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大仲马的一位好友前来拜访他，见他正独自坐在书桌前，双手抚摸着稿纸，低声抽泣着。朋友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等，可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见他的情绪有所好转，就决定去劝劝自己的朋友。他拍了拍大仲马的肩膀，关心地问：“亲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你如此伤心？”大仲马回头一看，见是好友来了，便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原来，大仲马正在创作《三个火枪手》，最后由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其中的一个火枪手非死不可。可大仲马非常喜欢这个人物，想试图改变这个人物的命运，然而却无法做到。他一想到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将被自己的笔杀死，而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时，就不由得伤心至极，流下了眼泪。他的朋友听了他的诉说后，笑着对大仲马说：“我的朋友，你可知道我已来了多久了……”这时大仲马的一位仆人刚好从门口经过，听了这话也笑了，说道：“先生，您不过来了45分钟，而主人却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啦！”

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18岁时，在巴黎学习法律。有一天，他参加一个上流人士的晚会，当他从楼上向下走时，童心未泯的凡尔纳像孩子一样从楼梯扶手向下滑。结果撞在一位胖胖的绅士模样的人身上，此人正是著名的作家大仲马。从此，两人相识了。在大仲马的影响指点下，凡尔纳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最终被誉为法国的“科学幻想之父”。

3月20日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杰出代表、挪威著名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诞辰。易卜生代表作有《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其中，《玩偶之家》最为著名。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易卜生有个朋友叫劳拉，初期婚姻很美满，后来丈夫得病，医生劝其去欧洲疗养，否则会危及生命。劳拉为给丈夫治病，瞒着他借了一笔钱，为推迟债期又伪造了保人的签字。丈夫病好知道真相后，大发雷霆，谴责劳拉败坏了他的名誉，并同她离了婚。易卜生根据劳拉的原型在《玩偶之家》中塑造了娜拉这个形象。娜拉深爱着丈夫，为替丈夫治病，曾冒名举债，又熬夜抄文件挣钱还债。但她丈夫（过去的银行职员，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市侩，平时对她很好，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借债，危及自己的名声和地位，便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对她进行法律制裁。后来，债主受感化，退回借据时，他又表示要永远爱娜拉。经此转变，娜拉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毅然离开了“玩偶之家”。《玩偶之家》揭露了在“幸福”、“美满”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本质。易卜生的剧作对世界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贾平凹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连连在校报上发表诗作，并逐步将作品投向社会上的大小报刊，尽管那时他收到的退稿单比稿费单要多得多，但他毫不气馁，一如既往地看书、写作、投稿，终于获得成功。20年来，他以一枝灵秀之笔，写下了七八百万字的作品，出版了六七十部著作，数十次获得国内外各种文学奖。

欧阳修曾对谢绛说：“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半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好好构思啊。”

2014年6月15日，语文出版社最新修订的部分小学语文教材通过教育部验收，一系列变化让人耳目一新。其中，由台湾歌手周杰伦演唱的歌曲《蜗牛》被收录在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随即便引发网友热议。语文教育的关键，教材固然重要，但教学更重要。因此，当务之急，是抛弃教材选文的争议，让学生在乐学、会学、学会、善用语文中潜移默化地完成“语言行为、能力和习惯的培育”。多元化的教材是教育回归本真的根本，但愿“周董歌词入教材”能成为教材编写的“鲇鱼”。

老舍先生把自己积累的写作素材比作“箱子里的衣服”，积得多，积得厚，写文章就能穷形尽相，游刃有余；“衣服”少，积得薄，就会捉襟见肘。他的话就说明了“厚积”的好处。大凡成功的作家，无一不是“厚积”的楷模：列夫·托尔斯泰如果没有那一叠厚厚的审讯记录，如何写出那原汁原味的俄国下层劳动人民的语言？李贺如何没有装佳句的锦囊，怎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姚雪垠如果没有那万张专题卡片，就不会有今天的长篇小说《李自成》。这一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他从小酷爱写作，孜孜不倦地写下了许多作品，但这些作品都是平平常常的，没有什么特色。莫泊桑焦急万分，于是，他去拜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为师。一天，莫泊桑带着自已写的文章，去请福楼拜指导。他坦白地说：“老师，我已经读了很多书，为什么写出来的文章总感到不生动呢？”“这个问题很简单，是你的功夫还不到家。”福楼拜直截了当地说。“那怎样才能使功夫到家呢？”莫泊桑急切地问。“这就要肯吃苦，勤练习。你家门前不是天天都有马车经过吗？你就站在门口，把每天看到的情况，都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而且要长期记下去。”第二天，莫泊桑真的站在家门口，看了一天大街上来来往往的马车，可是一无所获。接着，他又连续看了两天，还是没有发现什么。万般无奈，莫泊桑只得再次来到老师家。他一进门就说：“我按照您的教导，看了几天马画，没看出什么特殊的东西，那么单调，没有什么好写的。”“不，不不！怎么能说没什么东西好写哟？那富丽堂皇的马一回事，跟装饰简陋的马车是一样的走法吗？烈日炎炎下的马车是怎样走的？狂风暴雨中的马车是怎样走的？马车上坡时，马怎样用力？车下坡时，赶车人怎样吆喝？他的表情是什么样的？这一些你都能写得清楚吗？你看，怎么会没有什么好写呢？”福楼拜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都在莫泊桑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此，莫泊桑天天在大门口，全神贯注地观察过往的马车，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写了一些作品。于是，他再一次去请福楼拜指导。福楼拜认真地看了几篇，脸上露出了微笑，说：“这些作品，表明你有了进步。但青年人贵在坚持，才气就是坚持写作的结果。”福楼拜继续说：“对你所要写的东西，光仔细观察还不够，还要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和没有写过的特点。如你要描写一堆篝火或一株绿树，就要努力去发现它们和其它的篝火、其它的树木不同的地方。”莫泊桑专心地听着，老师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福楼拜喝了一口咖啡，又接着说：“你发现了这些特点，就要善于把它们写下来。今后，当你走进一个工厂的时候，就描写这个厂的守门人，用画家的那种手法把守门人的身材、姿态、面貌、衣着及全部精神、本质都表现出来，让我看了以后，不至于把他同农民、马车夫或其他任何守门人混同起来。”莫泊桑把老师的话牢牢记在心头，更加勤奋努力。他仔细观察，用心揣摩，积累了许多素材，终于写出了不少有世界影响的名著。

