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画家，在家里请朋友喝珍藏多年的香槟。新来的服务生开瓶时不小心打碎了瓶口，香滨顿时激射出来，把画家和朋友们一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雪白的墙壁也脏得一塌糊涂。画家赶紧夺过瓶子，锋利的玻璃碴一下子刺破他的手指，顿时鲜血直流。看着吓傻了的服务生，画家示意他坐下，然后走到墙壁前朗声说道：“这位朋友一定想知道，香槟是不是也能创作？”他用受伤的指头在墙上轻轻画了几笔，“其实不光香槟，连鲜血也能创作，各位朋友，今天我不妨露一手，现场在这面墙上创作—幅香槟画。”画家开始在香槟墙上进行加工、创作。一小时过去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狗跃然墙上，大块大块的香槟变成了褐色的岩石，几点血迹变成小狗红红的舌头，真是巧夺天工。最后，画家郑重签上自己和服务生的名字，然后大声说道：“这幅香槟画是我俩共同创作的，现在开始拍卖，请大家多多捧场！”小屋里一片欢笑。这位画家就是英国著名宠物画家埃德温·兰西尔爵士。

有一次周恩来去北戴河，需要看世界地图和一些书籍。工作人员给北戴河文化馆打电话，说有位领导要看世界地图和其他一些书籍。接电话的小黄回答：“我们有规定，图书不外借，要看请自己来。”周恩来便冒雨到图书馆借书。小黄一见是周总理，心里很懊悔，总理却和蔼地说：“无论谁都要遵守制度。”

二战时，美国海军炮艇“塔图伊拉”号停泊在英国威尔士，莱德勒少尉在炮艇上服役。一个星期天，他在一个“不看样品”的拍卖会上，用30美元拍得一个密封的大木箱。打开木箱，里面是两箱威士忌。许多围观的人愿出30美元买一瓶，莱德勒婉言谢绝，因为他不久将调走，他想留着这些威士忌开一个告别酒会。嗜酒的海明威当时正好在威尔士，他找到莱德勒，希望买6瓶酒，莱德勒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海明威掏出大把的美钞说：“卖我6瓶，你要多少钱都行！”莱德勒沉默了一会，说：“好吧，我用6瓶酒换你6堂课，你教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如何？”海明威答应了。海明威认认真真地为莱德勒上了5堂课，准备上最后一堂课时，他临时有事要离开威尔士。莱德勒陪他去机场，海明威说：“我绝不会食言，现在就给你上第6堂课。”海明威说：“在描写别人前，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有修养的好人……第一，要有同情心；第二，以柔克刚，千万别讥笑不幸的人。”莱德勒疑惑不解地问：“做好人与写小说有什么相干？”海明威一字一顿地说：“这对你的整个生活都是重要的。”临别前，海明威突然转过身来说：“朋友，为你的告别酒会发请柬前，务必把你的酒抽样品尝一下！”回到炮艇后，莱德勒打开威士忌，发现里面装的全部是茶。莱德勒不禁为海明威的宽厚深深感动。

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许多商人知道于右任是著名的书法家，纷纷在自己的公司、店铺、饭店门口挂起了署名于右任题写的招牌，以示招徕顾客。其中确为于右任所题的极少，赝品居多。有一天，于右任的一位学生匆匆跑到于右任家里见他。学生跟于右任说，自己中午去一家平时常去的小饭馆吃饭的时候，发现他们居然挂了一块以于右任的名义题写的招牌，简直是明目张胆地欺世盗名。于右任听了只是“哦”了一声，随后便问学生，招牌上的字写得好不好看。学生气愤地说，难看死了，字歪歪斜斜的还签上了老师的大名，自己看了都觉得害臊，并对老师说要去把那块欺世盗名的招牌摘下来。于右任先阻止了学生，随后问了学生那家馆子的名字，得知那家馆子的名字就叫“羊肉泡馍馆”，羊肉泡馍做得很是地道。于是于右任顺手从书案旁拿过一张宣纸，提起毛笔，唰唰唰在纸上写下了些什么，然后交给恭候在一旁的学生，说：“你去把这个东西交给店老板。”学生接过宣纸一看，不由得呆住。只见纸上笔墨酣畅、龙飞凤舞地写卷几个大字“羊肉泡馍馆”，落款处则是“于右任题”几个小字，并盖了一方私章。整个书法，可谓漂亮至极。学生大惑不解，于右任却说：“你刚才不是说，那块假招牌的字实在是惨不忍睹吗？这冒名顶替固然可恨，但毕竟说明他还是瞧得上我于某人的字，只是不知真假的人看见那假招牌，还以为我于大胡子写的字真的那样差，那我不就亏了吗？我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经济学家茅于轼陪一位外国朋友去首都机场，打了辆出租车，等到从机场回来，他发现司机做了小小的手脚，没按往返计费，而是按“单程”的标准来计价，多算了60元钱。这时候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向主管部门告发这个司机，那么他不但收不到这笔车费，还将被处罚；二是自认倒霉，算了；三是指出其错误，按应付的价钱付费。外国朋友建议用第一种办法，茅于轼选择了第三种，他说，这是一种有原则的宽容，我不会以怨报怨，也不会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如我仅还以德，那么他将不知悔改，实际上是在纵容他；我若还以怨，斤斤计较，则影响了双方的效率与效益；我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公平地对待他，则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