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是19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因发明了传染病预防接种法，为人类和人类饲养的家畜、家禽防治疾病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他在整个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德国的波恩大学郑重地把名誉学位证书授予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学者。但是，普法战争爆发后，德国强占了法国的领土，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德国侵略者的极大憎恨。巴斯德毅然决然地把名誉学位证书退还给了波恩大学，他说：“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一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并因此而成为一句不朽的爱国名言。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祖国张开温暖的双臂迎接这位“娃娃博士”。邓稼先沉浸在青春的欢乐和家族的幸福之中。 但是，历史风云变幻，祖国面临核大国的威胁。邓稼先毅然接受开拓祖国核事业重任，离别妻儿，隐姓埋名，走向大戈壁，为中国的国防事业进行着艰苦的科学攻关，为我国的两弹试验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从此，他从物理学界的讲台上消失了。 20多个春秋过后，头发里夹着大戈壁沙粒的邓稼先回来了，“两弹元勋”的美名才开始传扬，邓稼先的名字才重新出现在普通人的中间。此时，他的妻子已年过花甲，而癌魔却早注入他的肌体，他光辉的生命已燃烧到了尽头。 他临终前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而无憾！”

齐白石先生是世界一流的知名画家，他的画很珍贵，可是他的爱国之心更可贵。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北平时，齐白石先生正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教授。当他看到“北平艺专”已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统治，就立即辞去了教授的职务，并在家门上贴了一张“告示”：画不卖官僚，窃恐不祥。从此闭门谢客。凡是侵略者、汉奸、卖国贼连家门也不让进。不但如此，齐白石先生还以画笔为武器，嘲讽汉奸卖国贼的可耻行径，与汉奸卖国贼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度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寒尔。在欧洲著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洋人学生，公开说：“中国人太笨。”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个洋人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来和你比，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有一次做实验，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象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给撕破了。只有童第周一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项实验任务。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特地安排了一次观察实验，把学生们都找来看。实验开始了，童第周不慌不忙地走到显微镜前，熟练地操作着。人们看到，他象钟表工人那样细心，象绣花姑娘那样灵巧，象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丝不苟。在显微镜下，他先用一根钢针在卵上刺了一个小洞，于是胀得圆滚滚的青蛙卵马上就松驰下来，变成扁圆形的，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他干得又快又利落。“成功了！成功了！”同学涌上去祝贺，勃朗歇尔教授更是激动万分，这是他搞了几年也没有搞成的项目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童第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4年之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决不比别人笨。”在场的教授纷纷点头，有的还伸出大姆指。而那位洋人学生却一篇论文也没有，更谈不上当博士了。

非洲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很多地区目前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殖民时代的疯狂掠夺、动荡不止的社会局势、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剧增的人口，使古老的非洲大地疮痍遍布。统计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里，34个非洲国家卷人战乱，800多万人失去生命，1600多万人沦为难民，近45%的非洲人民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文盲率高达40%，由于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疾病横行，人的平均寿命仅仅40岁……日趋严重的贫困现状，不仅严重阻碍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而且还时时威胁着地区的和平安定。国家的富强和百姓的福祉息息相关，“大河不满小河干”，当一个羸弱的民族积弱成疾时，幸福只能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非洲的现实告诉我们，离开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国民的安居乐业就无从谈起，从这一意义上言之，富强是高质量物质文化生活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1914年8月4日，英国正式对德宣战。几个月后，英田温莎小镇的一所学校人声鼎沸，五千余名毕业生戎装待发，即将开赴一战阵地。这个位于温莎小镇的学校，就是英国最为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 那一天，校长并没有做什么慷慨激昂长篇大论式的演讲动员，只是将目光静静地扫过这些稚气未脱学生的面庞，淡然却不失坚定地说：“去吧，去吧，请别忘记，你们浴血厮杀在战场，无论生与死，灵魂都在伊顿的校园里飞扬。” 1917年，战争进行到第四年的时候，英国军队无意中发现了一组奇怪的数字。当时，英国有大约600万成年男子奔赴战场，他们的阵亡率在12.5%左右，而伊顿公学参战的贵族子弟的死亡率却高达45%。这是一组异常奇怪的数字，伊顿公学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毕业的贵族子弟大多都是担任军官职务，可为什么死亡率却反而远远高于普通士兵呢？12.5%和45%之间，落差太大，不得不让人奇怪。 英国政府抽调了一定的人力，翻开崭新的战后档案查阅，但无论怎么查，仅能查到当时的贵族子弟军官参与的战役名称、阵亡时间、阵亡过程。他们甚至连每一场战役的过程分析、火力对比、战情比较都进行了研究，但从翻阅到的文字材料上看，还是不能得出任何可以让人信服的结论。 最后，他们找到了伊顿公学的校长。校长听闻他们的来意，摆了摆手说，根本不需要查阅任何资料，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战争中，伊顿的毕业生始终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阵亡率自然会远远高于普通士兵。之所以能做到这样，那是因为在伊顿学生的灵魂里，责任感和荣誉感远远大于生命。这种解释，后来也得到了很多毕业于伊顿公学军官手下士兵的佐证。 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大名校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如果有人问起伊顿公学每年250名左右的毕业生中，至少有70余名学生能进入牛津、剑桥的秘诀，负责人往往不会作太多解答，只会将这个将近一百年前的故事重新描述一遍即可。