博迪是一名法国记者。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四肢瘫痪，只有左眼可以活动，但他决心把打好腹稿的作品《潜水衣与蝴蝶》写出来。他要求笔录员门迪协助他，他们的沟通只能靠左眼的眨动来完成。每次，门迪按顺序读出常用字母，博迪眨眼一次表示字母正确，眨两次表示错误，然后拼成词语。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写作”每天持续6个小时。数个月后，这本150页的著作奇迹般地完成了，并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博迪的事迹让我们想到史蒂芬·霍金。身体上的极度残缺，丝毫不能阻止他们在文学及科学研究上的昂首阔步。

国画大师齐白石有每天作画的习惯，据他自己说，他自27岁以后，他只有十余日没有作画。一次是63岁时母亲病故，因治丧、忧伤而搁笔数日。还有一次是因“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第二天，雨后天晴，于是85岁高龄的齐白石“今朝”要补“昨日”所缺，一连画了四张条幅以“不教一日闲过”。正是这“不教一日闲过”的精神，使齐白石老人仍频频有佳作问世。即使在93岁高龄，仍作画600多幅。

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归于鲁迅。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抨击以至谩骂，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为止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却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她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1664年，雕塑《大卫》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展出后，立刻轰动了整个意大利，人们争先恐后前来欣赏这件伟大的作品。人们在这尊雕塑前流连忘返，对艺术家的独特构思和创作才能赞不绝口。 有记者问米开朗基罗：“您是如何创作出《大卫》这件杰作的？”米开朗基罗答道：“很简单，我去了趟采石场，看到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在它身上，我看到了大卫。于是，我凿去多余的石头，《大卫》就诞生了。” 《大卫》的诞生，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米开朗琪罗的聪明和智慧就在于不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他巧夺天工的雕琢下，凿出了流芳千古的绝世作品。 “凿去多余的石头”才能诞生伟大的艺术品，人生也是如此，人生同样需要雕琢，把自己身上的缺陷与不足全部剔除，剩下的才是优秀的品质，才能拥有精彩的人生。

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经过多年观察分析发现，标点符号能反映人的性格。喜欢用句号的人做事果断、利落；喜欢用逗号的人多是和平主义者，且乐于助人；喜欢用问号的人往往想得太多；喜欢用省略号的人缺乏决断力，爱随大流；喜欢用感叹号的人性格较为张扬。

2010年10月，“鬼吹灯”系列图书以近1000万元身价签约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打破了此前韩寒、郭敬明等人创下的纪录。如今，张牧野已成为中国最赚钱的作家之一。他说自己绝对是中国教育流水线上的一个次品。他父母都是地质勘探队的，常年要到野外找矿，找到矿后，就驻扎在当地。因此，张牧野整个童年都跟随着父母走南闯北。小牧野白天常与小伙伴们在山野里疯跑，看过死人骨头，变着样儿地玩打仗、藏猫猫的游戏。晚上常会在大人们休息或野餐时，听那些见多识广的勘探队员们讲天南海北的民俗风情、奇闻异事。后来他也学着瞎编出一些故事，吓唬别的孩子。上学的时候老是今天请假，明天旷课，天天都想编借口。同学听他编得有模有样，很容易过关，也有同学旷课，让他帮忙编个。虽然张牧野的学习基础没有打好，却给了他无拘无束的性格和想像力。从小到大，他都是老师眼里的差生。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数学没超过20分，一提公式就傻眼，对符号有恐惧感。高中老师曾经气急败坏地对他吼过：“你就玩吧，你以后肯定考不上大学，也找不着工作。你就这点出息。”

