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红楼梦》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

斯尔曼是英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员：19岁时，他登上了世界屋脊珠穆郎玛峰；21岁时，他征服了著名的阿尔卑斯山；22岁时，他又站到了他父母曾经遇难的乞力马扎罗山的最高峰上；28岁之前，世界上所有著名的高山几乎都曾被他踩在脚下，而且，他还患有慢性肌肉萎缩症。但这位意志力如此坚强的英雄，居然在他生命最辉煌的时刻选择了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如今，功成名就的我已经没有了新的目标。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一个人再无活着的必要了……” 目标是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和方向，缺失了它，我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原动力，变成迷茫麻木的行尸走肉。因此，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有明确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情势的变化不断提升或改变自己的目标。

一次，盖达尔旅行时，有一个小学生认出了他，抢着替他提皮箱。小学生见皮箱十分破旧，便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盖达尔，为什么用的皮箱却是随随便便的呢？太不协调了。”“不协调吗？如果皮箱是大名鼎鼎的，而我却是随随便便的，那岂不是更糟？”盖达尔笑着说。小学生看着盖达尔，笑了。

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几亿年前，墨鱼（俗称乌贼）同现在海里的蚌、河果的螺、陆地上的蜗牛—样，背上也长有一个又大又沉重的壳，每当遇到天敌的时候，它就将自己柔软的身体躲进壳甲。壳为墨鱼提供了安全保障，但是，也让它行动迟缓。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墨鱼逐渐改进自己的身体结构，它的身体上渐渐形成一层奇妙的外套膜。这层膜边缘是张开的，可以吸进海水。当墨鱼游泳时，它便吸饱了海水，将套膜紧闭，然后用软骨压迫套膜，使海水从头部的漏斗中喷射出去。然而，即便墨鱼身体上的外套膜喷水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无论走到哪里都得背着一个沉重的壳，所以不能走很快，当然也走不远。后来，为了适应生存，墨鱼干脆甩掉这个“累赘”，渐渐将自己的壳退化，外套膜也进化得如同玻璃纸一样薄。经过数亿年的进化，现在，一条小墨鱼在海中快速前进的时候，每秒可以达到150米以上，这比一些小电船还快得多。所以，人们给墨鱼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绰号，就是海里的“天然火箭”。哲人说过：“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确，人生在世，每个人都背负着太多责任与欲望，若将其全部丢掉，人生将会毫无意义；但不舍弃一些，我们又会不堪重负。这时，放弃就成为一种尤其重要的智慧。舍弃人生的“壳”，不仅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智慧之光的闪现。

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早年留学法国，学养厚重，著述译著颇多，人称“东方卢梭”。 1901年，他54岁时被检出患了咽头癌，医生判断最多只能活“一年半”。他在“只要有一口气，就一定有事可做，也可过得愉快”的信念支持下，开始最后两部著作的写作。他最终没有活过“一年半”，但气管被割开，“枯瘦得像仙鹤一样”的他，却以超常的毅力，完成了日本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他在重病期间写的名诗《跌倒时也要笑》，也在日本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跌倒也要笑，是苦中作乐的顽强精神，是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具有这样的可贵品质，早晚会走出低谷，再创辉煌，即便壮志未酬，也会虽败犹荣，虽死犹生。

“一生是您能把控得了的吗？”“你知道吗，我连尸体都捐出去了，我死后会葬在少林寺，方丈会替我立碑。这样的话，即使死去也还有观光价值。”提问者是蔡志忠所说的“漂亮女生”，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回答者疑问的口气，加上“观光价值”的调侃，引来台下一片好奇的神情伴随着满堂大笑。

