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一生四次被反动政府驱逐，最后在英国伦敦定居。他在伦敦最初十年间，度过了一生中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然而马克思没有被苦难所压倒，几乎每天大英博物馆刚开门，马克思就准时到达这里，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和研究，直至晚上博物馆闭馆。马克思积累了非常渊博的知识，他的知识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逻辑学、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翻译，工商业实践，甚至还触及数学、自然科学等。他能阅读欧洲许多国家（据说是十几二十种）的文字，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12]马克思著作之丰，充分表现了他的勤奋精神和渊博学识。他同恩格斯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共50卷，中文第二版60多卷（约在2008年前后出齐），而该全集国际版约160多卷。面对如此巨大的思想理论财富，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勤奋使马克思获取渊博的知识，而渊博的知识又是马克思治学的基础。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明代重臣，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著作宏富，主修《元史》，著有《宋学士文集》。他幼年家贫，常借书苦读。在其《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叙述了自己苦读的经历：他幼时就爱读书，可是家贫买不起书，就经常到有藏书的人家借书，一借到书，就日以继夜地赶抄，即使在数九寒天，砚水结冰，手指冻僵，也不停笔。他借书守信，按期归还，有书的人家才肯不断借书给他。宋濂读书时，遇到疑难，自己不能解决时，他就长途跋涉到百里以外去寻访名师指教。逢严冬时节，他忍饥挨饿，顶风冒雪，穿过巨谷，爬上大山，两脚冻裂出一道道血口，仍继续寻访老师。宋濂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读书，终于取得杰出成就。

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博学多才，深得人们的尊敬。钱穆的成才，主要是靠自学。17岁时，钱穆因家贫辍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此升学无望，一意自读书。”回到家乡后，他一边教书，一边自学。他读《孟子》时，要求自己每天背诵一篇，他用了七天时间，就把《孟子》背得滚瓜烂熟。他自学日语，用了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就能读日文书籍。他自学英语，以英文《西洋通史》为教材，刚开始靠查字典硬读，后来居然在一年内，就能通读《西洋通史》了。钱穆一生著作82种，论文700多篇，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王羲之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叔父王导为司徒，伯父王敦为扬州刺史，叔祖父王澄为荆州刺史。他父亲这一辈人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所以他有很好的学习条件。王羲之小时候少言寡语，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他热爱学习，喜欢钻研，遇事机智有心计。他7岁开始临池学书，到10岁时，字写得已很有水平，他的叔叔伯伯都十分喜欢他。王羲之到了11岁，很想学一点关于书法方面的理论著作，用来指导自己。有一天，他在父亲王旷的枕头里发现了一本叫做《笔谈》的书，讲的都是有关写字的方法。他高兴得如获至宝，便如醉如痴地学起来。正当他兴趣正浓时，被父亲发现了，问他：“为什么偷读我枕中秘本？”王羲之只是望着父亲傻笑。母亲从旁插话道：“他恐怕是在揣摩用笔的方法吧！”父亲说：“你现在年龄太小，等长大了，我自然会教给你读。”王羲之急不可待，不高兴地说：“如果等我长大了才讲究笔法，那不成了日暮之学，青春年华不就白白浪费了吗？”王旷十分惊奇儿子的这番议论，认为儿子少有大志，应该从小好好培养，于是便将《笔谈》的内容认认真真向王羲之作了讲解。羲之有了扎实的临摹功夫、又有了《笔谈》的理论指导，几个月的功夫，书法便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后，他又拜当时的女书法家卫夫人为老师，在卫夫人的悉心指导之下，练习书法，有了更长足的进步。王羲之跟卫夫人学了一个时期，书法已十分圆转成熟。连卫夫人也不得不惊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孩子将来一定要超过我了！”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同他转益多师，刻苦磨砺分不开。

犹太家庭不但重视知识，而且更重视才能。他们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喻为“背着很多书本的驴子”。他们崇尚创新，认为没有创新的学习只是一种模仿，学习应该以思考为基础，要敢于怀疑，随时发问。怀疑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知道得越多，就越会产生怀疑，而问题也就随之增加。所以，许多犹太人家庭里碰到放学的孩子，第一句话就是：“你又提问题了吗？”有人称犹大民族是一个企图揭示自然和人类秘密的哲学家民族。喜欢思考宏观的、深层次的问题，喜欢抽象、喜欢逻辑，铸成了犹太人对孩子教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