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其实是他第一次釆用了“鲁迅”这个笔名。一次，鲁迅的好友许寿裳问鲁迅说：“你用‘鲁迅’这个名字，可有什么讲究？”鲁迅回答说，用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他说，自己比较笨拙，无论做学问或者干事情，效率比不上天分较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更加勤勉，才能在一定时间内，收到和别人一样的效果。

鲁迅有一天上学迟到了，十分难过，决意以后早上学。他在自己的桌子上面刻了个“早”字。这个“早”字刻得方方正正，每一笔都是刻得深深的。由于有了“警钟”，鲁迅以后一直没有迟到过。

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强调了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影响。事实上，近朱者未必赤，例如三国时代，管宁与华歆为友，管宁洁身自好，华歆则贪权好利，后来甘当曹操的鹰犬，丝毫没有受管宁的熏陶；近墨者也未必黑，屈原事楚平王，身边多有奸侯小人，而屈原忠心为国，沉江而死。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中有“出淤泥而不染”之句，赞扬的正是这类人物。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英国著名牧师约翰·卫斯理，50年里，足迹遍及英伦三岛的每一个角落，行程25万英里，讲道超过4万次，在此期间还出版了233本著作。对此质疑的人很多：一天除了吃喝拉撒还得睡觉，可能吗？是人还是神？于是纷纷拍砖，说又是励志的“神话”。所幸他留有日记，可以揭开这个谜底。83岁时，他写道：“眼睛不争气，写作时间每天不足10小时，真气人。”86岁时，他写道：“可恶的身体，每天布道无法超过两次。”87岁，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他写道：“可恨的家伙。近期，赖床不起的倾向有所增加，几乎每天都要赖到早晨五点半才肯起床。”时间非但不会说谎，还异常忠诚。

在这样的风气下，一个做了八九年宰相，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人物，却终生只有一个妻子而且绝不纳妾，甚至别人给他纳好了妾，根本不会有任何麻烦，他也坚决不接受，这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荆国公王安石。王安石是位冰清玉洁的伟大人物，他不贪官位。进士及第后，其他人都汲汲奔走要谋求一个馆阁之职或京官留在汴梁，这样提升的机会多。而王安石主动请求到偏远地方任职，来到鄞县(今宁波市)出任县令，其后几次辞京官。在事业最兴隆之时，坚决辞去相位，回家隐居。他不贪钱财，辞相搬出相府时，所有的官府之物寸草不带。吴夫人特别喜欢那里的一张床，想按照价格付钱买下来，王安石也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这样将来会说不清楚。王安石不爱女色，终生一妻，更无任何桃色事件，绝无绯闻。不爱官、不爱财、不爱色，王安石是个地地道道的“三不爱官员”。仅此三项，便可令王安石永享盛名，留名青史。

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一年中几次失业，后来他才应聘到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做了一名技术审查员。 他每天上午步行到专利局，走上四楼，坐在他那狭长的办公室里，工作8小时。当时专利局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座椅，这种座椅让不少人养成一个习惯：把座椅往后一仰，双腿跷到桌上，悠闲地审查图纸。爱因斯坦不习惯这样，他宁可紧张、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有一天，他从家里带来一把锯子，一声不响地把椅腿锯掉了一截。他又可按自己的习惯，整个身子都埋在桌子上的图纸中工作了。每天，他把图纸审查完后，就利用节省下来的时间，进行令他着迷的物理学研究。也正是在伯尔尼工作的这段日子里，爱因斯坦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果。他提出了光量子假设，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相对论也是在这段时间诞生的，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爱因斯坦锯掉了一种安逸的工作状态，才使他能完全集中精力到桌案的工作上，不会因为安逸而懈怠。

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即温莎公爵，在二战前夕访问纳粹德国，与希特勒并排坐，被记者拍摄到他高举右手行礼。事后，他亦觉不妥，向公众解释，他并没有行纳粹礼，那只是拍摄角度的问题。英国人痛心地说：“无论是否做过，问题是，你不该在那里出现。”真的，那种地方是可以随便去的吗？阁下在那里，有何所图，意欲何为？国王或许期盼与希特勒合作，进而复辟，而一般人身犯奇险又是为什么？瓜田李下，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四十不惑……如此古语一箩筐，都是忠告人们要小心慎独——不管你有没有做过，去了那里，坐下，已是祸延三代的错误。

