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是哲学家里官当得最大的。他官至国家大法官，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一天，话说培根正在给法律部门的工作者们作报告：“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流，但不公正的审判则破坏法律，那是污染了水源。所以不仅仅是法官的坐席，就连那立足的台，听证围栏都应当全无丑事贪污的嫌疑才好……”念到此处，检察院的人却突然出现：“培根，你涉嫌贪污受贿，现在将你暂时革职，立刻移送检察机关进行调查，你有权保持沉默。” 1621年，培根因贪污受贿，被国家高级法院判处罚金4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内，此生不得为政府录用。从此以后，培根身败名裂。 事后想来，培根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潜规则”，所谓“吃完原告吃被告”，法官受贿早已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培根也不是什么圣人，反正不拿白不拿，他不过是顺潮流而行罢了。但这并不能成为培根为自我开脱的理由。 在人们心中，培根就是知识和科学的化身。他的“知识就是力量”为新兴的自然科学开道，使近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然而，在起灼灼其华的思想背后，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见利忘义、贪污腐化，充满了阴暗与卑鄙。

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来到了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里边住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国王问道：“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声询问，道破了贵族文化的真谛：人易富而难贵。 有钱就可称富，但如果缺少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缺少了一种尊重他人的高贵理念，就只是富而不贵的暴发户。

谢甫琴科是俄国著名诗人。有一次沙皇召见他，其他人都弯腰鞠躬，唯有他凛然站立不动。沙皇大怒，责问他。他毫不畏惧地回答：“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像周围这些人一样，在你面前深深弯腰，那么你怎能看清我呢？”谢甫琴科能面对位高权重的沙皇不卑不亢，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

陈寅恪被知识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刘节是他的得意弟子。刘节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了上级，陈寅恪成了批斗对象，没有人再敢同陈寅恪接触了，刘节却对老师一如既往，依旧十分尊重，过年过节时还去行拜见的大礼。 1954年刘节也遭受批判，有人向他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便可过关。他却坚持不转向，愤而辞去了历史系主任。“文革”中，刘节自己遭受的苦难已无以复加，还把陈寅恪将要受的苦难揽到自己头上。1968年农历春节前，双目失明、年近八十的陈寅恪卧病在床，红卫兵要把他抬去批斗，陈的妻子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时，刘节挺身而出，主动代替老师去接受批斗。罚跪、辱骂、殴打告一段落，勒令他“自己批判自己”时，他说：“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 在那人人难以自保的年月，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不少人走上了断绝家庭关系甚至脱离父母关系之路。刘节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像多数人那样，与批斗对象划清界限，反而还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斗，虽非空前绝后之举，“文革”中也是仅此一例。在遭受非人待遇的年月，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他还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

七十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宗教圣地耶路撒冷，想去造访名声很好的芬克斯酒吧。他亲自打电话给店主预约，并要求店主届时谢绝其它顾客，专一为他们服务。不料，店主礼貌地拒绝了基辛格的要求，表示在欢迎他光临的同时，不能将别的顾客拒之门外。第二天，基辛格又打电话联系说，星期六来访，并答应酒吧可以同时接待别的客人。不料又碰了壁，因为“星期六是犹太人的例休日，按规矩这天不能营业”。 实实在在，不唯“名”是图，反而能够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