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西班牙画家，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20世纪杰出艺术家之一。毕加索有两大爱好，一是喜爱画画，二是喜爱动物。由于他对动物的珍爱，他笔下的动物常常是祥和美好的，而且形态异常生动。有一次，一位法国老人来找他，涕泪纵横地向他说了一件悲惨的事。法国当时正被德国人侵占。一天，老人的小孙子把一群白鸽放出去玩，但是，其中一只小白鸽很久都没有飞回来。小孙子心里惦挂着，就跑到楼梯上眺望。突然，他看见蓝天上有一个小黑点。是小鸽子回来了！小孙子马上拿了红布条使劲挥舞，好让小白鸽认得自己的家。不幸的是，巡逻的德军看见了，以为他在给法国游击队发信号，便发疯似的跑上楼，把小孙子从楼顶上推下去，接着，又把飞回来的小白鸽打死了。老人泣不成声地请求毕加索给他死去的小孙子画一幅画。毕加索悲愤交加，他含着眼泪画了一幅画。圆面上一只可爱的小白鸽口衔橄榄枝，正张开洁白的翅膀，自由自在地飞着，飞着……看过这幅画的人，都说这幅画代表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心愿。从此，鸽子成了毕加索许多作品的主角。1950年，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画，就叫“飞着的鸽子”，它把和平的愿望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后来，人们便把鸽子叫做“和平鸽”。

巴斯德是19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因发明了传染病预防接种法，为人类和人类饲养的家畜、家禽防治疾病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他在整个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德国的波恩大学郑重地把名誉学位证书授予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学者。但是，普法战争爆发后，德国强占了法国的领土，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德国侵略者的极大憎恨。巴斯德毅然决然地把名誉学位证书退还给了波恩大学，他说：“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一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并因此而成为一句不朽的爱国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沦陷，德国占领军经常出入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每有德军到访，毕加索都会发给每个德国军人一幅他创作的《格尔尼卡》的复制品，这幅画描绘了西班牙城市格尔尼卡遭德军轰炸后的惨状。一个德军军官指着画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不，这是你们的杰作。”毕加索一句话使这个德国军官膛目结舌。 后人看《格尔尼卡》，无不为画中的阴郁恐怖、绝望痛苦感到震撼，作者毕加索不仅表达出对受害者的深深同情，更有对入侵者深深的憎恶，所以，面对盛气攻人的德军，他可以勇敢地用语言回击。

“虽然此行非常危险，不过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一定会活着回来。”日本独立记者后藤健二没能履行自己的诺言。2015年2月1日，这个年仅48岁的生命，终结在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刀下。后藤健二1991年从日本法政大学社会学院毕业后，在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供职。1991年，他成立了自己的通讯社“独立社”，从此开启了自由记者之路。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他报道战争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强调谁赢谁输，他只说普通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被迫承受战争冲突和恐惧的孩子们的故事。”《经济学家》杂志驻墨西哥分社社长亨利·特里克斯说。去年5月，后藤健二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些地方遭遇着巨大的困难，但即便在那里，人们也每天生活着，那些人总有话要说，有信息要传达。如果我能帮助他们把信息传递给世界，那么就可能促成某种解决办法……如果真的那样，我也就可以说，我的工作是成功的了。”

非洲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很多地区目前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殖民时代的疯狂掠夺、动荡不止的社会局势、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剧增的人口，使古老的非洲大地疮痍遍布。统计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里，34个非洲国家卷人战乱，800多万人失去生命，1600多万人沦为难民，近45%的非洲人民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文盲率高达40%，由于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疾病横行，人的平均寿命仅仅40岁……日趋严重的贫困现状，不仅严重阻碍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而且还时时威胁着地区的和平安定。国家的富强和百姓的福祉息息相关，“大河不满小河干”，当一个羸弱的民族积弱成疾时，幸福只能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非洲的现实告诉我们，离开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国民的安居乐业就无从谈起，从这一意义上言之，富强是高质量物质文化生活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爱因斯坦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希望人类得到永久的和平。他一生中发表了很多反对法西斯战争、声援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文章，包括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不仅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的反法西斯的优秀品格也一直为人传颂。在1932年11月，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府命令正在国外讲学的爱因斯坦立即回国，爱因斯坦置之不理。德国政府竟悬赏两万马克捉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毅然辞去了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务，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安顿下来，进行研究工作。他在那里度过了22个年头。在这期间，当他得知德国正在将核裂变用于军事的危险变为现实时，便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出警告。在德国战败后，爱因斯坦又两次致函罗斯福，要求禁用原子武器。他晚年一直进行着反对发展核武器和争取人类和平事业的斗争。