有一天深夜，卫国的国君卫灵公和他的夫人南子在宫中对坐闲谈，后来听到从王宫外面的路上传来一辆马车行驶的声音，由远及近渐渐清晰。当这辆马车经过王宫门外时，这个声音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又重新响起，但是现在的声音和刚才的明显不同，可以推测出车速已经减慢，而且车身承受的重量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也就是说，原本坐在马车上面的那个人已经下车步行了。当马车走过王宫大门之后，重新又恢复为先前响亮的马车声，可见马车的主人又回到了车上。 南子对卫灵公说：“那辆马车上面坐着的人一定是蘧伯玉。”卫灵公问她为什么这么肯定，她回答说：“按照礼制，臣子在乘坐马车经过君主的宫门前时，应该下车步行并减慢车速，表示对君主的尊重。虽然现在是夜深人静的时刻，但凡是君子都不会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就废弃礼仪。蘧伯玉是个君子，他平日对上恭敬，一定不肯在暗昧的地方失礼。”于是，卫灵公派人前去打听，原来刚才经过的人果然是蘧伯玉。

2014年9月19日，北大法学院前研究生会主席秦明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引起广泛关注。1985年出生的秦明，原本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主席，他幼年失怙，母亲做清洁工将他抚养长大。学习上，秦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201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研究生，其间，不但获得过奖学金，还竞聘成为研究生会主席，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因为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他开始疯狂地追逐金钱，以致因盗窃入狱——事情发生后，他的母亲到北京扫街帮他退赔赃款……

有个心理实验表明，假如给你看一堆照片，照片上一堆人中有你自己，那么毫无疑问，你最先看见的会是自己。这叫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恋。人最在乎的，是自己。如果你恰好看见一个熟人在照镜子，你会发现，他（尤其是她）的镜中模样和平时大相径庭，既柔和又做作，镜子里是他自己较为满意的表情、角度。所以有些零售店老板在店堂四周安上镜子——很聪明的一招儿，店员的表情、举止，自己都看得见，就不会太难看，否则会杷客人给吓着。有个小伙子长得挺帅，经过橱窗玻璃时总会留意自己的身影，曾去考过广电学院的播音系，差一点就上了。一次在歌厅门口，因为女孩，他跟人发生争执，出了人命。在法庭他坚称，本来不想杀人，因为情绪失控，系失手误杀。检察官问：“刀从何处来？插了几刀？对方倒地后你有没有继续插？”答：“刀是随身带的，当时脑子糊涂，记不清插了几刀。”检察官让他看大屏幕。监控录像中，他朝那人背部用力捅了数刀，对方倒地后，他又连续猛扎，面目狰狞……小伙子一反方才的狡辨求情，脸色发白，汗如雨下，低下头再也不敢看，唯有哽咽着认罪。曾经在乎仪表的他，再也不敢看这样的自己。人在做，天在看。其实人只要自己看得见自己，他的表情就要美得多，他的行为就会美得多。接着前面的话题，照片上一堆人，最先看见的，是自己。不过，这个结果是欧美心理研究者得出的。而中国学者的实验颠覆了上述结果，他们在一堆人像中间加入了实验者老板的头像，奇异的情形出现了：实验现场，从一堆人像中认出老板平均只要2秒，而认出自己平均花了19秒。再回过去给美国人做类似的测试，竟完全不受影响，管你老板、上帝，他“自恋”到底。难道中国人最在乎的竟然是老板吗？不奇怪，在乎老板其实是在乎自己的加薪、升迁、职业前途，他最在乎的，仍然是自己。