毕加索出名以后，仿照他的画的人与日俱增，一时弄得真假难辨，让人们颇为担心。一天，一个专门贩卖艺术品的商人见到了毕加索的壁画《和谐》，他对画面所表现的十分不解。为了充分了解毕加索的绘画风格，以防上当，他专程带了另一幅签有毕加索名字的画来求教于毕加索。商人开门见山地问毕加索：“为什么在您的壁画《和谐》中，鱼在鸟笼里，鸟反而在鱼缸里呢？”毕加索不假思索地答道：“在和谐中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时，商人取出那幅画，想证实一下这幅是不是毕加索的真迹。毕加索向那幅画瞥了一眼，轻蔑地说道：“冒牌货！”通过这次会面，商人似乎领悟了毕加索绘画的奥秘，于是，事隔不久，商人又兴冲冲地拿了一幅毕加索的画来找毕加索，问他这幅画是真是假。毕加索看也没看便答道：“冒牌货！”“可是，先生，”商人急了，喊叫道，“这幅画可是您不久前亲笔画的，当时我在场！”毕加索微笑着耸耸肩膀，说：“我自己有时也画冒牌货。”

2015年10月4日，马云的第一幅油画作品《桃花源》在香港的苏富比以4220万港币（约3400万人民币）被拍卖。拍卖会现场，经过40多次的加价，最终以高价拍出。《桃花源》是马云与中国艺术家曾梵志携手于2014年创作的，直径为79.6厘米。两人先以涂，再以点，最后以刮擦的方式，在平铺的画布上反复来回，描绘的是行星地球。马云说：“我觉得我们画一个地球，保护地球，保护海，保护空气，保护水。”这幅画拍卖所得将捐给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我看莫言和杨振宁坐在一起，不由叹曰：“两位诺奖得主。”莫言一听竟下意识地侧过点身子，想要坐得离杨振宁远一点。这一侧，分明是觉得怎么可以把他和杨振宁并提。这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莫言——尽管荣誉加身，他依然只是自己口中那个“会写小说的农民”。后来，席间莫言说，今天见到了当年在他心中像神一样的杨振宁。在他心中诺奖与诺奖的含金量不一样，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是文学奖不能相比的，那些奖是真金。待席散人去，莫言走到门口时，一如透明的红萝卜那样真性情，说：“如果我得的是物理奖，你看我狂！”

苏格拉底在狱中，即将被处决。一天，他听到一位狱友在唱诗人斯忒塞克惹思的情歌，这首歌歌词特别晦涩难懂。苏格拉底请求这位狱友教他这首情歌。“你为什么要学？”狱友问。“以便在我死前再学一样新东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回答。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听说了这件事，也甚是不解，终于有机会与老师见面了，他问：“为什么一个人在死前一个星期还要学习新东西？”苏格拉底：“与你在死前五十年学习新东西，是同一个原因。”

越战期间，男子穆司提每晚都点着一根蜡烛，站在白宫前表达其反战立场。在一个雨夜，他还是手拿蜡烛站在那里。一个记者忍不住问他：“穆司提先生，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着一根蜡烛站在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吗？”穆司提回答：“不，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2003年，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因为在西安市街头经营一家名为“眼镜肉店”的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时间陆步轩成了公众人物，接到的聘书达200多份，甚至一家美国公司的经纪人也准备与陆步轩进行合作。 人们关注陆步轩事件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其中一条也许更直接、更能接近真相：北大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卖肉？在大学生就业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候，大学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会有一些空格。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首先把这个空格考虑进去——大学生应当放弃“精英心理”，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去选择岗位。毕竟，谁都得首先解决吃饭问题。挥刀剁肉即便不是北大才子的理想，但却能维持一家人稳定的日常生活。 像这样的大学生的“另类就业”，还有很多。 收废品：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在长沙收废品，年收入近百万。自己号称“干着别人看不上的职业，却赚着让大多数人羡慕的收入”，网友们戏称其为“垃圾一哥”。 保姆：10名“川妹子”大学生保姆被作为特殊人才，拍卖一年的工作权，这也是中国首场大学生保姆拍卖会。 擦鞋匠：从四川第一家大学生创办的星级擦鞋连锁店正式开张，到郑州女大学生擦鞋在网上掀起旋风，她们隆重成立了“大学生新起点擦鞋公社”。 卖猪肉：北大才子陈生悄悄进入养猪行业，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广州开设了近100家猪肉连锁店，营业额达到2个亿，被人称为广州“猪肉大王”。 卖红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李铿锵毕业后开始卖红薯，不到一年时候，共创立了10家连锁店。