本多胜一，是日本《朝日新间》社的一名记者。他于1983年、1984年和1987年三度来华，采访遭受日军迫害的幸存者，根据大量确凿的事实写出了《通向南京之路》《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书，其《杭州湾登陆作战》还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其实，早在1971年，本多胜一就到过中国，曾落脚在上海的金卫乡和山阳乡。当他了解到日军登陆沆州湾后在这两个乡烧杀抢掠的罪行后，非常震惊，用他的话说：“这些事情在日本从未听说过。”他萌生了“应该站出来把历史真相说出来”的初衷。他之后三度来华深入采访，奋笔疾书；他毅然顶住了日本右翼分子的辱骂和威胁，站在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一边，痛斥日本当年的侵华罪行和当今的掩饰丑态。本多胜一的良知还体现在他从长远的中日友好关系来评价自己的作为：“我认为，只有在冷静地看到过去两国的关系，承认日军侵略中国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日中友好才会成为真正的友好，不了解侵略的事实，只谈表面上的友好，那是不牢靠的。我相信，我的报道对加深真正的日中友好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愿本多胜一及他的书，能够触动日本人的良知。

在20世纪，人类开始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重要性。一些学者更发现已有基本理论观念存在问题，导致人类社会一系列危机的存在民族冲突、文化冲突日益激烈，甚至有人放言，文明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世界的主题。 针对这种现象，专家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生的话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一些学者认为，在道德伦理层面，孔子智慧可以起到主导作用已为大家公认。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主要指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是“和”的先决条件，同时亦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事物仅停留在多样性是不够的，还要多种事物和谐相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少数几个大国瓜分世界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的。

1991年，一支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遇到了大雪。令他们惊奇的是，天上飘下的雪花居然是黑色的。黑色的雪花纷纷扬扬，使大地和天空笼罩在阴霾中。引起这场黑雪的原因是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开始，到1991年2月28日战争结束，科威特宣布重新独立。这场战争除了消耗掉军费1000亿美元以及科伊两国双方死亡10万人之外，还给当地环境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战争的直接经济损失。

1945年8月14日，一名美国水兵为庆祝二战胜利在纽约时代广场忘情地亲吻一名陌生女护士，这一镜头正巧被摄影师拍成照片，并取名为“胜利之吻”，成为象征二战结束的经典照片。2014年3月9日，“胜利之吻水兵”麦克达菲在得州病逝，享年86岁。而照片所希冀的“要接吻，不要战争；要幸福，不要人祸”，至今仍是人们质朴而卑微的愿望。

电影《英雄》中让人震惊和不安的恰恰是电影中“残剑”的哲学，那为了天下而生的“秦皇不可杀”的理念冲击了我们对“正义”的传统认知。在这里，正义好像全球“反恐”的“绝对正义”，而“和平”则是对强者的世界秩序的确认，是在秦皇统治下的安全。“天下”的秩序高于赵国人的苦难和绝望，强者应该拥有一切，弱者则蒙受痛苦也为“天下”而不得不忍受，国仇家恨比不上“天下”的价值。 如果世界的和平只是用强者的强制性镇压来定义，那么世界将会是一个充满暴力和鲜血的地狱。强者心中应该有空间让弱者得以生存。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大公委托画家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各画一幅表现古代佛罗伦萨战争场面的画。画成以后，两幅画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米开朗琪罗的画，表现了佛罗伦萨战士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获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赞。而达·芬奇画中的佛罗伦萨战士，一个个都像发了狂似的，他们的脸都变了形。看起来，仿佛这些战士是处在惧怕和绝望之中。这幅画引起人们的失望甚至不满，有人觉得这是对光荣的佛罗伦萨人的侮辱。直到后来，一些美术评论家还断言这是达·芬奇“一生仅有的一次失败”。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评断。米开朗琪罗画的是“卡西那之战”，描绘的是古代佛罗伦萨人战胜凶暴侵略者巴比伦的史实，达·芬奇画的“安加列之战”则是发生在1400年的一场贵族之间的战争。达·芬奇厌恶地称之为“兽性的疯狂”，他的画所要揭露的，正是这种战争的残酷性和罪恶性。

从1948年开始，美国的一些机构每过几年就要做一次“我心目中最喜爱的美国总统”的民意调查。根据最新的2009年民意调查结果，美国人最喜欢的总统前三名分别是林肯、华盛顿、小罗斯福。因为他们在美国最危险的时候，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林肯是南北战争，小罗斯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发动其他战争的总统，往往是排名靠后的。可见，同样是战争，美国老百姓的心里自然有一杆秤。倒数三位的总统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他们分别是林肯之前的两任总统皮尔斯（第40名）和布坎南（第42名）以及林肯之后的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第41名）。前两位总统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让美国最终爆发了险些亡国的南北战争，而约翰逊总统则因为手笔不够大，根本无法让战争后的美国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2014年9月26日下午，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明通小学因海绵垫发生一起踩踏事故，造成学生6人死亡、26人受伤。2010年11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杭州大道阿克苏第五小学发生踩踏事件，导致41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 2009年12月7日，湖南省湘乡市育4中学晚自习下课，学生们在下楼梯的过程中，因—人跌倒，导致拥挤，引发踩踏事件，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一个个带血的数字，一朵朵稚嫩的花儿就这样无辜地受到伤害或天折，让多少父母天天以泪洗面，让多少家庭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每一次学生踩踏事故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以种种借口作推托，关键是要从主观上分析原因，查找问题，探明事故的真相。