在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生活着一群黑人孩子，他们缺少管教，从小就喜欢旷课斗殴，偷窃吸毒。罗杰·罗尔斯是这群孩子中最无可救药的一个，因为他的存在，老师甚至无法将一堂课上完。有人愤愤地诅咒他：“恐怕只有他搬进牢房的那一天，这里才会太平。”这天，他又旷课出去与社会上的流氓厮混，翻过院墙时恰巧撞到了校长保罗。保罗校长没有责骂他，而是拉过他肮脏的小手说：“我一看你修长的手指，就知道将来纽约州的州长非你莫属。”他惊呆了。保罗握紧他的手，肯定地说：“相信我，孩子！我会看手相的。”就因为这一句话，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伴再喊他打架、逃学，他总是拒绝说：“对不起，我是将来的州长。”州长要很绅士，他的身上不再沾满泥土，说话不再夹杂污言秽语，而是衣着整洁、彬彬有礼；州长要有学问，他开始挺直腰杆走路，努力学习，奋发进取。就这样，他成了班主席，考上了美国著名的大学，成了一名出色的政府官员，51岁那年，他真的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自中学时期就开始跑步锻炼，至今不懈，被人们誉为“跑步总统”。在谈到自己的跑步生涯时，克林顿说：“我一般是每周有5天安排跑步锻炼，每次跑5公里，在休息日跑的距离还要更长一些。”在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期间，克林顿有时还会出现在当地长跑比赛参赛选手的行列中，其中在一次10公里跑步比赛中，克林顿的成绩是47分钟。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紧张而繁忙，被迫减少跑步锻炼的活动量，因此体重增加了近20磅。于是，之后他又把每周的跑步锻炼量增加到36公里，不久就把体重减到正常水平。当选美国总统后，克林顿的一举一动都要在众多保镖的监护之下，但他仍在周密的安排下进行跑步锻炼活动。

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与太平军的战争，基本已尘埃落定。除了曾国荃围困的金陵尚未攻破，其他地方的太平军都被消灭。为了早日攻下金陵，朝廷下旨，让那些拥兵的巡抚发兵助剿。左宗棠接到圣皆后，立即将水兵营调过去，还把炮队也派到金陵；李鸿章却找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不但不派兵增援，还索性请假回老家成亲。这让众人很是不解，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因为恩师举荐，他才做了江苏巡抚，而曾国荃既是曾国藩的弟弟，也是曾国藩的属下，帮曾国荃就是帮恩师啊，为何他却如此忘恩负义？几个月后，金陵被攻破，曾国藩兄弟领了头功，分别被封为侯爵和伯爵，荣耀无人能比。让人费解的是，第一时间出兵相助的左宗棠不仅毫无功劳，还惹得曾国藩老大不高兴，主将曾国荃也非常不满，就连士兵们都非常抵触。而未出一兵一卒的李鸿章却得到曾国藩夸奖，经曾国藩奏请，他被朝廷加了头等顶戴，并被封为一等伯。原来，曾国荃围困金陵已长达两年之久，城内所存粮草早已用尽。太平军先是挖野菜充饥，到最后野菜都挖光了，只能喝雨水和河水，而且天王洪秀全已染重病，生命垂危。大家都知道，太平军气数已尽，克复金陵只是早晚的事。这么大的功劳，岂能让曾氏兄弟独享？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因此向朝廷奏请发兵相助，朝廷也想早日克复金陵，便下旨让各路人马增援。湘军吃了那么多的苦，做了那么久的前期工作，眼看胜利在望，却凭空跑出来一帮人要抢功劳，心里当然不乐意。李鸿章只供粮饷却不派兵，就是不想分别人锅里的羹，不想抢别人的功劳，正因如此，曾国藩才对他特别感激，也愈加器重。碰上好事，人人都想分一杯羹，能克制自己，不因一己私利让别人利益受损的人，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并最终赢得更长久的发展。

英国爵士斯蒂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伍尔芙酷爱写作，小女儿贝尔喜欢画画。姐妹俩常在一起搞创作。不过，伍尔芙总爱跟妹妹“学”——先是学妹妹用画笔写作，后来又买了画板把纸夹在上面，跟妹妹—样站着写。父亲看伍尔芙总是站着写太辛苦，劝道：“写作和画画不一样，快坐下来写吧。”她没听父亲的话，继续站着写。三年后，伍尔芙发表了第一篇书评，之后又接连发表了很多文章。这时，伍尔芙才坐下来写作。妹妹看见了，疑惑地问：“你怎么又回到从前了？”伍尔芙笑笑说：大家都以为我在跟你较劲，其实我是在跟自己笨拙的文笔较劲。我用画笔站着写，是为了逼着自己写得短而快，这样才不会那么辛苦啊。”她停了停，接着说：“爱较劲没错，关键要知道为什么较劲，朝哪个方向努力。此后，伍尔芙笔耕不辍，推出了《达洛维夫人》等作品，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

