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有一天去游五台山，走进庙里，方丈把他上下一打量，见他衣履还整洁，仪态似一般，便招呼一声：“坐。”又叫一声：“茶。”意思是端一杯一般的茶来。寒喧几句，知他是京城来的客人，赶忙站起来，面带笑容，把他领入内厅，忙着招呼说：“请坐。”又吩咐道：“泡茶。”意思是单独沏一杯茶来。经过细谈，当得知来者是有名的学者，诗文大家、礼部尚书纪晓岚时，立即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满脸赔笑，请进禅房，连声招呼：“请上坐。”又大声吆喝：“泡好茶。”他又很快地拿出纸和笔，一定要请纪晓岚留下墨宝，以光禅院。纪晓岚提笔，一挥而就，是一副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方丈看了非常尴尬。

在阿拉伯王国里住着一位叫蕾拉的女王，她的智慧像太阳一样照亮着大地，她的美貌倾倒所有的男子，她的财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胜数。 一天早晨，她的首席顾问安迪要求见她，并对女王说：“女王蕾拉，你是世界上最聪明、最美丽、最富有的女子，但是，我却听说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背后议论你、嘲笑你，甚至抱怨你的决定？为什么你已经尽力去做了，但是，还是改变不了别人的嘲笑和抱怨呢？” 女王笑着回答道：“我忠诚的顾问，我做我的女王，在我所管辖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享有和平与繁荣。在我国，所有的城镇，我的法庭都是公平和公正的。我几乎可以做我所想做的一切，我可以订购到禁区沿海的船，我可以锁上宫殿的大门，我可以把国库库房无限期地密封起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却是断然做不到的，那就是我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重要的不是什么人说的虚假的话，而是我要继续去做我认为是真实的事情。”

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有一次在街上走着，一位乞丐拦住了他。这是一个衣衫破烂、身上红肿的乞丐，他被贫穷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个乞丐向屠格涅夫伸出了渴求施舍的手。可是屠格涅夫翻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出一枚硬币，他什么也没有带。乞丐伸出的手在空中僵持着，他的眼神渐渐变得黯淡。屠格涅夫感到非常惶恐，他一下子握住乞丐又脏又腻的手，带着歉意说道：“对不起，伙计，我什么也没有带。”乞丐愣了一下，然后紧紧握住屠格涅夫的手，说：“不，你给了我最昂贵的施舍。”是的，没有比尊重更昂贵的给予了。

“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是岳家军的口号，也是真实的写照。损坏庄稼，妨碍农作，买卖不公……斩！所以岳家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欢欣围观，“举手加额，感慕至泣”。与将士同甘苦；待人以恩，常与士卒最下者同食。士卒伤病，岳飞亲自抚问；士卒家庭困难，让相关机构多赠银帛；将士牺牲，厚加抚恤。李氏亦时常慰问将士遗孀。如此赏罚分明官兵同心的军队，自然是“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记者釆访艾森豪威尔的母亲时说：“您有这样出色的儿子，一定感到十分自豪吧。”母亲赞同地说：“是这样。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也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正在地里挖土豆。” 这位母亲的话令人深思。功成名就，确实让人骄傲；但平凡充实，也足以令人自豪。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妻子在古稀之年，每到天寒时，天不亮就早早起来，然后径直走进厨房，熟练地生火、烧水、煮粥。满满的一大锅粥要熬上很长时间，杨夫人每次都耐心地等着清甜的粥香顺着热气渐渐充满了厨房，飘到了院子里。院子的另一边，仆人们伴着这熟悉的香气陆陆续续地起床，洗漱完毕后，来到厨房，并接过杨夫人盛起的满满一大碗热粥喝了起来。杨夫人的儿子杨东山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甚是心疼，一次，他劝母亲说：“天气这么冷，您又何苦这么操劳呢？”杨夫人语重心长地说：“他们虽是仆人，也是各自父母所牵挂的子女。现在天气这么冷，他们还要给我们家里做活。让他们喝些热粥，心中有些热气，这样干起活来才不会伤身体。”

“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亨利·福特的工资观念体现了“开明的利己思想”：工人得到每天6美元的最低工资；工作时间率先由9小时缩短为8小时。他不主张雇佣“双职工”，因为母亲出去工作是“对小孩作孽。”“高工资”还有一个含义。经过分析，7882项工作中有4034项并不需要完全的身体能力。这成了福特工厂雇佣残疾人士的理论基础。上万名残疾人士平等地获取正常工资。除了工资，还有福利。享有福利的条件是：负担家庭生活的已婚男人，以及“生活节俭”的单身男人和抚养亲戚的妇女。高工资结合福利有助于实现低成本。工人对工厂有深厚的感情，提高效率、增产节约的创造性办法层出不穷。好的建议往往来自于认真工作的工人们。用高架传送装置把铸铁从铸造厂运送到机器车间，这为运输部节省了70个人。据估计，福特公司在节约上得到的收益超过四千万美元：如果每个零件都节省一分钱，一年的总数可达上百万美元。从清扫的垃圾中一年可以获取60万美元；采用一种特殊螺丝一年可节省50万美元……“工资解决了十分之九的精神问题。”亨利·福特总结道。“就像我们并不知道工资要高到什么程度一样，价格要低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

