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陪一位外国朋友去首都机场，打了辆出租车，等到从机场回来，他发现司机做了小小的手脚，没按往返计费，而是按“单程”的标准来计价，多算了60元钱。这时候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向主管部门告发这个司机，那么他不但收不到这笔车费，还将被处罚；二是自认倒霉，算了；三是指出其错误，按应付的价钱付费。外国朋友建议用第一种办法，茅于轼选择了第三种，他说，这是一种有原则的宽容，我不会以怨报怨，也不会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如我仅还以德，那么他将不知悔改，实际上是在纵容他；我若还以怨，斤斤计较，则影响了双方的效率与效益；我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公平地对待他，则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

所谓常识，就是不需要通过特别的学习和论证，大家都会明白的知识。“回到常识”是大家喜欢讲的一句话，可是当真的要“回”的时候，人们往往并不知道什么才是常识。特别是在社会领域，常识非常复杂，大家看起来所熟知的那些无须论证的知识，绝非那么简单。例如，城市发展了，经常出现堵车现象，常识告诉我们，这是道路不够，如果道路设计合理，路修得又多又宽，堵车现象自然就会减少。的确，许多城市正是依据这种常识来解决交通堵塞问题的。可是结果呢？恰恰相反，越修越堵，越堵越修，形成城市交通的恶性循环。宽敞的道路，马上会激发人们新一轮的购车欲望，于是，刚刚修好的路很快被更多的新车占领。再比如，瑞典旅店业有一个反“常识”的做法，在旺季，入住率越高，折扣越大，在淡季反而不打折。这其实是一个基于双赢的策略。旺季打折，有利于促使房间入住率向满意方向发展，因为只有在入住满员时，折扣最大。在他们看来，入住率高，成本就会下降，旅店的利润就应该让出一部分，回馈和奖励客人。在冬季，入住率本来就低，酒店仍要维持运营，例如暖气，不会因为客人少就不烧，因此造成了入住成本的提升，对于在淡季入住的客人而言，他们的需要是刚性的，由于消耗了更多的资源，所以就不应该打折。这种思路与大多数旅店是相反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究竟哪一种更应该被称为常识呢？

松下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访问美国时，《芝加哥邮报》的一名记者问他：“您觉得美国人和日本人哪一个更优秀呢？”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问题，说美国人优秀，无疑伤害了日本人的民族感情；说日本人优秀，肯定会惹恼美国人；说差不多，又显得搪塞，也显示不出一个著名企业家应有的风度。这位聪明的企业家说：“美国人很优秀，他们强壮、精力充沛、富于幻想，时刻都充满着激情和创造力。如果一个日本人和一个美国人比试的话，日本人是绝对不如美国人的。”美国记者十分高兴：“感谢您的评价。”正当他沾沾自喜的时候，松下幸之助继续说：“但是日本人很坚强，他们富有韧性，就好像山上的松柏。日本人十分注重集体的力量，他们可以为团体、为国家牺牲一切。如果10个日本人和10个美国人比试的话，肯定可以势均力敌，如果100个日本人和100个美国人比试的话，我相信日本人会略胜一筹。”美国记者听了目瞪口呆。

非洲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很多地区目前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殖民时代的疯狂掠夺、动荡不止的社会局势、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剧增的人口，使古老的非洲大地疮痍遍布。统计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里，34个非洲国家卷人战乱，800多万人失去生命，1600多万人沦为难民，近45%的非洲人民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文盲率高达40%，由于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疾病横行，人的平均寿命仅仅40岁……日趋严重的贫困现状，不仅严重阻碍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而且还时时威胁着地区的和平安定。国家的富强和百姓的福祉息息相关，“大河不满小河干”，当一个羸弱的民族积弱成疾时，幸福只能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非洲的现实告诉我们，离开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国民的安居乐业就无从谈起，从这一意义上言之，富强是高质量物质文化生活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史实说明，甲午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推行战争手段来解决社会危机，也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日本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动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虽然主战，但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移作军费，慈禧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中日甲午战争，其持续时间并不长，波及范围也不广，但是它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却是无比深痛的，中国为此而付出的损失也是无比巨大。最直接的破坏性影响是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打断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