在卢旺达内战期间，有一个叫热拉尔的人，他37岁，家里的人口很多，有40多人。然而内战来了，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儿几乎全部丧生。但他不相信他的家人都不在了，他历尽千辛万苦，到处打听询问，到最后终于听说他的小女儿还活着。他不顾战火，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她。他把小女儿搂在怀里，第一句话就是：“我又有家了。”也许我们父母、兄弟姐妹齐全，所以难以理解热拉尔如此执着地寻找亲人的举动。可是，当你离家求学或出外工作的时候，最牵挂你的也许只有家人。只有他们会为了你关心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时时提醒你不要忘了带伞、戴帽子、围围巾。天冷了怕你冻着，天热了怕你晒着，那些你都想不起来的细节他们都替你想着。这是多么伟大的感情，有了亲情的支撑，我们才能在外地好好地工作、学习，以期不辜负家人的期望。

1945年冬天，二战结束后的伦敦一片废墟。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位盟军士兵正驾车返回营地。拐过一条街，他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站在一家面包店前，脸紧贴着橱窗。像这样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饥寒交迫的流浪儿随处可见。士兵停下来，默默地走到小家伙身边，俯下身子问道：“孩子，你想要几个吗？”小孩恐慌地望着这个大个子士兵，怯生生地说道：“是的，先生，我饿！”士兵马上走进店里，当他微笑着把面包递给孩子时，小男孩静静地望着他，问：“先生，您是上帝吗？” 给予一丝关爱，就可能收获满满的感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段时间内，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陷入拉锯战。在战事的东线——德军伏在自己战壕内，另一方则是俄军。双方的枪炮声不断响起，在他们之间是条狭长的无人地带。一位受伤的年轻德国士兵为了生存，试图爬过那无人地带。结果被带钩的铁丝缠住，发出痛苦的哀号，不住地呜咽着，动弹不得。两边的枪炮声不断，德军士兵的惨叫声撕心裂肺，让双方士兵心里都不好受。终于，一位俄军士兵无法再忍受，爬出战壕，匍匐着向那德国士兵爬过去。其余的俄军明白了他的意图后、便停止了射击。这时，无人地带顿时出现了一阵奇怪的沉寂。年轻的俄国士兵爬到德国士兵身边，帮他摆脱了铁钩的纠缠，扶起他向德军的战壕走去，交给迎接的人之后，转身准备离去。忽然，一只大手搭上了他的肩膀。他回过头来，发现原来是一位佩戴着铁十字荣誉勋章——代表德国最高荣誉——的一位德军军官拦住了他，军官从自己制服上扯下勋章，别在俄军士兵胸前，让他走回自己的阵营。

1955年4月18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美国普林斯顿。在爱因斯坦去世的前几天还录音对以色列广播，他说：“我们这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分成两个互相对敌的阵营：共产世界和所谓的自由世界。由于“自由”及“共产”这两个词的意义对我很难理解，我宁愿用“东方”和“西方”的权力冲突来说，然而，这地球是圆的，这样“东方”和“西方”的真正精确意义也不能清楚。”

在爱因斯坦小的时候，有一天德皇军队通过慕尼黑的市街。好奇的人们都涌向窗前喝彩助兴，小孩子们则为士兵发亮的头盔和整齐的脚步而向往。但爱因斯坦却恐惧得躲了起来，他既瞧不起又害怕这些“打仗的妖怪”，并要求他的母亲把他带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这种妖怪的国土去。中学时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籍，可他并不申请加入意大利国籍。他要做一个不要任何依附的世界公民，大战过后，爱因斯坦试图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他的世界和平的梦想，并且在“敌国”里作了一连串“和平”演说。德国右翼刺客们的黑名单上也出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希特勒悬赏两万马克要他的人头。为了使自己与这个世界保持“和谐”，爱因斯坦不得不从意大利迁到荷兰。又从荷兰迁居美国，而且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认为，在美国这个国度里，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在勉强过得去的友谊中生存下去。

1944年冬天，德国纳粹终于被苏军赶出了苏联国土，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大街上，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这时，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站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死在了战争中。她们每一个人，都和德国人有着一笔血债。因此，当俘虏们出现时，她们的双手都攥成了拳头，眼中充满仇恨。士兵和警察们竭力地阻挡着她们，害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满脸皱纹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她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让她接近俘虏。警察同意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她到了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她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们，平和而慈祥地说：“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被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不一会儿，很多妇女便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他们……所有的俘虏都泪流满面，他们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