思考的极致是不思考，不去思考不必思考的问题。齐安禅师问众人：“以虚空为鼓，用须弥山做槌，有什么人能打这样的鼓？”大家都不知如何回答。有人拿这个问题请教南泉禅师。南泉禅师说：“老僧不打这个破鼓！”一个和尚问：“一个人在孤峰上住时，该怎么办？”云居禅师答：“你有七间房子空在那儿不去住，谁要你一个人住到孤峰上去了？”很多人喜欢思考一些看似深奥，其实是莫名其妙的问题。1950年，美国有个电视节目名为“最后两分钟”，邀请名人上节目畅谈“假设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两分钟，你将做什么”？很多名人都应邀亮相，说得惊天动地、唾液横飞。电视台也邀请爱因斯坦共襄盛举，但爱因斯坦却拒绝了，他在回复制作单位的信里说：“我无法参加你们的‘最后两分钟’节目，因为我觉得人们如何使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分钟，对我来说，似乎不怎么重要。”只有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才能一针见血地直接点出思考这类问题的“大愚若智”——把无聊当可爱。很多人被很多问题搞得像“用牙齿咬住树枝，高吊在半空中”的那个人，怎么办呢？问问你自己：你本来在树下不是好好的吗？谁叫你闲着没事，被引诱到树上去？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天才的本质是知道该忽略什么。”天才，不是喜欢什么都去思考，而是有点懒惰，在知道什么不必思考后，就决不会去思考。

贪婪之人，却往往落得一无所得的境地。一个渔夫捞到一颗硕大的珍珠，但他发现，珍珠上有一个小黑点。渔夫觉得，如果能将小黑点去掉，珍珠将变得完美无缺，成为无价之宝。渔夫怀揣着发大财的美梦，开始去除黑点。剥掉一层，黑点仍在，再剥掉一层，黑点还在，剥到最后，黑点没了，珍珠也不复存在了。那最后，渔夫才感慨到：要是我不那么贪心就好了。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梵高在自己的最后时刻，一直在为自己没有什么成就而痛苦。他甚至因为自己一直画不出他心中认为的杰出作品，而烧掉很多画作。他在最后时刻对自己的弟弟说，我很痛苦，我一生一事无成。无独有偶，当达芬奇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想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自己有很多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的一生，不过是利用白天来酣睡罢了，我一生一事无成。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为自己没有成就而痛苦，认为自己一事无成的人，几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世界，成为全人类的自豪和骄傲。 理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就的高低。

德国科技企业管理专家斯坦门茨刚移居美国时，在一家很小的公司任职。美国最大的福特公司的一台电机出了故阵，很多人两个月都没有修好。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公司请来斯坦门茨修理。斯坦门茨在电机旁边仔细观察，计算了两天后，就查出了故障原因。他用粉笔在电机外壳上画了一条线，说：“打开电机，在记号处把里面的线圈减少16圈就好。”人们半信半疑地去做，结果，毛病确实出在那里。电机修好后，福特公司老板问他要多少酬金，他说：“一万美元。”老板请他列个合理明细表，说明费用的出处。斯坦门茨写道：“用粉笔画一条线1美元，知道在哪儿画线9999美元。”公司照付了，并且重金聘用了他。

