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一个国家几乎所有人只穿一种式样的拖鞋吗？放眼全球，恐怕只有在韩国才能看到这种现象。如果你走在韩国的大街上，肯定会看到，无论大超市还是小商店，货架上永远有许多黑底面、印有三条白线的所谓“三线拖鞋”待售。有分析认为，“三线拖鞋”成为韩国的“国民拖鞋”，“同一化心理”起到了一定作用。换句话说，不特立独行、希望合群的心理体现在穿拖鞋上。韩国人普遍认为，穿上一模一样的拖鞋，就有种集体归属感，能产生安全感，觉得“我们都差不多”，因此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在韩国，认同感非常重要。与别人相同，你才能融入，才能得到别人认可。韩国人开口讲话喜欢说我们如何如何，把相似的人归到一个群体中。就连韩国第二大银行——有利银行，如果直译过来就是“我们银行”，这种“我们”文化跟穿同样的拖鞋一样，都是寻求认同感的一种体现。认同感让韩国人穿衣戴帽从不怕“撞衫”。相反，流行的款式或颜色可以迅速席卷整个韩国，甚至人手一件。在韩国社会里不能获得认同感的人往往被孤立，韩国有很多菲律宾和越南新娘，她们的混血孩子在学校经常会遭到孤立和歧视，甚至校园暴力。韩国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历史上一直遭受外族侵略。要想保持国家统一，首先就要确保血统纯正，天长日久，甚至已经演化具体到众人皆穿同样的拖鞋这样的生活细节上，或许这就是韩国人执拗地寻求认同感的根源。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工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力。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巴斯德是19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因发明了传染病预防接种法，为人类和人类饲养的家畜、家禽防治疾病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他在整个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德国的波恩大学郑重地把名誉学位证书授予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学者。但是，普法战争爆发后，德国强占了法国的领土，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德国侵略者的极大憎恨。巴斯德毅然决然地把名誉学位证书退还给了波恩大学，他说：“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一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并因此而成为一句不朽的爱国名言。

林徽因是我国建筑学界的一代才女，人们印象中的她贤淑文弱，痩削而多病，但她为了和丈夫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却甘愿风尘仆仆辗转于乡间小道，在艰苦的条件下徒步考察。此时的她肺部和肾脏已经严重受损，但她为了完成最后的工作，不惜将整个生命赌上去，从死神那里夺取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后的三次拼搏： 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在病中完成，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起立鼓掌通过这个设计，那时她已经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 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才使得这种国宝工艺不致失传并且发展壮大，这时的她，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蔓延到肠子了，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 第三次拼搏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底座装饰浮雕设计。 1955年4月1曰，因为长期积劳，病情恶化，她在同仁医院走完了51年的生命历程，这位柔弱女子就这样勇敢地与死神奋战到最后一刻，从它那里多争到了十年时间，给我们新中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爱因斯坦小的时候，有一天德皇军队通过慕尼黑的市街。好奇的人们都涌向窗前喝彩助兴，小孩子们则为士兵发亮的头盔和整齐的脚步而向往。但爱因斯坦却恐惧得躲了起来，他既瞧不起又害怕这些“打仗的妖怪”，并要求他的母亲把他带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这种妖怪的国土去。中学时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籍，可他并不申请加入意大利国籍。他要做一个不要任何依附的世界公民，大战过后，爱因斯坦试图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他的世界和平的梦想，并且在“敌国”里作了一连串“和平”演说。德国右翼刺客们的黑名单上也出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希特勒悬赏两万马克要他的人头。为了使自己与这个世界保持“和谐”，爱因斯坦不得不从意大利迁到荷兰。又从荷兰迁居美国，而且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认为，在美国这个国度里，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在勉强过得去的友谊中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