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杭，民国时期著名律师。他有个女儿叫杨绛，作家，是钱钟书的妻子。 杨绛写过一篇文章——《回忆我的父亲》，里面提到杨荫杭的做事风格：“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器”者，古时指“名号与车服仪制”，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及尊严。杨荫杭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二次革命”失败，“辫帅”张勋攻入南京城。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杨荫杭的某下属擅自把杨荫杭的名字列在了欢迎者名单中，以为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名字既己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意也只好默认。而杨萌杭认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张勋。 这样的不通人情世故，这样的固执较真，只为坚守内心的那一份本真。

1945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率美国代表团秘密乘坐“昆西号”巡洋舰前往马耳他，计划与丘吉尔会合后，再搭飞机前往克里米亚半岛。总统在出国时喜欢有家人陪伴，这次是他的爱女安娜与他同行。2月2日，“昆西号”抵达马耳他，安娜收到了军舰上的一张账单——享用“总统专用零食”，应缴纳32.5美元。 贵为总统的女儿，却要为吃的零食买单，这样的平等理念在我们看来或许不可思议，可见这样的公平原则，早已深入美国人的人性之中，一个公平透明的制度，无疑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最有力的的保障。

1933年，在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后，侨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江亢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赛珍珠小说里的细节违背生活常识。他说中国人泡茶，不是像赛珍珠小说里写的那样，把几片茶叶放进开水里，而是先放茶叶，然后倒水来泡。赛珍珠则称，她笔下“泡茶”的民俗，她亲眼在乡下看过几百次。乡下老百姓贫困，不可能像高高在上的江亢虎那样浪费茶叶。就此事我问过我一个精通茶道的朋友，他说都对，因为这要看你泡的是什么茶，怎么泡，两种情况其实都是有的。但抛开“泡茶”这个话题来看，江亢虎是不对的。赛珍珠写的是她看到的情况，属于皖北农村的特定情形，而江亢虎则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教育应该教给学生的一个常识，就是常识本身是多元的。

IZZUE是香港著名时装集团I.T.旗下的自创品牌，在它的专卖店中，记者采集到这样一组镜头：床单大小的军旗从天垂到地；售货员戴的红色臂章印有反万字标识；年轻的顾客正在试衣——自然也是军旗装。亚洲的时装设计师居然在纳粹帝国时代找到了灵感。令人费解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一些亚洲年轻人心中颇具蛊惑力，他的罪恶、凶残反而成为性感的想像力的源泉，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为此，德国大使馆谴责了时装集团混淆是非、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一些顾客群体也表示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下，时装店撤换了柜台摆设。 时装始终是时尚的领头羊，服饰的流行，对社会思想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标新立异，追求流行”而不顾道德底线的行为，理应受到所有人的抵制。

罗斯福当海军助理部长时，有一天一位好友来访。谈话间朋友问及海军在加勒比海某岛建立基地的事。“我只要你告诉我，”他的朋友说，“我所听到的有关基地的传闻是否确有其事。”这位朋友要打听的事在当时是不便公开的，但既是好朋友相求，那如何拒绝是好呢？只见罗斯福望了望四周，然后压低嗓子向朋友问道：“你能对不便外传的事情保密吗？”“能。”好友急切地回答。“那么，”罗斯福微笑着说，“我也能。”

清代画家郑板桥，老年得子，却不溺爱。他病危时，要求尝一口儿子亲自做的馒头。儿子不会做，郑板桥就叫他请教厨师。儿子将馒头做好，郑板桥已经咽气。他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好汉。”这是他对儿子的希望，也是他做人的原则。

