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将它归到王安石名下。“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后世对这三句话多加褒奖，认为它表达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精神态度。王安石正是以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1900年7月，德国精神病学专家林德曼独自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了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他在进行一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心理学实验。林德曼认为，一个人只要对自己抱有信心，就能保持精神和机体的健康。当时，德国举国上下都关注着他独自驾舟横渡大西洋的悲壮冒险，因为已经有100多名勇士相继驾舟横渡，但均遭失败，无人生还。林德曼推断，这些遇难者应不是从生理上败下来的，而是死于精神崩溃、恐慌与绝望。在航行中，林德曼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多次濒临死亡，有时真有绝望之感。但只要这个念头一升起，他马上就大声自责：“懦夫，你想重蹈覆辙，葬身于此吗？不，你一定能成功！”终于，他成功渡过了大西洋。林德曼的实验证明：人只要对自己不失望，充满自信心，精神就不会崩溃，就可以战胜困难，获得成功。

雅斯贝尔斯是德国思想家，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10年，他和一个在医院里做护士的女子结婚。然而不幸的是，纳粹上台后，雅斯贝尔斯因妻子的犹太人身份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这位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著作被禁止出版。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要求丈夫放弃自己，尽管雅斯贝尔斯面临随时可能被一起送到波兰集中营的危险，却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就没有任何意义。”后来，雅斯贝尔斯和妻子一起出逃到瑞士，又被纳粹发现并扣留了。最终纳粹同意他出境，但条件是留下他的妻子。雅斯贝尔斯拒绝了这个条件，又陪伴妻子一起留了下来。雅斯贝尔斯和他的妻子约定：一旦妻子的生命遭遇危险，他们就一起自杀。所幸在雅斯贝尔斯和他的妻子无路可走、几近生命尽头的时候，盟军及时赶到，解放了海德堡，他们才重获生命自由。

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早年留学法国，学养厚重，著述译著颇多，人称“东方卢梭”。 1901年，他54岁时被检出患了咽头癌，医生判断最多只能活“一年半”。他在“只要有一口气，就一定有事可做，也可过得愉快”的信念支持下，开始最后两部著作的写作。他最终没有活过“一年半”，但气管被割开，“枯瘦得像仙鹤一样”的他，却以超常的毅力，完成了日本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他在重病期间写的名诗《跌倒时也要笑》，也在日本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跌倒也要笑，是苦中作乐的顽强精神，是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具有这样的可贵品质，早晚会走出低谷，再创辉煌，即便壮志未酬，也会虽败犹荣，虽死犹生。

毕达哥拉斯定理提出后，其学派中的一个成员希帕索斯考虑了一个问题：边长为1的正方形其对角线长度是多少呢？他发现这一长度既不能用整数，也不能用分数表示，而只能用一个新数来表示。希帕索斯的发现导致了数学史上第一个无理数√2的诞生。小小√2的出现，却在当时的数学界掀起了一场巨大风暴。它直接动摇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信仰，使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之大为恐慌。实际上，这一伟大发现不但是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致命打击。对于当时所有古希腊人的观念这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这一结论的悖论性表现在它与常识的冲突上：任何量，在任何精确度的范围内都可以表示成有理数。这不但在希腊当时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就是在今天，测量技术已经高度发展时，这个断言也毫无例外是正确的！可是为我们的经验所确信的，完全符合常识的论断居然被小小的√2的存在而推翻了！这应该是多么违反常识，多么荒谬的事！它简直把以前所知道的事情根本推翻了。更糟糕的是，面对这一荒谬人们竟然毫无办法。这就在当时直接导致了人们认识上的危机，从而导致了西方数学史上一场大的风波，史称“第一次数学危机”。

