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学校，跟保守的香港学校很不相同，完全是开放性的，纪律松懈散漫，在李小龙看来，美国的学生简直就在玩。此时的李小龙，父母再不能督促他，老师也不会约束他，同学更不会因学业的优劣而崇拜或鄙视一个人。李小龙完全可以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然而，此时的李小龙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他一改在港厌学逃学的作风，一丝不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深知学费来之不易，逆境中的他悟醒了许多人生的哲理。他知道理科一直是他的弱项，他曾对它恨之入骨、厌之如蝇。现在，他尽管仍不喜欢，却比文科下了多倍的苦功。他对英语，更是到嗜学如命的地步，他知道；来到美国，无论进大学深造，还是进社会就业，语言是最最重要的。

玻尔在童年时代是一个行动缓慢但做事专心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各门功课都很好，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他还酷爱文学，但本族语学得很费力。他一生都用功克服这一困难，花了很多时间一遍一遍地抄写手稿，不管是科学论文、大会发言稿，还是给朋友的信件。这反映了玻尔对准确性的迫切要求和使自己的著作能传递尽可能多信息的强烈愿望。

王羲之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叔父王导为司徒，伯父王敦为扬州刺史，叔祖父王澄为荆州刺史。他父亲这一辈人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所以他有很好的学习条件。王羲之小时候少言寡语，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他热爱学习，喜欢钻研，遇事机智有心计。他7岁开始临池学书，到10岁时，字写得已很有水平，他的叔叔伯伯都十分喜欢他。王羲之到了11岁，很想学一点关于书法方面的理论著作，用来指导自己。有一天，他在父亲王旷的枕头里发现了一本叫做《笔谈》的书，讲的都是有关写字的方法。他高兴得如获至宝，便如醉如痴地学起来。正当他兴趣正浓时，被父亲发现了，问他：“为什么偷读我枕中秘本？”王羲之只是望着父亲傻笑。母亲从旁插话道：“他恐怕是在揣摩用笔的方法吧！”父亲说：“你现在年龄太小，等长大了，我自然会教给你读。”王羲之急不可待，不高兴地说：“如果等我长大了才讲究笔法，那不成了日暮之学，青春年华不就白白浪费了吗？”王旷十分惊奇儿子的这番议论，认为儿子少有大志，应该从小好好培养，于是便将《笔谈》的内容认认真真向王羲之作了讲解。羲之有了扎实的临摹功夫、又有了《笔谈》的理论指导，几个月的功夫，书法便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后，他又拜当时的女书法家卫夫人为老师，在卫夫人的悉心指导之下，练习书法，有了更长足的进步。王羲之跟卫夫人学了一个时期，书法已十分圆转成熟。连卫夫人也不得不惊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孩子将来一定要超过我了！”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同他转益多师，刻苦磨砺分不开。

梅兰芳断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拮据，他只好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后来还是举债度日，向亲友借了一笔钱。有的好友得知他家生活陷入绝境，便解囊相助。老画家叶誉虎提议与他合作，办一个国画展览，突出梅、竹的主题，以扩大社会的影响。沦陷区的上海，一片混乱恐慌，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空袭警报，市民生活得提心吊胆。梅兰芳在这种艰苦环境里作画，克服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画技大有长进。经过八个月的苦战，他一个人就画了170多件，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仕女、佛像、花卉、松树、梅花等，同叶誉虎的作品一起，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展出，受到广大参观者的好评。展览结束后，梅兰芳为了生活，被迫将其中大部分作品卖掉，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里生活更困难者。梅兰芳苦涩地回忆着这几年的沧桑历程，心境忧闷地对朋友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梅兰芳在抗战期间断然蓄须明志，不为民族敌人演出，表现了一代艺豪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这一事件成为神州大地感人的佳话，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决心。

英国爵士斯蒂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伍尔芙酷爱写作，小女儿贝尔喜欢画画。姐妹俩常在一起搞创作。不过，伍尔芙总爱跟妹妹“学”——先是学妹妹用画笔写作，后来又买了画板把纸夹在上面，跟妹妹—样站着写。父亲看伍尔芙总是站着写太辛苦，劝道：“写作和画画不一样，快坐下来写吧。”她没听父亲的话，继续站着写。三年后，伍尔芙发表了第一篇书评，之后又接连发表了很多文章。这时，伍尔芙才坐下来写作。妹妹看见了，疑惑地问：“你怎么又回到从前了？”伍尔芙笑笑说：大家都以为我在跟你较劲，其实我是在跟自己笨拙的文笔较劲。我用画笔站着写，是为了逼着自己写得短而快，这样才不会那么辛苦啊。”她停了停，接着说：“爱较劲没错，关键要知道为什么较劲，朝哪个方向努力。此后，伍尔芙笔耕不辍，推出了《达洛维夫人》等作品，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