不得不到处打听，问研究生院在什么地方。她问了许多人，每个人都热情地为她指路，有的甚至还给她画出路线图。可是，由于丹佛大学是依山而建，校园里的路异常复杂，她绕了半天也没找到科贝尔。就在她站在一个路口，不知该向哪儿拐的时候，一群女学生走过来，于是她拿出别人给她画的那张图。当她们知道她的意思后，其中的一位黑人女孩说，我带你去吧！在女孩的带领下，老太太很快找到了科贝尔。在女孩准备返回时，老太太说，为什么不认识一下呢？于是她们相互知道了各自的身份：黑人女孩，英国文学系学生，读大学三年级；老太太，波兰大使夫人；科贝尔，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创办者，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黑人女孩走出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有人正在门口散发宣传单，是关于“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一个讲座，主讲人是约瑟夫·科贝尔。此人正是她刚才带老太太寻找的那个人。她想，既然认识了，何不去捧捧场呢？在大教室，科贝尔先生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坐在第一排，对科贝尔的演讲好像充满浓厚的兴趣。中午吃饭时，科贝尔先生特意邀请了她。席间，他发现这个黑人女孩聪明、果敢，对问题总有独到的看法。也就是在此时，科贝尔动员她，毕业后报考他的政治学研究生。从此，这个黑人女孩便成了“被上帝垂青的人”。1974年，年仅19岁的她考入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26岁，她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34岁，出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0年，46岁的她成为小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2005年，出任国务卿，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这个人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赖斯。那位老太太寻找的科贝尔先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赖斯被任命为国务卿后，有人说是因为她有能力，有人说是她运气好。不过，有一种观点我比较赞同，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每日评论上：一些人之所以能交上好运，多数是由于具有细微而不起眼的美德。

李思浩，民国时人，原是一位银行职员，后因玩麻将玩得好，结识了内阁总理段祺瑞，而导致官运亨通，当上了财政总长。据说当年政治要人段祺瑞，平生除嗜好围棋外，就喜欢玩麻将。段任内阁总理时，有一天赴中国银行总裁梁士治家，拟玩麻将，主人以电话向各方邀约，因时间已晚，始终三缺一无法成局，最后梁说：“我行内有一个职员可以凑合，不知总理是否介意？”段以临时凑成局即可，说无所谓。梁士治便将李思浩约来，并且向他说：“你只可输，不能赢，切记。”李思浩闻命，心中惶恐不安，只好硬着头皮入局，心情非常紧张。初时，段祺瑞认为李思浩职小位微不屑与语，只对其他两位说笑。李思浩深娴麻将技术，得此殊荣，小心翼翼总以能使段总理愉快为上，四圈下来，他已摸清了段的牌性。不久，机会来了，他根据牌型，推测段祺瑞手中是一副大牌，专听“白板”，等段等得焦急万分的时候，他适时声言：“我全手牌都是生张，只有打幺头，或许可望不放炮。”言毕，随手将“白板”打出，段祺瑞因此和了大满贯。下次洗牌时，段祺瑞很高兴地问李思浩的籍贯、资历，以示亲切。梁士诒颇为赞许李思浩的反应能力，以后每次段祺瑞来玩麻将，使命李敬陪。从此之后，李思浩与段祺瑞拉上了关系，渐受知遇而飞黄腾达，后来竟被提拔为财政总长。知道内情的人，便给李思浩取了个外号，叫作“麻将总长”。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少年时代，是在国运衰颓、兵祸连绵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刚满十六岁，家乡济南就被金兵占领了。他目睹烽烟翻滚，山河破碎，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藏在心间。有一天，金人贵族中的一个中下级军官完颜千户耀武扬威地来到辛家，硬逼着辛弃疾的祖父辛赞用酒肉款待他。辛赞是个老实人，憋着一肚子气，勉强摆了一座酒席。骄横的完颜千户几杯酒下肚后，更加得意洋洋，竟当众侮辱起敬酒的小僮来了。这一来，年少气盛的辛弃疾再也忍不住了。他“嗖”地从墙上抽出一把宝剑，“噔、噔、噔”几步走到完颜千户面前，激昂地说：“趁诸位酒酣耳热，让我舞剑给大家开心助兴！”说罢，便挥剑起舞。只见他有时轻似燕子点水，有时重如泰山压顶。舞到兴头上，剑人合而为一，只有剑光闪闪，不知人在何处。正在这时，忽听辛弃疾猛喝一声：“看剑！”一个大鹏展翅，宝剑直指完颜千户的脑门。“啊！——”完颜千户吓得面如土色，“扑通”一声，连人带椅仰倒在地，桌子上的杯盘叮当落地，打得粉碎。辛弃疾急忙收剑做了个干净洒脱的收势，说了声“莽撞了！”从容地站立一旁。完颜千户惊魂未定，还呆呆地坐在地上。等到奴仆们赶忙上前扶起，他才不得不尴尬地说出话来：“舞得好，好厉害的英武少年！”