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

1945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率美国代表团秘密乘坐“昆西号”巡洋舰前往马耳他，计划与丘吉尔会合后，再搭飞机前往克里米亚半岛。总统在出国时喜欢有家人陪伴，这次是他的爱女安娜与他同行。2月2日，“昆西号”抵达马耳他，安娜收到了军舰上的一张账单——享用“总统专用零食”，应缴纳32.5美元。 贵为总统的女儿，却要为吃的零食买单，这样的平等理念在我们看来或许不可思议，可见这样的公平原则，早已深入美国人的人性之中，一个公平透明的制度，无疑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最有力的的保障。

麦哲伦死于菲律宾，他是在与当地土著的交战中身亡的。迄今，在麦哲伦遇难的地方，菲律宾马克坦岛北岸，依然建有一座奇特的纪念亭，亭中耸立着一块石座铜碑。碑上载有这样的文字： 费尔南多·麦哲伦 1521年4月27日，费尔南多·麦哲伦死于此地。他在与马克坦岛酋长拉普拉普的战士们交战中受伤身亡。麦哲伦船队的一艘船——维多利亚号，在埃尔卡诺的指挥下，于1521年5月1日升帆驶离宿务港，并于1522年9月6日返抵西班牙港口停泊，第一次环球航海就这样完成了。 可是，就在这块墓碑的反面，还刻着另一段文字，更加简短： 拉普拉普 1521年4月27日，拉普拉普和他的战士们，在这里打退了西班牙入侵者，杀死了他们的首领——费尔南多·麦哲伦。由此，拉普拉普成为击退欧洲人侵略的第一位菲律宾人。 同一块墓碑，两面是一对曾经的敌人，他们为了各自心中崇高的信仰而战。即使倒下后，两人仍然没有分开。在传播“文明”和抵抗“侵略”之间，谁都没有资格妄加评论。其实，从哲学的层面讲，世间万物，本就不可以用绝对的标准衡量。有些东西，正看是对的，反之，也未必就错。

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来到了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里边住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国王问道：“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声询问，道破了贵族文化的真谛：人易富而难贵。 有钱就可称富，但如果缺少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缺少了一种尊重他人的高贵理念，就只是富而不贵的暴发户。

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归于鲁迅。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抨击以至谩骂，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为止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却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她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2012年12月，24岁的西班牙选手费尔南德斯·安纳亚参加了在纳瓦拉举行的越野赛跑。夺得伦敦奥运会铜牌的肯尼亚选手穆塔伊尔一路领先，费尔南德斯始终苦追不舍。结果就在离终点10米处，穆塔伊尔误以为已经到了终点，慢慢停下脚步。这时，场外的观众都大叫，让穆塔伊尔继续往前跑，但他根本听不懂西班牙语，也不知道观众在说什么。 费尔南德斯很快追上了穆塔伊尔，但他不是乘机超前，而是也停下脚步，示意穆塔伊尔赶快跑向终点。最后，费尔南德斯输了。但他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穆塔伊尔才是真正的冠军。如果他没有看错终点，我根本不可能赶上他。” 费尔南德斯因为运动精神而输掉了比赛，却贏得许多粉丝。他说：“自从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的‘脸谱’上已经收到了超过500个加好友申请。” 不一定要夺冠才能赢得掌声。这名西班牙田径选手亲身向世人展示，有时输也可以输得光荣。

春秋时候，有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名孙武，他携带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庐。吴王看过之后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是不是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可以。吴王再问：“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孙武也说可以。于是吴王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宫姬为队长，并叫她们每个人都拿着长戟。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众女兵说：“知道。”孙武再说：“向前就看我心胸；向左就看我左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背后。”众女兵说：“明白了。”于是孙武使命搬出铁钺（古时杀人用的刑具），三番五次向她们申戒。说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怎知众女兵不单没有依令行动，反而哈哈大笑。孙武见状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应该是将官们的过错。”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尽地再向她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众女兵仍然只是大笑。孙武便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他的爱姬，急忙派人向孙武讲情，可是孙武说：“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遂命左右将两女队长斩了，再命两位排头的为队长。自此以后，众女兵无论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甚至跪下起立等复杂的动作都认真操练，再不敢儿戏了。

波斯霍斯劳二世童年时跟过一位大师学习，这位大师想让他成为各科目都优秀的一位学生。 一天下午，大师无缘无故地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数年后，霍斯劳继承了王位。就任后，他所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一，就是派人去叫来他童年时的导师，让大师解释他曾经做过的不公正行为的原因。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惩罚我？”他问。 “当我看到你的智慧时，我立即就意识到你将会继承你父亲的王位，”大师回答，“所以，我决定向你展示不公平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我希望你永远不会无缘无故地惩罚任何人。”