麦哲伦死于菲律宾，他是在与当地土著的交战中身亡的。迄今，在麦哲伦遇难的地方，菲律宾马克坦岛北岸，依然建有一座奇特的纪念亭，亭中耸立着一块石座铜碑。碑上载有这样的文字： 费尔南多·麦哲伦 1521年4月27日，费尔南多·麦哲伦死于此地。他在与马克坦岛酋长拉普拉普的战士们交战中受伤身亡。麦哲伦船队的一艘船——维多利亚号，在埃尔卡诺的指挥下，于1521年5月1日升帆驶离宿务港，并于1522年9月6日返抵西班牙港口停泊，第一次环球航海就这样完成了。 可是，就在这块墓碑的反面，还刻着另一段文字，更加简短： 拉普拉普 1521年4月27日，拉普拉普和他的战士们，在这里打退了西班牙入侵者，杀死了他们的首领——费尔南多·麦哲伦。由此，拉普拉普成为击退欧洲人侵略的第一位菲律宾人。 同一块墓碑，两面是一对曾经的敌人，他们为了各自心中崇高的信仰而战。即使倒下后，两人仍然没有分开。在传播“文明”和抵抗“侵略”之间，谁都没有资格妄加评论。其实，从哲学的层面讲，世间万物，本就不可以用绝对的标准衡量。有些东西，正看是对的，反之，也未必就错。

一支24人组成的探险队，到亚马逊河上游的原始森林去探险。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气候，许多人因身体严重不适应等原因，相继与探险队失去了联系。直到两个月后，才彻底搞清了这支探险队的全部情况：在他们24人当中，有23人因疾病、迷路或饥饿等原因，在原始森林中不幸遇难；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创造了生还的奇迹，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探险家约翰·鲍卢森。在原始森林中，约翰·鲍卢森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饿着肚子在茫茫林海中坚持摸索了整整3天3夜。在此过程中，他昏死过去十几次，但心底里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一次又一次地站了起来，继续作顽强的垂死抗争。他一步一步地坚持，一步一步地摸索，生命的奇迹就这样在坚持与摸索中诞生！后来，许多记者争先恐后地采访约翰·鲍卢森，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惟独你能幸运地死里逃生？”他说了一句非常具有哲理的话：“世界上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也没有比脚更长的路。”鲍卢森能够死里逃生，这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只要有脚，就会有路。正因为有这种信念支撑着，才使得鲍卢森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1852年2月21日，果戈理逝世。挚友屠格涅夫伏案疾书，用悲伤的泪水写出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但是彼得堡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一切悼念和颂扬果戈理的文章，并且声言，如果屠格涅夫不顾禁令，强行发表文章，他就会遭到逮捕。正直和勇敢的屠格涅夫不怕专制主义者的威胁，他把文章送到莫斯科，趁那里还没接到禁令，就把文章在《莫斯科新闻》上刊登了出来。沙皇的特务机关不久见到了这篇文章，在把屠格涅夫监禁一个月后，沙皇亲自下令，把屠格涅夫流放到斯巴斯基去。 真正的友情是强大的信念，支持着人们抛弃一切，战胜一切。

1965年，美国海军上将斯托克代尔在越战中被浮，被关押在河内希尔顿战俘营里。作为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斯托克代尔没有受到任何优待，先后遭受了20多次拷打。他曾一度怀疑自己能否活着出去，直到8年后获释回国。管理学家吉姆听说斯托克代尔的事迹后，问：“8年时间你有很多同伴不幸遇难，为何你能煞过来？”斯托克代尔想了想，说：“我一直渴望活着出去见到家人，这个愿望一直支持着我。”可是那些死去的人应该也渴望见到亲人吧？吉姆不解地问：“那你同伴中最先死去的是哪些人呢？”斯托克代尔遗憾地答道是那些过于乐观的人，他们总盼望圣诞节就可以被特赦，可是节日过后没能如愿，于是又想复活节可以，结果还没被释放……这样，失望一次接着一次，不久后便郁郁而终。”停歇片刻，斯托克代尔长叹了一口气，讲起发生在监狱的事。由于各自被关禁在不同的牢房，同胞们彼此看不到，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秘密传递信息的方式，约定相互敲墙，以敲击的节奏来代替英文字母。开始时，大家都用敲墙来鼓励对方，节奏也严格按照约定。可是没多久，就有人破坏了规矩，经常在节日前后用急促的敲击来宣泄情绪，节奏与平日大相径庭。越来越多的人烦躁地敲着，监狱里喧闹不堪，此后死去的人也日益增多……“有节奏地敲墙，其实是大家表达活着出去愿望的方式；敲墙节奏如果杂乱无章，则将适得其反。”最后，斯托克代尔语重心长地说，“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一个人不能对未来失去信念，但也不能盲目乐观，现实世界永远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更残酷。”

