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专门种植酿酒葡萄的葡萄园参观。“1994年的葡萄最好，”园主说，“因为那一年夏天干燥，生产的葡萄特别甜。”“葡萄不怕干死吗？”我问。“新藤怕，老藤不怕。因为老藤的根扎得深，能吸到泥土深处的水分。”园主说，“还有，经过好好修剪的藤不怕，放任它生长的怕。”“为什么？”我不懂。“因为叶子长得愈多、藤蔓攀得愈远，需要的水分愈多。所以一干，就受不了了。”葡萄要扎根深、常修剪，结的果子才甜美。人也要扎根深、常修剪、做的学问才实在。

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他：“周树人真是博学。”当时，每次考试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而全班中，得到这种金领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

18年前，王亮因3分之差而高考落榜，但他落榜不失志，而是抱定“没考上大学，并不等于学不到大学里的知识。将来即使成不了电程师，也要做一名有出息的电工”这样的信念，插班进入职高二级就读，在职高上学期间就钻研起大学电气专业的书籍，在如饥似渴学习技术的过程中，重新扬起了理想的风帆，重塑了自我，成长为大连某重工起重集团一名出色的电气安装调试工人。他“先后与许多国家的专家同场合作，同台竞技，解决了无数棘手的技术难题，令傲气十足的老外也为之折服，为企业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达1500多万元。有外国公司曾开价20万元高薪挖他但没有挖走”。该集团董事长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是“三个博士都不换”。

有一天，陶行知先生到一位朋友家去，见朋友夫人正在打孩子，孩子正在地上委屈地哭着。陶先生忙问怎么回事。朋友夫人指着一块被拆的乱七八糟的手表，气呼呼地说：“陶先生，这块表是才买的，竟被我儿子拆成这样。您说可气不可气？“陶先生听了笑了笑，说：“坏了，恐怕中国的一个爱迪生被你枪毙了。”夫人有点愕然，“为什么呢？难道这样做不对吗？”陶先生摇摇头，夫人又接着问：“陶先生，您是大教育家，您说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呢？”陶先生把孩子搀起来，搂在怀里，笑嘻嘻地问：“你为什么要把妈妈的新表拆坏呢？孩子怯生生地望了妈妈一眼，低声说：“我听见表了有滴答的声音，想拆开看看是什么在响……”陶先生说：“你很好奇，这没有错，但你要跟大人说一声，不能自作主张，来，跟我一起到钟表店去好吗？”孩子问：“去店里干什么？”陶先生说：“去看师傅修表啊！看他怎么拆，又去怎么修，怎么装配，你不喜欢吗？”孩子高兴得跳起来：“我去！我去！”陶先生跟朋友夫人打了声招呼，就拿着那只坏表，带着孩子一起到了一家钟表店。修表师傅看了看坏表，说：“要1元6角修理费。陶先生说：“价钱依你，但我要带着孩子看你修，让他长长见识。”师傅同意了。陶先生与孩子站在一旁，满怀兴趣地看师傅修表。看他怎样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他加油后，把一个个零件装起来。从头到尾，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全部装好后，师傅上了发条，表重新发出清晰的滴嗒声，孩子高兴的欢叫起来：“响了，响了，表修好了！”陶先生临走又花了一元钱买了一只旧钟，送给孩子带回去拆装。孩子连声说：“谢谢伯伯，谢谢伯伯，伯伯真好！”

巴布·阿里自11岁开始，就在西孟加拉邦摩希达巴市郊外的一个小村落经营自己的学校，将他白天付费上学所获得的知识传递给清贫子弟。他创办这所免费学校的缘由是，在这个由种植黄麻的农民居住的村落，1000卢比的学费看似不贵，但对当地很多家庭来说却是一笔庞大的负担，为了能让这些儿童获取知识，少年巴布在11岁的时候决定自己创办学校，免费教导村里的孩童。目前，校内已经有10名不支薪的义务教师和650名学生。学校兴办之初是露天上课，现在已有两间以竹、砖和瓦片搭建的茅屋教室，80个人编为一班的学生轮流在室内和室外上课，所有的书本与桌椅都由好心人资助。巴布的起居作息会令其他国家的学生们咋舌：他清晨5时起床晨祷并做家务，然后搭公车前往3英里外的一个村落学校上学。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他专心接受教育，放学后则赶回所居村落，在下午5时迎接自己的学生来上课。他负责教授公立学校的课程至晚上8时，课程内容与一般的正式学校相同，包括英语、孟加拉语、历史和数学，并监督其他教师授课——这些教师多为他的同学，年龄介于16至19岁间。这样紧张的作息并未使他厌倦，他说：“我从不感到疲累，事实上这使我更有活力。”不久前，巴布因降低了所在地区的文盲率而获得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巴塔查雅的表扬。在此之前，印度政府和国际救援机构曾设法解决当地孩子入学问题，但均未取得成功。而巴布开办的学校却成功吸引了众多学生，办学成效优良，使当地文盲率有所降低。作为对巴布工作的肯定，当地教育部门已承认巴布的校长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