1950年，数学家华罗庚放弃在美国的终身教授职务，奔回祖国的怀抱。归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回国后，华罗庚进行应用数学的研究，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称为“人民的数学家”。

唐代宗时，天下大乱，新疆的回教联合西藏的回教造反，快要打到长安了，皇帝下诏请郭子仪出山。当时他连一支部队都没有，跟在身边的只有老部下数十个骑士，一接到诏命，他只好临时凑人出发，勉勉强强把没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兵，连退伍老弱都加以整编，也只凑了5000人，去抗拒敌人10万雄兵。他到了前方跟随军的儿子讲，这仗不能打，我一个人去敌营，或许还有点办法。郭子仪出发之际，他的三儿子紧紧拽住父亲的马缰：“回纥人如狼似虎，父亲大人是堂堂元帅，怎么能自己送上门去当俘虏？”郭子仪告诉儿子：“现在敌强我弱，如果硬拼，我们父子都要战死，江山社稷就危险了。如果能与回纥谈判，说服他们倒戈，那就是黎民百姓的福气，扭转战局，在此一举。”他推开儿子，向回纥军营策马而去。回纥首领药葛罗听说郭子仪来了，将信将疑，他生怕有诈，命人弯弓搭箭，严阵以待。郭子仪摘下头盔，脱掉铠甲，放下兵器，缓缓而行。当他来到药葛罗面前时，回纥酋长们一起拜倒，表达了诚心诚意的欢迎。郭子仪凭借一己之力说服回纥首领，单骑退兵，从此名震千古，传为佳话。

1941年12月，日本进攻香港。当时在香港的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就留起了胡子，因为他是唱旦角的，留起胡子，日本人就无法强迫他唱戏了。1942年，他返回上海，可仍然闭门不出，拒绝演出。大汉奸褚民谊来找梅兰芳，请他为庆祝所谓“大东亚圣战”一周年纪念作巡回演出。梅兰芳以胡子为借口回绝并讽刺了褚民谊，褚民谊无功而返。后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头目要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兰芳出面讲几句话。梅兰芳听说后，与家人商量，决定采取自伤身体的办法，让医生给自己打了3次伤寒预防针，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本人听说后仍不相信，派军医来检查，果然发现梅兰芳得了伤寒，高烧42度。他们这才放弃原来的打算。梅兰芳在八年抗战中，身处逆境，始终拒绝为敌伪演出，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被称为“中国现代火箭之父”的钱学森，是著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学森为了报效新生而落后的祖国，从1950年起在美国向当局正式提出回国申请。但是，美国当局却百般阻挠和迫害，没收了钱学森的各种资料和书籍，并诬蔑他为“间谍”，对他进行审讯和监禁，仅半个月，就使他的体重减轻了13.6千克。当时美国当局声称，只要钱学森放弃回国念头，就照常给他提供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可是，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国。后来，他虽被科学界知名人士保释，但他的办公室、住宅、电话、信件等都受到严密检查。钱学森被美国当局整整迫害达5年之久，但他始终没有屈服，终于在祖国的帮助下，于1955年获准回国。当他接到可以离开美国的通知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高兴得跳了起来。回国后，钱学森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跃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爱因斯坦的伟大，不仅因为他的智慧，更因为他的良心。一战时，德国科学文化界在军国主义操纵下，发表了《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侵略战争辩护。在宣言上签名的都是德国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爱因斯坦却断然拒绝，同时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叛国”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1959年，苏联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毛泽东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被选中参研。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88年，核潜艇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一穷二白的年代，他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他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是众所周知的。鲁迅先生立志救国，年轻时东渡学医。一天，在上课时，教室里放映的片子里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即将被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虽然和日本人一样身强体壮，但个个无动于衷，脸上是麻木的神情。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中国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鲁迅想到，无论他的医术怎样高明，所救治的只能是人的肉体，而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毅然选择了改变，不是改变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是改变了不能达到目标的努力方式。他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老百姓。大丈夫相时而动，“弃医从文”是鲁迅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改变。鲁迅改变初衷，“弃医从文”，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正是这样的改变，为他日后成为文坛巨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没有这个改变，我们不能说鲁迅先生将一事无成，但我们可以肯定，他再成功，也仅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生，无法成为在思想上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元兵南进，南宋文武官员拥着11岁的端宗皇帝退到广州海面。不久，端宗受惊而死，大家打算各奔前程。大学士陆秀夫挺身而出：“古人只有一旅一戍，还能中兴，现在百官都在，兵有数万，如果天不绝宋，岂有不能成功之理！”在他的坚持下，宋军继续与元军作战。逃亡朝廷最后以崖山作根据地，在粮食断绝多日之后，元兵发起猛攻，终于打进崖山。为了不做俘虏，陆秀夫背起幼主，毅然跳进海里，壮烈殉国。陆秀夫能做出以身殉国的举动，原因只有一个：忠贞爱国。

