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叔父王导为司徒，伯父王敦为扬州刺史，叔祖父王澄为荆州刺史。他父亲这一辈人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所以他有很好的学习条件。王羲之小时候少言寡语，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他热爱学习，喜欢钻研，遇事机智有心计。他7岁开始临池学书，到10岁时，字写得已很有水平，他的叔叔伯伯都十分喜欢他。王羲之到了11岁，很想学一点关于书法方面的理论著作，用来指导自己。有一天，他在父亲王旷的枕头里发现了一本叫做《笔谈》的书，讲的都是有关写字的方法。他高兴得如获至宝，便如醉如痴地学起来。正当他兴趣正浓时，被父亲发现了，问他：“为什么偷读我枕中秘本？”王羲之只是望着父亲傻笑。母亲从旁插话道：“他恐怕是在揣摩用笔的方法吧！”父亲说：“你现在年龄太小，等长大了，我自然会教给你读。”王羲之急不可待，不高兴地说：“如果等我长大了才讲究笔法，那不成了日暮之学，青春年华不就白白浪费了吗？”王旷十分惊奇儿子的这番议论，认为儿子少有大志，应该从小好好培养，于是便将《笔谈》的内容认认真真向王羲之作了讲解。羲之有了扎实的临摹功夫、又有了《笔谈》的理论指导，几个月的功夫，书法便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后，他又拜当时的女书法家卫夫人为老师，在卫夫人的悉心指导之下，练习书法，有了更长足的进步。王羲之跟卫夫人学了一个时期，书法已十分圆转成熟。连卫夫人也不得不惊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孩子将来一定要超过我了！”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同他转益多师，刻苦磨砺分不开。

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博学多才，深得人们的尊敬。钱穆的成才，主要是靠自学。17岁时，钱穆因家贫辍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此升学无望，一意自读书。”回到家乡后，他一边教书，一边自学。他读《孟子》时，要求自己每天背诵一篇，他用了七天时间，就把《孟子》背得滚瓜烂熟。他自学日语，用了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就能读日文书籍。他自学英语，以英文《西洋通史》为教材，刚开始靠查字典硬读，后来居然在一年内，就能通读《西洋通史》了。钱穆一生著作82种，论文700多篇，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大名鼎鼎的美国科学家爱迪生，一生的发明多达近二千项，被誉为“发明大王”。这也与他勤奋读书是分不开的，他常常通宵达旦地读书，查资料，困极了，他就以书当枕，在实验室躺一会儿。

犹太家庭不但重视知识，而且更重视才能。他们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喻为“背着很多书本的驴子”。他们崇尚创新，认为没有创新的学习只是一种模仿，学习应该以思考为基础，要敢于怀疑，随时发问。怀疑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知道得越多，就越会产生怀疑，而问题也就随之增加。所以，许多犹太人家庭里碰到放学的孩子，第一句话就是：“你又提问题了吗？”有人称犹大民族是一个企图揭示自然和人类秘密的哲学家民族。喜欢思考宏观的、深层次的问题，喜欢抽象、喜欢逻辑，铸成了犹太人对孩子教育的核心。

父亲去世后，11岁的彼得·林奇不得不在上学之余去打工，以贴补家里的开销。他在高尔夫球场谋得了一份捡球的差事。其他球童看到林奇长得瘦弱，都有意欺负他，让他专为那些球技差的球手服务。傻瓜都知道那些球技差的球手击球没准心，这样捡球就得多跑快跑，多费力。可林奇似乎没意识到这些，他总是毫无怨言地接受，大汗淋漓地满场奔跑。两年过去了，林奇成了球场资历最长的球童。让人意外的是，他总是把那些为优秀球手服务的机会留给其他球童，自己依旧专门为技艺差的球手捡球。难道林奇真的是“爱捡臭球的傻瓜”？一天，老板布雷忍不住问他。林奇说：“球技差的人打高尔夫球大多是为了消遣，他们在打球之外必有过人之处。我为他们服务，不就可以借机向他们学习更多打球之外的东西吗？”布雷恍然大悟，这才知道林奇的“别有用心”。不久，球场新来了一位名叫乔治的球手，林奇自告奋勇地为他服务。乔治的球打得又重又偏，林奇每次总是急速奔跑着去捡球，然后气喘吁吁地回到原地。乔治被林奇勤奋而执着的劲头感动，经常把他带在身边。以后，林奇便时常从乔治和朋友们的交谈中听到有关股票的知识，并深深迷恋上了投资。大学毕业后，林奇便开始尝试投资股票，直至成为华尔街最优秀的投资经理人。“主动吃亏”才能“主动获得”。在被问及成功的心得时，林奇更愿意与人分享当年捡球的经历。的确，吃亏是福。在人生的历程中，吃亏和受益是互为存在、互为因果的。千万不要被眼前的祸福所蒙蔽，要善于从吃亏中看到潜藏的好处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