他和盖茨一样精力充沛，可以几天几夜熬夜不眠。盖茨常通宵达旦玩桥牌，两人会在早餐时碰面，一起讨论应用数学，比赛数学游戏。鲍尔默至今还后悔在宏观经济学的期末考试中，盖茨99分，鲍尔默97分，以两分之差输给盖茨，而这门课程两个人竟然谁也没有上过一堂课。他俩一起选修研究生的数学和经济学，是班上仅有的两名本科学生，但很少去上课。比尔·盖茨回忆说：“我们的进度落后太多，所以一到‘考试期’只得整夜开夜车，设法搞懂课堂上到底上了些什么玩意儿……我们就这么用功再用功，那真是史蒂夫和我之所以成为密友的主要原因。”盖茨和鲍尔默大多数时候都逃课，期末才玩命突击，花尽可能少的时间，得尽可能高的分数，这就是他们的游戏。惊讶的是麦可史班斯教授，他说，盖茨和鲍尔默几乎不来上课，可是门门课都拿A！

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颜驷历经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三世，直至白发老翁之时，仍在郎署（汉朝官署名）为即（宿卫之官名）。很多人都好奇，为何颜驷一生如此不得志？究其原因，就不得不说三位皇帝的喜好了。正如颜驷所言：“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喜好年老的而臣尚年少，陛下喜好年少的而臣已年老，因此历经三世都没有晋升的机会，只好一直在此当差了。”试想，如果文帝好武，景帝喜好年少，武帝喜好年老的话，颜驷一生的机遇必定大不相同。

意大利名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最擅长演奏旋律复杂多变的乐曲，他高深的琴技很受古典音乐爱好者的欣赏。有天晚上，帕格尼尼举行音乐演奏会，有位听众听了他出神入化的演奏之后，以为他的小提琴是一具魔琴，便要求一看。帕格尼尼立即答应了。那人看看小提琴，跟一般的琴没什么两样，心里觉得很奇怪。帕格尼看出他的心事，便笑着说：“你觉得奇怪是不？老实告诉你，随便什么东西，只要上面有弦，我都能拉出美妙的声音。”那人便问：“皮鞋也可以吗？”帕格尼尼回答：“当然可以。”于是那人立刻脱下皮鞋，递给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接过皮鞋，在上面钉了几根钉子，又装上几根弦，准备就绪，便拉了起来。说也奇怪，皮鞋在他手上，演奏起来竟跟小提琴差不多，不知情的人，在听了这个美妙的旋律之后，还以为是用小提琴拉的呢！

法国伟大的音乐家柏辽兹，早年生活贫困。直到《幻想交响曲》被李斯特等音乐大家认定是藏在浪漫主义标题后面的古典杰作，他的音乐才被完全认可。成名后，一位青年音乐爱好者来到他的家，演奏自己的曲子，征求柏辽兹的意见，并想拜他为师。不料，柏辽兹听完他的演奏后说，你根本没有音乐才能，我这样痛快地给你这个结论，是为了使你赶快放弃音乐，另找出路。青年人听了，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柏辽兹的家。他走到街上，柏辽兹却从楼上窗口探出头来，高声喊道：“我不改变我刚才的评语，但我得补充一句，大师们当初对我也这么说。请记住，你和我当初一模一样。”

隋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南方文气盛于北方，科举取士胜出者往往南方人多于北方人，至北宋，据研究统计，现存可考的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达9164人，而北方仅有466人。统一的考试标准使得北方士人的录取比例大幅减少，引发作为北方士人代表的司马光和南方士人代表欧阳修之间的争论，欧阳修主张“唯能是选”，起点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司马光主张“校正的正义”，要分地区录取，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场争论旷日持久，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官员都参与了讨论，王安石、苏轼等人皆有撰文，结果并无定论。考试公平要求唯才是举、按分取人，而地域公平要求顾及各地域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差异，对落后、边远地区实行照顾政策。现代社会呈现出比古代远为复杂的社会情境，经济文化地域发展不平衡，具体在一个省一个市也存在城乡之别。在教育更为普及、分工更为细化的当下，我们应该借鉴古人智慧，将教育公平惠及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