梅兰芳断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拮据，他只好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后来还是举债度日，向亲友借了一笔钱。有的好友得知他家生活陷入绝境，便解囊相助。老画家叶誉虎提议与他合作，办一个国画展览，突出梅、竹的主题，以扩大社会的影响。沦陷区的上海，一片混乱恐慌，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空袭警报，市民生活得提心吊胆。梅兰芳在这种艰苦环境里作画，克服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画技大有长进。经过八个月的苦战，他一个人就画了170多件，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仕女、佛像、花卉、松树、梅花等，同叶誉虎的作品一起，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展出，受到广大参观者的好评。展览结束后，梅兰芳为了生活，被迫将其中大部分作品卖掉，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里生活更困难者。梅兰芳苦涩地回忆着这几年的沧桑历程，心境忧闷地对朋友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梅兰芳在抗战期间断然蓄须明志，不为民族敌人演出，表现了一代艺豪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这一事件成为神州大地感人的佳话，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决心。

2011年度足坛金足奖揭晓，曼联传奇老将吉格斯成为该奖项历史上的第9位得主，他的足印被放到星光大道上，供全世界球迷参观。吉格斯受到球迷的喜爱，除了精湛的球技，还与他对威尔士队的不舍之情有着很大的关系。人们除了扼腕于不能在世界大赛上领略这位左翼之王的风采外，更多的是慨叹吉格斯的忠贞之心。作为威尔土人，吉格斯在曼联几乎获得了一个球员在俱乐部能够获得的所有荣誉，却没有在世界杯赛场上展示自己的绝技，哪怕只是一分钟。以吉格斯的实力，完全有机会代表英格兰队征战欧洲赛场以及世界杯。但是吉格斯最终选择了自己的家乡威尔士，尽管他非常明白这个选择会让自己从此远离国际赛场。正是在那一刻，球迷才更敬佩吉格斯。1994年后，吉格斯所在的威尔士队每况愈下，离世界杯的决赛圈也渐行渐远。有人问吉格斯，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他会不会加入英格兰队？吉格斯冋答得很肯定：“不会！因为我爱威尔士，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父母都希望我能为祖国出战，到现在我都没有后悔过，哪怕仅仅是一分钟！”

任正非后来解释自己早期的这一次转型的原因的时候说：“外国人到中国是为赚钱来的，他们不会把核心技术教给中国人，而指望我们引进、引进、再引进，企业始终也没能独立。以市场换技术，市场丢光了，却没有哪样技术被真正掌握了。而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技术。”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似乎天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保卫领土的敏感和决心，而他在那个时候能够认识到“技术是企业的根本”，便从此和“代理商”这个身份告别，踏上了企业家的道路。

西汉大将军霍去病，为使国家安宁，不受外来民族的侵扰，戎马一生。当霍去病在战场上得胜回朝时，皇帝亲自出城迎接，但他不贪图荣华富贵，不迷恋宝马雕车，富丽堂皇的将军府也难动英雄报国之心。霍去病想到的只是边境上匈奴还在侵扰百姓，国家还没有彻底得到安宁，进京后不久便又回到杀敌的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特务机关企图强迫在北京的京剧界捐献飞机义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当即拒绝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砚秋深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残，担心自己的拒演连累别人，于是他不卑不亢地说：“献机义演的事，我程某人宁死在枪口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面对凶残的敌人，程砚秋“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让人敬畏，令人钦佩。

1898年，广东大埔籍知名华侨张弼士，拟从印尼的首都巴城乘德国轮船公司的班轮赴新加坡办理商务，岂料该公司竟野蛮规定华人不准坐头等官舱，只能坐下等统舱。张公知道后，怒不可遏，感到有损炎黄子孙的尊严，他当即把管家买来的下等船票撕得粉碎，又把陈设在客厅上那个慈禧太后赏赐的宝蓝大花瓶摔个稀巴烂，怒道：“好吧，告诉他们，中华儿女有志气，中华民族不可侮，朝廷不办商船我张某来办！”不久，他便购买三艘海轮，创办裕昌远洋航运公司，与德国轮船同走一条航线，票价比德降低了一半，并宣告凡德国人一律不卖，逼得德国人只好取消歧视华人的规定，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