在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时，有天下午，章子怡约了一个朋友来看电影，因为塞车，朋友晚到了几分钟，刚走到影厅门口，里面的灯熄灭了，虽然连片头也未开始，但朋友却被守门的工作人员拦住。朋友好说歹说哀求放其进去，但工作人员翻来翻去就是一句话：“电影已经开场，谢绝入内！”朋友只好给章子怡发短信求助，作为评委，章子怡无法脱身，就让助手去“营救”，很快助手也传回讯息“纪律严明，交涉未果。”就这样，章子怡在里面看电影，朋友只能在影厅外喝咖啡。 虽然只是个小插曲，却让章子怡心头荡漾起无限暖意，在一个尊重电影的城市，有着一部值得尊重的电影，无疑为世上最惬意的事。 戛纳电影节真正的主角不是耀眼的明星，而是电影本身。正是这种对电影尊重的最高境界，才成就了戛纳这个城市66届电影节的传奇。

一个周末，吃过午饭后，时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金岳霖突然想起一件事：过两天他要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主办方允许他带一名助手前往。有这么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他自然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浩。但是，当他急匆匆地赶到王浩的单身宿舍时，却发现王浩的门上挂着一个牌，上面写着：周末学习，雷打不动，请勿打扰。看到牌子，金岳霖不由得笑了。他站在门口良久，尽管心里很着急，却始终没有敲门。其他学生路过，好奇地询问金岳霖站在那里干吗。在听了金岳霖的回答后，都不解地说：“您敲下门不就得了吗？您是王浩的恩师，再说您找他也是好事呢。”金岳霖摆了摆手，笑着说：“话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要充分地尊重他人的原则。”同学们听了金岳霖的话，都暗暗地竖起了大拇指。直到傍晚，王浩出来吃饭时才看到等在门口的金岳霖，听完事情的原委后，王浩更是对金岳霖教授敬重有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当我们的原则与他人的原则相遇，甚至产生冲撞之时，要记得尊重他人的原则。这种做法彰显的不仅是一个人的修养，更是宽容大度的节操和品德。

经济学家茅于轼陪一位外国朋友去首都机场，打了辆出租车，等到从机场回来，他发现司机做了小小的手脚，没按往返计费，而是按“单程”的标准来计价，多算了60元钱。这时候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向主管部门告发这个司机，那么他不但收不到这笔车费，还将被处罚；二是自认倒霉，算了；三是指出其错误，按应付的价钱付费。外国朋友建议用第一种办法，茅于轼选择了第三种，他说，这是一种有原则的宽容，我不会以怨报怨，也不会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如我仅还以德，那么他将不知悔改，实际上是在纵容他；我若还以怨，斤斤计较，则影响了双方的效率与效益；我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公平地对待他，则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

王阳明的弟子捉得一贼。王阳明对贼讲了一番关于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样不太好吧。”王阳明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先生任北大教授，校方便安排他在课余时间进行演讲。但梁先生随即宣布，要求每位听众交1元钱，否则不允许听。演讲如期举行，尽管是收费听讲，还是有不少人来听讲。梁先生便主动关心那些没去听讲的学生，一旦确定哪些学生是因为生活困难无钱听讲，他自己就拿出钱，让他们来听讲。有人对此很不理解，梁漱溟先生说：“我之所以收钱是真想让人来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梁先生在做人方面，是非常讲原则的，而这种原则，看似冰冷，却闪烁着理性和温暖的光芒。一次，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向吴宓教授借了5元钱，说好一个星期以后还，但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位老师却没有还钱，于是，吴宓就亲自找上门去要钱。那位老师很不高兴，跟别人说：“吴宓真是个小气鬼！”吴宓听说后并不气恼。没过多久，他的—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但费用不够，吴宓慷慨解囊，借给他300元，再三声明不用偿还。原来，吴宓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当别人有困难向他借钱时，他热心相助；但如果借钱的人不讲信用，他则毫不客气地上门讨要。大师之大，不仅仅体现在学问的渊博，更体现在非同一般的个性。坚持原则，又不拘泥于成规：棱角分明，有所为有所不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卓尔不群的个性，大师们才更加令人敬仰。