张冠生先生在《曾国藩的手段》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曾国藩手下有一名青年将领，名叫李金旸，不到30岁就已经勇冠三军。有一次，李金旸战败，陷人敌人阵营中，后来逃了回来。其手下有人以此诬陷他通贼，曾国藩明辨其冤，将诬告者绳之以法。某日，李金旸谒见，称赞“中堂明见万里”，感激涕零。不料，曾国藩却突然传令：李金旸虽然不是通贼，却打了败仗，得以军法从事。李金旸旋即被绑赴东门外处斩。此事传出，“闻者无不惊骇”。这就是曾国藩，明察于秋毫之末：被诬告，还你清白；打了败仗，则必须军法从事。一码是一码，绝不徇私舞弊。仔细想来，曾国藩之所以以书生身份统领千军万马，与他的手段高超不无关系。

冰心先生总爱说：“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我起码也有几不怕，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她说：“我最相信两条：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条，历史是人民写的。”她还说：“我很老了，以前喜欢风花雪月，现在不爱看了，已经经过了，很淡薄了。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不要看一时多么有权势，没有用，自己再吹嘘，或者再谦虚，也都没有用。真正厉害的是人民，还是那两句话。”

唐朝名臣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古代主管诉讼的官员）时，只用一年时间就解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000人，而无一人说他判得不公。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柏树，高宗震怒，下令立刻把权善才杀掉。狄仁杰马上上奏高宗，说权善才罪不至死，免职即可。高宗说：“按法律虽然不能判死罪，但我非常痛恨这个家伙，就算违背法律规定，也要杀掉他！”狄仁杰说：“什么罪该受什么刑罚，都有等级标准，怎能随意将人赐死呢？法律想变就变，不遵循既定准则，官员和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而且，只因一棵柏树就杀掉一个将军，后世会怎么评价您呢？”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就免了权善才一死。法律不是儿戏，一旦制定，就不能随意改变。违反法律，要按规定惩处，既不能觉得情有可原就姑息纵容，也不能觉得分外厌恶就加重处罚。在皇帝的言语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的封建王朝，唐高宗最终都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更何况在依法治囯的今天，我们岂能根据个人的好恶亵渎法律的尊严？

古罗马一位皇帝叫康德茂，他爱好在角斗场与人格斗，亲手杀死上万人的格斗规则是由他自己制定的：他手执利刃，而对方只能持木制的家伙。借助这个规则，他手起刀落如砍瓜切菜。与康德茂搏斗的奴隶中也不乏真的猛士，有一身气力和武功，也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怎奈面对康德茂时，手里没有真家伙，为之奈何？ 不公平规则，只对制定者或者拥有特权的一方有利。在康德茂的规则之下，连大象也不是他的对手。据说，当大象被牵到角斗场时，他坐在那儿，拿铜铃般的大眼晴瞪着大象。大象见了他，就开始流泪，环顾四周，向众人讨饶。 我曾经看过几米的一幅绘本，题目叫《公平的游戏》，一条被钓上来的鱼，掉下硕大的泪，这泪大得惊人，下面有一句话：是因为痛，还是怨恨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如果钓鱼的人，嘴里也含着鱼钩来博弈，输的鱼，是不会流泪的。 有秩序的社会，人的生活，都在规则下运行。规则公平与否，决定规则下人的命运沉浮与价值实现。

约翰·亚当斯律师答应为英国士兵辩护，这着实令1770年的美国人大吃一惊，英国人的征税法已经让北美殖民地人民无法忍受，反英情绪激烈，这群英国士兵居然在街头公然开枪，杀死了五个平民。更何况，亚当斯原本还是以反对英国压迫而闻名的。但这一次，他却顶着激愤的群情，替一群英国国王派来的杀人犯打起官司来。 一份文件记录了这个口若悬河的律师的如下辩词：“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叫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左右，它永远是理智的。” 通过他的辩护，后人也得以了解这场屠杀的基本脉络：愤怒的人群叫嚷着“打死他们”，挑衅英国士兵，并且向他们扔去雪球、冰块和石头，后者于是开枪还击。据此，亚当斯在挤满了愤怒的旁听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辩护：如果一名军人在执行职守时杀死一个对他进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几乎大获全胜，包括上尉在内的六名英国士兵被无罪释放，两人被判处过失杀人。这个结局让大多数波士顿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名誉扫地，没有什么官司可打，许多人怀疑他变成了一个亲英派，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被金钱诱惑——尽管根据记载，他为这个官司忙活了将近一年，却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代理费。 在这个固执的人看来，他所服务的，并不是几个他所反对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无罪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称为杀人犯”。 他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他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但在晚年回忆起来，他却觉得，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