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他一生中的大半辈子是在屈辱和唾骂中度过来的。但他一次也没妥协过，而且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例子。保尔·塞尚于1839年出生于离马赛不远的埃克斯，父亲是制帽厂主，后来成了银行家。塞尚小时候就喜欢绘画，有一次，他的绘画在学校得了二等奖。父亲非但不欢喜，还忧心忡忡地对塞尚说：“青年人，考虑考虑将来吧！”他甚至嚷着说：“有天才的人往往死路一条，有钱的人才活得下去！”他要儿子当一个能赚到钱的律师，起码也要做个商人。他把塞尚送进法律学校，但是塞尚不愿当律师，他又迫使儿子到银行里站柜台，算账、付钱，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心机。塞尚24岁时终于下决心去投考美术学院，谁知没有考中，学院主考人认为他没有培养前途。可是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他住在巴黎继续研究美术，勤奋地工作着，有时甚至几天不洗脸。但是，他得到的回报仍然是失败。他27岁那年，送一幅画给巴黎沙龙，连个答复也没有。甚至连他是最亲密的朋友左拉，竟将他当作失败的典型写进小说，这使他十分愤怒，于是他决计离开巴黎。1897年，塞尚返回故乡，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整天不是出去写生，就是坐在画室里对着静物观察、沉思，很少与外界联系。他耐心而热烈地追求实在的、持久的、永恒的事物，潜心研究事物的内在生命和内在结构、形与色的结合。他每下一笔都要再三考虑，双手颤抖着，一直要颤抖到终于下笔为止。但是，他的努力仍然不被社会重视，他的画一张也卖不掉。甚至他把一幅画送给一个熟人，自己竟预先胆怯地说：“当然，我不是要你把画带回家去。”多么凄然！突然，塞尚的画有了销路，巴黎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为了追求新奇，在塞尚的复杂难懂的作品里得到启示，于是塞尚一下变为“天才”、“先知”。塞尚的画价值千金，一个古怪的老汉卖了塞尚为表示友好送给他的一幅小画，靠卖画所得过上退休生活。塞尚的画对20世纪西欧艺术产生巨大影响，被举世公认为艺术大师。1906年10月22日，塞尚逝世。他对艺术事业一生追求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敬佩。

克里姆林宫内曾有位尽职尽责的老清洁工。她说：“我的工作和叶利钦的工作差不多，叶利钦是在收拾俄罗斯，我是在收拾克里姆林宫。每个人都是在做好自己的事。” 她说得多么轻松、怡然，很使人感动，也很令人深思。克里姆林宫的老清洁工在达官显贵面前是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可她并不自卑，而且还幽默地把自己的工作和总统的工作相提并论，足见其心胸的豁达与坦荡。 一国之君也好，一介草民也罢，他们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所以，她每天都在认真地收拾红墙内的灰尘和垃圾，同时也把散落在心头的苦闷和迷惘一起清扫掉。

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克里西年轻时致力于文学创作，但他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得力的亲戚可攀。他向英国所有的出版社和文学刊物投稿，得到的却是743张退稿条。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他曾对朋友说：“不错，我正承受着人们难以相信的最失败的考验，如果我就此罢休，所有的退稿条都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一旦获得成功，每一张退稿条的价值都将重新计算。”后来，他的作品终于问世了，他潜在的创作才能如大江奔涌，不可遏止。到他1973年75岁逝世时，43年间他一共写了564本书，总计四千多万字。他本人身高1.78米，而他写的书堆堆起来超过了两米。

他今年76岁，和妻子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他从来没有穿过名牌衣服，眼镜还是多年前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佩戴的手表是地摊上买的塑料手表。他不爱美食，最喜欢的是价格低廉的烤奶酪和西红柿三明治。他没有自己的小汽车，外出通常都是坐公交车，他用的公文包是个布袋。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小酒馆喝上一杯啤酒，他一定会仔细核对账单。你一定奇怪，一个贫穷而吝啬的美国老头有什么好说的？那么让我们看看他76岁以前都做了哪些事。他曾为康奈尔大学捐了5.88亿美元，为加州大学捐了1.25亿美元，为斯坦福大学捐了5000万美元。他曾投入10亿美元，改造和新建了爱尔兰的7所大学和北爱尔兰的两所大学。他曾设立“微笑行动”慈善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手术提供医疗费用。他曾为控制非洲的瘟疫病人投入巨额资金。迄今为止，他已经捐出40亿美元。他就是对己吝啬待人大方、喜欢挣钱却不喜欢拥有钱的查克·费尼。这么多年，他为人低调，行善一直隐姓埋名，捐款全部匿名，就连他亲自创立的高达80亿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也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目前，查克·费尼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2016年前捐出剩下的40亿美元；另一个是为富豪们树立一个榜样——“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做出馈赠”。据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并已付诸行动。媒体追问查克·费尼，为何非要把钱捐得一干二净？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裏尸布上没有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