戴维·沃特金斯是美国白宫行政管理主任，也是克林顿最亲密的高尔夫球伙伴。克林顿做总统时，戴维曾因为擅自动用总统专机，与两名助手做了一次高尔夫“公费旅游”，被舆论曝光。戴维不但要偿还这次旅行的一切费用，当天克林顿就撤了他的职务。也许当时克林顿心里也不忍，但是作为一国的总统，就该做到公私分明。就任时克林顿曾经说过要减少联邦开支，为了对自己的话负责，就算再好的朋友也要公事公办了。

一次，白居易向鸟巢禅师请教：“佛法的大意是什么？”鸟巢禅师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鼻孔里哼了一声，说：“这个，三岁的小孩也知道这样说。”鸟巢禅师说：“虽然三岁的小孩也说得出，但八十的老翁未必能够做到。”白居易心中服膺，便施礼退下了。

马云刚创阿里巴巴时，对团队成员说：“我们要办的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我们的目标有3个：第一，我们要建立一家生存102年的公司；第二，我们要建立一家为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公司；第三，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要进入全球网站排名前十位。” 目标很远大、很鼓舞人，但现实却很残酷：公司账上没钱。马云开始去见一些投资者，但是他并不是有钱就要，而是精挑细选。即使囊中羞涩，他还是拒绝了38家投资商。最后，马云选择了高盛等基金公司，他们投资了500万美元，帮助阿里巴巴渡过了第一个难关。 人们常说：“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即使现实再残酷，真正的理想者也不会让梦想对现实妥协。梦想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它能改变现实。

阿里巴巴网站在上市前，人们对认购的预期是400亿美元，没想到，在第一站香港地区就达到360亿美元，在新加坡达到600亿美元，来到纽约，已经达到1800亿美元。“我们最初预定的发行价是12港元，人家看到这么好的路演情况，说发行24港元都可以。每股多一港元，合起来就多10亿港元啊。这是多好的发财机会。但马云当晚告诉大家，人要在诱惑面前学会拒绝，给自己的欲望设个底线，贪婪一定要付出代价，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最后他们把发行价定在13.5港元。 在财富面前，给欲望设个底线，是成功的关键。

我刚到纽约的时候，请一个犹太木匠爷爷定做了一个满意的书架。由于书架太高，我请他做了一个梯子，先付了一半的订金300美元，约定10天后交货。10天之后，我没有收到梯子，却接到了爷爷的电话，他对喷漆厂的工艺不满意，需要退回重做，晚两天交货。没想到两天之后，他亲自上门来，没有带来梯子，却退还了300美元的订金，他说油漆重做的效果依然不满意，只能取消订单了。他费工费料已经做好了，又是配合我书架的特殊尺寸，我不要的话，就得由他承担全部损失，于是我说我可以要，但他却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很无奈，可也只好作罢。这次拍摄《谢谢你，纽约》时，我们摄制组特意来到木匠爷爷的店。我们发现，这位木匠爷爷的作坊非常偏僻，也很小，只有40多平方米，里面堆满了木板。他的身上、作坊里甚至办公室，都落着厚厚的木屑，可以想象，我之前那个梯子所造成的600美元的损失，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问他：“当时您为什么要把订金退给我？”爷爷说：“我做了40多年的木匠，没向顾客交过一件不满意的货。”在我看来，当世俗的绝大部分眼光都还停留在“财富权利大于一切”时，木匠爷爷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的“丰富性”，他证明了一件事：他人对你的尊重，不仅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或者你的财富，而是因为你本身要有足够的尊严，有尊严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有尊严地寻找着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2014年6月27日，教育部召开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视频会议，为高招工作划定“红线”。与以往规定不同，此次教育部针对高校、省级招办等可能出现的问题，分别划定了禁区。在针对高校的两条禁令中，有一条醒目的规定是，高校不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此前，教育部曾针对高招工作发布过“十条禁令”，新禁令更加细化，分别针对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招办及高校发出禁令。其中，针对高校招生的禁令多达12条，明确要求高校不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或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提出要求。B373由于内蒙古教育水平和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对偏低，加之紧邻京城、交通便利等因素，近年来成为“高考移民”重灾区。2014年12月22日，内蒙古教育部门查实，呼和浩特市两所民办中学有590人不在本校实际就读，只是每逢学业水平考试等重要节点就回来“应卯”考试，其余时间均在外地教育资源相对好的学校就读。也就是说，他们在外地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却要到教育资源较差的地域争抢有限的招生指标。因这些考生占招生指标，受到迁入地考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对。调查还发现，凡是能花大力气给孩子办理“高考移民”的家长，多数是外省份经商或从政的人员。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高考移民”，根源在于当前的教育体制和招生体制，还存在严重的不足和弊端。现实中，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问题，全国各地的高等教育资源一直不均衡。地域差异所衍生的教育壁垒，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之一。唯有在源头找到解决思路，让招生指标的分配更加合理，才能消除“高考移民”现象。