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从1822年到1831年，耗时10年，最终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建立了电磁感应定律。法拉第的这一成果，为麦克斯韦普遍电磁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电工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发电机的诞生即为一例），10年艰辛，形成了法拉第的一本特殊工作日记。首篇是：“对！必须转磁为电。”其后每天的记录都是一个词“No”。直到末页，才换了一个新词“Yes”。这本现在保存在伦敦一家科学档案馆的珍贵日记，记录了法拉第的数千次失败，也记录了他的最后成功，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这位科学家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愈挫愈勇的顽强意志。

2013年2月25日上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导演李安赢得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大奖。这是他在《断背山》之后，第二次获得此奖项。 曾经的李安因未得拍片机会而在家当了6年“家庭主夫”，妻子工作赚钱，他负责带小孩，并且擅长烹饪。 他一直坚持到1991年，台湾的中央电影公司找他拍摄《推手》一片，方才一战成名。成名后，他敢于不断突破自己，挑战华语片、英文片等不同类型。《少年派》是他功成名就之时沉下心来，用4年时间为我们带来的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 在颁奖现场，他显得很激动：“太感谢大家了，感谢电影之神，我真的要把这个奖和《少年派》3000人的工作团队中的每个人分享，没有大家的帮助，我拍不出这部片子，我要感谢每位帮助我的人，我的每个团队，我爱你们！”

在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生活着一群黑人孩子，他们缺少管教，从小就喜欢旷课斗殴，偷窃吸毒。罗杰·罗尔斯是这群孩子中最无可救药的一个，因为他的存在，老师甚至无法将一堂课上完。有人愤愤地诅咒他：“恐怕只有他搬进牢房的那一天，这里才会太平。”这天，他又旷课出去与社会上的流氓厮混，翻过院墙时恰巧撞到了校长保罗。保罗校长没有责骂他，而是拉过他肮脏的小手说：“我一看你修长的手指，就知道将来纽约州的州长非你莫属。”他惊呆了。保罗握紧他的手，肯定地说：“相信我，孩子！我会看手相的。”就因为这一句话，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伴再喊他打架、逃学，他总是拒绝说：“对不起，我是将来的州长。”州长要很绅士，他的身上不再沾满泥土，说话不再夹杂污言秽语，而是衣着整洁、彬彬有礼；州长要有学问，他开始挺直腰杆走路，努力学习，奋发进取。就这样，他成了班主席，考上了美国著名的大学，成了一名出色的政府官员，51岁那年，他真的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

从公元1248年8月15日动工，到1322年的唱诗堂封顶，74年间，德国科隆市的科隆教堂历经种种磨难与挫折，多次因故停工。当唱诗堂封顶的那一天，科隆地区的人们格外激动，由政府出面作出规定：自今日起，城内所有建筑不得高过教堂，以便于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仰望到神的存在。协议要求，子子孙孙，没有时间限制，必须无条件遵守。并把协议内容刻成文字，立于科隆教堂大门左侧，以示后人。 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因为战争、王朝更换、资金断流等种种原因，致使科隆大教堂多番停工，断断续续修建了六百多年，直到1880年才得以竣工。那块石碑，因为意外的火灾被毁去，但科隆人心里的协议，却并未撕掉。这份契约，700年间被严格遵守。直到今天，作为德国第四大城市，科隆还是没有高过教堂的建筑。 科隆大教堂的美丽毋庸置疑，但科隆人700年坚守—份契约，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这种力量，超越宗教，超越时光。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有一个工匠受希腊雅典城的委托雕刻一座石像，这座雕像将矗立在神庙的顶上。这个工匠比预期时间晚了几个月才完成，因为他把雕像的背面雕刻得和正面一样漂亮，雅典城的官员因为他的超时而非常生气，问道：“你把雕像的背面雕刻得跟正面一样漂亮有什么用呢？又没人看得见背面。”工匠回答道：“是吗？可上帝能看见。” 真实的信仰并非出于话语之中，而是发自于内心，见诸于行动。

