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公司有一种管理方法叫做“追问到底”。比如，某台机器突然停了，就问：“机器为什么不转了？”答：“因为保险丝断了。” 问：“为什么保险丝会断？”答：“因为超负荷电流太大。” 问：“为什么会超负荷？”答：“因为轴承不够润滑。” 问：“为什么轴承不够润滑？”答：“因为油泵吸不上来润滑油。 问：“为什么油泵吸不上来润滑油。”答：“因为抽油泵产生了严重磨损。” 问：“为什么油泵会严重磨损？”答：“因为油泵未装过滤器使铁屑混入。” 追问到此，给油泵装上过滤器，再换上保险丝，机器就正常运行了。 只有追问到底，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从而做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麦克斯韦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和想象力，爱思考，好提问。据说还在他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爸爸领他上街，看见一辆马车停在路旁，他就问：“爸爸，那马车为什么不走呢？”父亲说：“它在休息。”麦克斯韦又问：“它为什么要休息呢？”父亲随口说了一句：“大概是累了吧？”“不，”麦克斯韦认真地说，“它是肚子疼！”还有一次，姨妈给麦克斯韦带来一篮苹果，他一个劲地问：“这苹果为什么是红的？”姨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叫他去玩吹肥皂泡。谁知他吹肥皂泡的时候，看到肥皂泡上五彩缤纷的颜色，提的问题反而更多了。上中学的时候，他还提过像“死甲虫为什么不导电”，“活猫和活狗摩擦会生电吗”这类的问题。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工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力。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王充由于出身贫苦，因而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劳苦人民实际生活的情况出发的。他在读遍了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之后，对于某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的说教深感不满，下决心给予严厉的批判。于是便集中精力独立思考，着手写书。为了不耽误时间、不打断思路，他在住宅的门上、窗上、炉子上、柱子上甚至厕所里，都安放了笔、纸，想一点，写一点，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他终于写成了充满着批判精神、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辉的《论衡》。

上海的法国梧桐学名叫“悬铃木”，因为其叶子像中国原有的梧桐，且曾经广泛种植于旧上海的法租界，故长时期地被叫做“法国梧桐”。其实，验其真身，查其度牒，此乃“英国梧桐”，老家在英国！但是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人叫它“英国梧桐”了。这与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因为认为是“印度”而将当地称为India是一样的道理。人类本质上是喜欢“约定俗成”的。例如，即使签署了杜绝红包的协议，但约定俗成的力量还是让医患双方心照不宣。集体的错认有时候是可怕的，一如假冒的“主义”。曾经有人指着物资高度短缺的生活对我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居然也信了！直到伟人邓小平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才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恍然大悟。集体的错误有时候却是美好的。一如窗外的“法国梧桐”已经与我们无数的往事和梦想，无数的离愁和欢聚交织在一起了，以至于我们宁可相信真正的法国梧桐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