篮球上帝乔丹在一次中国之行中，拒绝乘坐主办方为他提供的奔驰、宝马，而是点名要了美国的道奇山羊。原来乔丹有一条重要的商业原则，那就是“做广告从来只做美国货”，因为，座驾事件与“尊严”息息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球场外的乔丹给崇拜他的那些青少年们上了堂很好的思想品德教育课，这才是一个“星”真正应具有的道德表现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相反，我们的各种“星”们，同样作为青少年们顶礼膜拜的偶像，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有的歌星歌唱得不怎么样，却热衷于把奇形怪态的服装和妆容化入极端；有些影星不在表演上下功夫，却老是以绯闻来炒作自己。 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我们的“星”们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学学人家乔丹呢？

“我只是讲了我的真实想法，我没有犯错误，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至死也没有向雅典政府妥协。入狱前，苏格拉底经常披着个斗篷，穿着一双拴有草绳的木底鞋，穿行在雅典城的大街小巷，向年轻人传播着萌芽状态的哲学，与有识之士一起探讨。“不能让这个疯子再胡说八道了，他在毒害青年，顛倒黑白。”苏格拉底的言论严重威胁到了雅典的统治阶级。他们火了，把他投人监狱，威逼利诱，企图让苏格拉底放弃信仰，信奉他们所谓的神灵。“只要你承认你犯了错误，我们就免你一死。”长老们恶狠狠地说。“我只是讲了我真实的想法，捍卫真理，死不足惜。”苏格拉底坚定地说。后来，他的学生买通了监狱的看守，想救他出来，可苏格拉底却说：“如果我的死能让世人警醒，不再甘心接受统治，不再迷信所谓的神灵，我宁可接受法律的裁决。”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从容地喝下毒酒，为科学捐躯。

1963年冬，谢觉哉故乡的生产队有人违犯制度，私自上山乱砍树木，无人制止。谢老的一个儿媳和孙媳，一气之下，也砍了几棵。后来队里对砍树者罚款，但因顾及谢老的面子，原谅了他的儿媳和孙媳。 不久，这件事传到了谢老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谢老对故乡的绿化非常关心，每当他回故乡探亲，看到那么多荒山秃岭，多次鼓励群众植树造林，要人做到爱小树如爱小孩，爱大树如爱老人，临走时，还一再教育子女要带头绿化，爱护公共树木，想不到如今自己的孩子也私自砍伐公共树木。他气愤地说：“我的儿媳、孙媳都是社员，是社员就要一视同仁。正因为是我的孩子，更要遵守规章制度，违犯了制度更要加重处理。如今，她们砍了集体的树，应当同别人一样罚款，还要作检查。”很快，他的儿媳和孙媳按规定补交了罚款，并作了检查。 以身作则才能管好别人。上行下效，不随波逐流，作为一个领导者尤其应该坚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