梅兰芳断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拮据，他只好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后来还是举债度日，向亲友借了一笔钱。有的好友得知他家生活陷入绝境，便解囊相助。老画家叶誉虎提议与他合作，办一个国画展览，突出梅、竹的主题，以扩大社会的影响。沦陷区的上海，一片混乱恐慌，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空袭警报，市民生活得提心吊胆。梅兰芳在这种艰苦环境里作画，克服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画技大有长进。经过八个月的苦战，他一个人就画了170多件，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仕女、佛像、花卉、松树、梅花等，同叶誉虎的作品一起，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展出，受到广大参观者的好评。展览结束后，梅兰芳为了生活，被迫将其中大部分作品卖掉，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里生活更困难者。梅兰芳苦涩地回忆着这几年的沧桑历程，心境忧闷地对朋友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梅兰芳在抗战期间断然蓄须明志，不为民族敌人演出，表现了一代艺豪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这一事件成为神州大地感人的佳话，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决心。

汉代杨震在荆州刺史任内，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路过昌邑时，王密为了报知遇之恩，送杨展“金十斤”。杨震说：“故人（我）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怕人知晓而不敢接受，于是劝道：“暮夜无知者。”杨震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闻言十分羞愧，遂携金而返。杨震的子孙为缅怀其清正廉洁的德操，取堂名为“四知堂”。

人类为什么会有从众心态？答案是：生存的需要。原始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恶劣，危机四伏。一旦某人发现危机并开始逃跑，其他人自然会跟着跑。既然大家都跑了，那“我”还会站在原地观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可惜的是，这些人已经被野兽吃掉了，这些勇敢者、思想者的基因，也从人类的基因库中彻底消失了。和几十万年前的人类相比，人类的文明已大大发展了，能力大大增强了，智慧也大大提高了，但心理情感的差别并不大。因而，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分析问题、辨清谣言，但仍禁不住会跟着跑起来。 如何避免“从众心理”的影响？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不是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遇到新信息，先别急着行动，冷静下来，判断消息的真假虚实，再做决定不迟。

1949年5月，刘伯承做了刚刚解放的南京市第一任市长。有一天，他好不容易才抽空和全家人去中山陵散心，不料中山陵却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刘伯承刚要离开，却被中山陵的负责人拦住了，执意要他们进去参观，刘伯承婉言谢绝了。儿子不解地问：“这么好的机会您怎么放弃了？”刘伯承说：“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不过，你没看见人家贴出告示，说不接待参观吗？如果接受他们的邀请进去参观，那我们就是走后门，搞特殊化了。”刘伯承停了一下，指着远处高楼上的大钟说：“钟上有大中小3个针，它们每天都按自己的轨道绕着那个圆点在转，才不至于使时间混乱。人也一样，必须有一个‘圆点’，那就是规矩，谁也不应该偏离自己的轨道和那个‘圆点’，否则他将背离人们的意愿，不仅让人民唾弃，也会被历史抛弃。”人人平等，排除特权，规矩才叫规矩，才能起到应有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刘伯承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是南京的市长，日理万机之余，到中山陵走走，就算那天中山陵不开放，开个特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刘伯承却拒绝搞特殊化，并巧用比喻，教育家人要遵守做人的“规矩”，以免“让人民唾弃”和“被历史抛弃”，发人深思。

有个中国人第一次到德国出差，在法兰克福火车站下车后，走出候车大厅，这时他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位出站的客人刚走到便道旁放下手提袋，马路上飞驰的车流中便有一辆奔驰车正好拐上便道停在他身边。两人握手、上车，这个接站过程不过8秒钟。这个中国人看呆了：时间竟是这样准确无误。在展览会开会期间，这位中国人在吃早餐的路上碰见了一位正巧也去参会的德国熟人，就和他打招呼：“你真早啊！”没想到德国人一本正经地回答不早了，我7点30分起床，用20分钟做体操，10分钟洗漱，早餐吃了15分钟，现在用了15分钟走到会场，8点30分正好能进去。”这位中国人听得惊讶极了，就故意问：“那你何必不再早点进场呢？”德国人耸耸肩：“展览会定的8点30分才让进场，我只好根据这个时间来安排了。”这位中国人听完这番话后，平生第一次也计算了一下自己吃早餐用多少时间。几位中国人参加了德国一家著名公司在汉诺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会议开始了，公司总裁的第一句话就说：会议要开一个小时。总裁讲了20分钟下去了，这时会场上的中国客人好奇了，窃窃私语：还有8个负责人呢，别说一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也不够！可接下来，每个发言的人都恰好讲了5分钟，这样，8个人全部发完言，正好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