著名作家巴金十二三岁时，就背会几部书了，其中包括《古文观止》。后来他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现在有200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思路连上来的。”

谈起自己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余华毫不回避当初的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毕业以后我干牙医，一干就是5年，一点不夸张地说，这5年我拔了至少有1万颗牙，每天7点就上班，干8个小时，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有时我站在窗户前，发现隔壁文化馆里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我就问他们不用上班吗？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工作，我当时就想：‘这工作好’。后来我问文化馆里的一个朋友：‘怎么样才能进文化馆工作？’他告诉我写小说吧，我想我认的汉字也有五千多个了，做音乐、画画不行，写小说大概行，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开始写小说的余华在文学道路上有些幸运，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相中，请他到北京进行修改，这在余华当时所在的海盐县是件大事，用余华的话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是我们县第一个上北京改稿子的人。回来后县委宣传部的人说我是个人才，不能让我再干牙医了，干什么呢？进文化馆吧，这一下满足了我的愿望。”没有冠冕堂皇，却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余华。余华说他到文化馆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到单位一看自己竟然还是第一个上班的，于是他心里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单位我来对了。此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后来成了每个月只有领工资的时候才去单位，最后干脆辞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大概文人都有自嘲的特点，有时候还愿意拉上一些同行，余华在说完自己从事写作的原因后又补充了一段：“后来我发现我们这批人里面和我一样的有不少，有一次我和莫言、王朔几个人去意大利，主办方让我们写一篇‘我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的文章，我才知道莫言是为挣钱买一双皮鞋，王朔则是为了换个工作，和我一样，谁也不比谁好多少。”不过自嘲归自嘲，但和每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样，余华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严肃的，“现在我写作已经完全是因为热爱，没有一点功利性。其实作家在从事写作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功利的一面在内，但当他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功利性就会慢慢消失了。”

2月25日晚10点，微博网友闫先生发布了一条微博：今晚回家看到孩子随手写的“课外作业”，我就惊呆了：我手写我心，写出烦恼心。为父母为人师者当思之。微博的配图，显示的是一张稿纸，上面用娟秀的字体写着：压力之歌一一压力压力我不想见到你/可你可你却总是缠着我/出现出现在我的心里/压力压力它住在作业里/它喜欢喜欢老师的严厉/布置布置作业多多的/经常经常躲在作业里/我们永远看不见你……该微博引起众多网友的转发、感叹、思索。

提到戴铁郎，知道的人不多。可若提到《黑猫替长》，对于70后、80后而言，这绝对是他们童年的关键词之一。戴铁郎正是这部家喻户晓的动画片的导演，雅号“黑猫爷爷”。1984年《黑猫警长》开播后，立刻红遍大江南北，在历年来最受欢迎的国产卡通形象评选中，它与《葫芦兄弟》并列第二。但戴铁郎的成就不仅于此。他参与和导演的作品包括《黑猫警长》《牧笛》《小蝌蚪找妈妈》《草原英雄小姐妹》《九色鹿》等，每一部都备受好评，在国内外屡屡斩获大奖。光环背后总有人们看不到的辛酸。戴铁郎一生坎坷，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场后，他卷入“反右运动”和“文革”，坐了27年“冷板凳”，直到50岁，才有机会担任动画片导演，真正做导演的时光只有短短的10年。《黑猫警长》只拍了五集便没有了。下文就是因为“黑猫爷爷”退休了。如今，“黑猫爷爷”仍坚持创作，他觉得，自己从没为境遇所困，创作就是生命的动力。“我很忙，每天都在创作，没有停下过。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我的世界却是无限的”。

为雨后一汪清水驻足的人，为风中落花飘零而伤心的人，赶早去看雾岚的人，趁黄昏赏飞霞的人，这样的人有诗情。有诗情的女子一般很悲剧，因为她太向往美好的东西。有诗情的女子如果再有才情，就是最好的诗人和散文家，但依旧摆脱不了悲剧。这一点，男人却不一样。男人有点才情就有了匠心，如果再有了诗情，就脱胎换骨成了艺术家。男人诗情再浓也不会有人生的悲剧，只会使自己的艺术走向癫狂。

清代的袁枚十分注重积累语言，他许多的好词佳句都是从村夫僧人那里得到的。有一次，在二月梅花盛开的时节，站在梅树下的一个村夫很高兴地对袁枚说：“你看，梅树有了一身花！”袁枚听了，心想：“这不是诗吗？”他便默默地记下，久久咀嚼，后来就写出了“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的名句。还有一次，一位给袁枚送行的僧人，惋惜地说：“可惜园里梅花正盛开，您带不去！”袁枚吟得：“只怜香梅千百树，不得随身带上船”的诗句，一直为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