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纽约的时候，请一个犹太木匠爷爷定做了一个满意的书架。由于书架太高，我请他做了一个梯子，先付了一半的订金300美元，约定10天后交货。10天之后，我没有收到梯子，却接到了爷爷的电话，他对喷漆厂的工艺不满意，需要退回重做，晚两天交货。没想到两天之后，他亲自上门来，没有带来梯子，却退还了300美元的订金，他说油漆重做的效果依然不满意，只能取消订单了。他费工费料已经做好了，又是配合我书架的特殊尺寸，我不要的话，就得由他承担全部损失，于是我说我可以要，但他却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很无奈，可也只好作罢。这次拍摄《谢谢你，纽约》时，我们摄制组特意来到木匠爷爷的店。我们发现，这位木匠爷爷的作坊非常偏僻，也很小，只有40多平方米，里面堆满了木板。他的身上、作坊里甚至办公室，都落着厚厚的木屑，可以想象，我之前那个梯子所造成的600美元的损失，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问他：“当时您为什么要把订金退给我？”爷爷说：“我做了40多年的木匠，没向顾客交过一件不满意的货。”在我看来，当世俗的绝大部分眼光都还停留在“财富权利大于一切”时，木匠爷爷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的“丰富性”，他证明了一件事：他人对你的尊重，不仅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或者你的财富，而是因为你本身要有足够的尊严，有尊严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有尊严地寻找着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古代欧洲，有个人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想得到土地的赏赐。国王对他说：“你清早出发，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插上旗杆的地都归你。”那人一大早就出发，不要命地跑，太阳偏西了还不知足，太阳落山前，他的确跑回来了，但已精疲力竭，摔个跟头就再没起来。在埋葬他的时候，牧师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人要多少土地呢？就这么大。” 由此想来，我们又需要多少物质财富呢？为了贪图过多的、无必要的财富，人们殚精竭虑，耗尽了心血，实在是得不偿失。

有一则寓言故事：清早，王子到花园散步，发现所有的花木都枯萎了，探问之下才知道：橡树自怨没有松树高大俊秀，所以厌世；松树恨自己不能像葡萄多结果子，也不想活了……所有的植物都因“恨己不如人”而全无生机。唯有角落边的一株小小的安心草，在暮气中仍旧灿烂地开放着。王子欣喜地问它为何能保持生机，安心草回答道：“因为我知道你种我，就是要我做安心草。所以，我就快乐地做好我自己。”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工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力。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有个朋友养了只鸟，但由于工作忙碌，就对那只鸟疏于照顾。一天，他发现鸟的身上长了许多怪异的羽毛，于是提到鸟店请老板诊断。老板惊讶地对他说：“恭喜你！先生！您的鸟发生异变，一下子身价百倍，成为稀世的珍禽了。”朋友高兴极了，立刻对这只鸟百般照顾。 未料，隔不多久，这珍贵的怪毛居然消失了。主人跑到鸟店询问，岂知老板竟然一笑：“羽毛变色，并非成了异种，而是因为疏于照顾生病了，再不好好照顾会死掉。我不忍见它死，所以说它成了珍禽。我希望你好好反省下，今后对它多尽点心。” 养宠物者，要珍贵的是生命，不是价值；对待生命，要以爱，不能以贪婪。否则，就不配养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