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断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拮据，他只好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后来还是举债度日，向亲友借了一笔钱。有的好友得知他家生活陷入绝境，便解囊相助。老画家叶誉虎提议与他合作，办一个国画展览，突出梅、竹的主题，以扩大社会的影响。沦陷区的上海，一片混乱恐慌，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空袭警报，市民生活得提心吊胆。梅兰芳在这种艰苦环境里作画，克服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画技大有长进。经过八个月的苦战，他一个人就画了170多件，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仕女、佛像、花卉、松树、梅花等，同叶誉虎的作品一起，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展出，受到广大参观者的好评。展览结束后，梅兰芳为了生活，被迫将其中大部分作品卖掉，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里生活更困难者。梅兰芳苦涩地回忆着这几年的沧桑历程，心境忧闷地对朋友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梅兰芳在抗战期间断然蓄须明志，不为民族敌人演出，表现了一代艺豪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这一事件成为神州大地感人的佳话，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决心。

欧阳修创作精益求精。为了修改文章，他常常把文章抄在一张大纸上，挂在墙壁上反复琢磨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他在任源州太守时，写了一篇《醉翁亭记》。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他抄在6张大纸上，派人张贴在滁州城的几个城门口，让衙役为过往的行人朗读文章，虚心地请众人帮他修改。有一位老樵夫看到太守如此诚恳为文，就找到欧阳修说：“大人的这篇文章写得挺真实的，就是开头有些太啰唆了。”欧阳修非常谦虚地读着文章的开头：“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毛病就在这儿。”欧阳修明白了您是说这些山的名字不用一个个写出来。”老樵夫笑道：“我每天都在这琅琊山上砍柴，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站在南天门上，什么乌龙山、大丰山、花山、白米山，一转身就全都看见了。”欧阳修听后连声说道：“您老说得有道理，有道理！”随即拿起笔，把文章的开头改为：“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即便是到了晚年，欧阳修仍然在自觉地修订文稿，常常斟酌到深夜。他的夫人就揶揄他说：“又没有人逼着你去改，难道还怕你的先生责怪吗？”欧阳修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怕先生责怪，我是怕后生笑话呀！”

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自己身体力行着这一主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天中所写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的修改上，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当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但他仍坚持修改，在这篇最终未能完成的仅有2600多字的短短文稿中，修改的痕迹竟达53处之多。

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体育运动“像空气般不可缺少”。即使年纪大了，他仍在家坚持做哑铃操，他能够一手举起180磅的重物。他又是摔跤好手，有一次他连续击败了几名年轻的牧民，被誉为“草原上的人”。托翁又是个不知疲倦的步行者，多次徒步300公里，从住处走到莫斯科。60岁时，他还与一名20岁的钢琴家一起参加越野赛跑。托尔斯泰在书房窗下装了一副单杠，在写作间隙，他就用腿钩单杠倒挂身子，荡来荡去。他用绳子做了一套器械，常在上面翻筋斗。自行车刚传到俄国时，托翁已66岁了，但他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由于托翁积极锻炼身体，所以他“强健得像一头牛”。他在晚年曾自豪地说：“论体力，我割起草来像农民一样；论智力，我一气写作8小时至10小时都不会疲乏。”

王安石作《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到江南岸”，觉得不好，后来改为“过”字，读了几遍，又嫌不好；又改为“入”字，然后又改为“满”字，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春风又绿江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