1948年，牛津大学举办了一个“成功秘诀”的讲座，邀请到了当时声誉高涨的丘吉尔来演讲。三个月前这个讲座的门票就已售罄，各界人士翘首以待。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会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们都准备聆听这位天才政治家、外交家的成功秘诀。丘吉尔用手势止住人们雷动的掌声后，说：“我的成功秘诀有三个：第一个是，决不放弃；第二个是，决不、决不放弃；第三个是，决不、决不、决不能放弃！我的演讲结束了。”说完就走下了讲台。

1927年，笃信基督教的冯玉祥在河南废寺逐僧，将大相国寺改成市场，并发动全省毁佛运动，所有比丘、比丘尼一律驱逐。所有寺产没收，寺院改为学校，或作救济院、图书馆，或成为娱乐场所。继河南之后，直、鲁、秦等地，也都纷纷盲从，华北佛教因此几乎衰绝。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究其成因，与王羲之信奉道教，书籍、道合一有很大的关系。土生土长的道教，很早就产生道教符。在抄写经书时，必须由精于书艺的经生抄写，而在书写经本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历史上诸多道家学者多是有名的书画家，他们修身养性，既精通道法，又能挥毫泼墨，落笔成体。王羲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将修道和书法艺术相互契合，相得益彰，因而产生了具大的艺术魅力。

看过一部纪录片，是记述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孙的。他开中国物理系先河，钱学森、杨振宁全是他的学生。他终生未婚，把自己交给了物理，交给了学生。在“文革”时期，他被说成是特务。为了不牵连学生，在清华遇到学生时，他假装不认识，有学生上前打招呼，他摆着手说，不要来，不要来。那时他背已驼，发已白，每天不说一句话。他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床上放着整摞的物理书，而他睡觉的地方，只是一把椅子。事后有人问过他，觉得寂寞、孤独、绝望吗？他答，我有物理，有书，有天空，有深邃的精神。如果不是因为精神世界的强度，或许他早就和有些大师一样选择自杀、投湖或悬梁了。他倔强地活在自己的芬芳世界里，直到生命最后。

李敖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说话狂放，特立独行。他不仅挑战政治，而且挑战传统道德。无论在性情方面，还是在世俗方面；不仅是政治，还是思想，他都达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境界。李敖是世界上最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曾说自己写过一百多本书，可是其中九十六本被查禁，自人类有史以来，写禁书之多，被查禁量之大，他居世界第一。李敖“四面树敌”，斗人毫不手软，落了“讼棍”之名。李敖善骂，经他抨击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3000人。他两次入狱，始终不改反叛之本性。李敖同传统文人不同的是很有钱。他是唯钱主义文人。他熟谙法律条规，炒股票、打黑白两道解决不了的官司，真正生财有道。有人说他靠打官司赚了不少钱，但他坚持说：靠打官司赚钱人太笨了，真正的有钱人是靠钱来赚钱。李敖对孩子的教育坚持“健康第一、品性第二、学业第三”。无论人们对李敖有多少非议或毁誉，但他始终坚持被视为独立的批判精神。他蔑视权威、睥睨一切，晚年强烈的民族主义溢于言表。谈起李敖，无论是观点不同的人还是崇拜者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奇人，—个挑战人生极限的人。

哥伦布每天的航海日志最后一句总是“我们继续前进”，这句话看似平凡，实则包含着无比的信心和毅力。就凭着这一股大无畏的精神，他们向着茫茫不可知的前方挺进，横跨惊涛骇浪，历经蛮夷野地，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发现新的大陆，完成了历史上惊人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