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著名教授普朗克和儿子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他神情沮丧，很遗憾地对儿子说：“孩子，十分遗憾，今天有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同样重要。”他提出了量子力学假设及普朗克公式。他之所以沮丧，是因为这一发现破坏了他一直崇拜并虔诚地信奉为权威的牛顿的完美理论。他终于宣布取消自己的假设。人类本应因权威而受益，却不料竟因权威而受害。若不是普朗克的执迷，物理学理论可能会发展得更快。 作为科学家，应坚持科学精神，对于权威及其理论，我们既要尊重，也要勇于予以否定。

在伽利略之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的快慢是不一样的。它的下落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比如说，10千克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要比1千克重的物体快10倍。1700多年前以来，人们一直把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学说当成不可怀疑的真理。年轻的伽利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理，大胆地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提出了疑问。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亲自动手做一次实验。他选择了比萨斜塔作实验场。这一天，他带了两个大小一样但重量不等的铁球，一个重100磅，是实心的；另一个重1磅，是空心的。伽利略站在比萨斜塔上面，望着塔下。塔下面站满了前来观看的人，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讽刺说：“这个小伙子的神经一定是有病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会有错的！”实验开始了，伽利略两手各拿一个铁球，大声喊道：“下面的人们，你们看清楚，铁球就要落下去了。”说完，他把两手同时张开。人们看到，两个铁球平行下落，几乎同时落到了地面上。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了。伽利略的试验，揭开了落体运动的秘密，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毕达哥拉斯定理提出后，其学派中的一个成员希帕索斯考虑了一个问题：边长为1的正方形其对角线长度是多少呢？他发现这一长度既不能用整数，也不能用分数表示，而只能用一个新数来表示。希帕索斯的发现导致了数学史上第一个无理数√2的诞生。小小√2的出现，却在当时的数学界掀起了一场巨大风暴。它直接动摇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信仰，使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之大为恐慌。实际上，这一伟大发现不但是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致命打击。对于当时所有古希腊人的观念这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这一结论的悖论性表现在它与常识的冲突上：任何量，在任何精确度的范围内都可以表示成有理数。这不但在希腊当时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就是在今天，测量技术已经高度发展时，这个断言也毫无例外是正确的！可是为我们的经验所确信的，完全符合常识的论断居然被小小的√2的存在而推翻了！这应该是多么违反常识，多么荒谬的事！它简直把以前所知道的事情根本推翻了。更糟糕的是，面对这一荒谬人们竟然毫无办法。这就在当时直接导致了人们认识上的危机，从而导致了西方数学史上一场大的风波，史称“第一次数学危机”。

2007年3月，知名作家梁衡专访多年好友季羡林老先生，他特意请教一个问题：“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您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人都不知，为何要研究？”听了梁衡的疑问，96岁高龄的季老先生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管探究，只问精不精。”梁衡在回忆文章中深有感触地说：“学问就是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 学问是无止境的，学问不在于有用无用，凡学问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只要是正确的，总有一天，它将成为未来世界的真理。

年轻的美国华裔数学家王章程，毕业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他的同学多数都去了大财团，只有王章程一头扎进了加州的私人研究室，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他的收入非常低，30岁了还买不起房子。而他的同学们已经是月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大老板。在外人看来，王章程的生活很糟，但他本人似乎全然不知。在35岁的时候，他攻克了世界上两项顶尖级数学难题，从此成果迭现，美国十几家大学先后聘请他前去任教。 我们不必去比较外在的物质拥有，而应该比较内在的心灵感受。王章程也许失去了巨大的财富，却获得了内心的极大满足，这难道不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吗？

美国的MIA2型坦克，是目前世界上最坚固的坦克。那么，MIA2坦克那品质优异的防护装甲是如何研制出来的呢？原来，那是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当年，负责研制MIA2型坦克乔治·巴顿中校找来了著名破坏力专家迈克·马茨工程师做搭档，他们一个专门研制装甲，另一个专门破坏坦克。坦克在不断被破坏的过程中，性能也得以不断增强。乔治·巴顿如是说：尽可能地找出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事实上，问题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于是我找了马茨做搭档，因为马茨是最棒的“找问题专家”。 是合作与竞争，造就了世界上最坚固的坦克。

有一次，孔子和学生们被两个小国围困，长达七天都没有吃到东西。后来较为富裕的子贡拿自己的钱财好不容易换来了很少的一点米，就让颜回给大家拿来煮粥喝。子贡无意间经过煮粥的房间，竟然看见颜回拿着满满一勺粥在喝。子贡很不高兴，就去了老师那里。他问夫子：“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回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子贡又问若是颜回会如何，孔子说颜回绝对不会改变的。子贡这才告诉老师他看到的事。于是，孔子为了向大家证实，带着众弟子来到粥房。孔子说：“颜回啊，我想要先用这得之不易的粥来祭祖，你来操办吧。”颜回摇头道：“不行啊，老师。这粥在煮的时候，房顶上有一块泥落了进去，丢了太可惜，所以，我已经把污染了的粥吃了，这样还可以省出一个人的饭。但是这样的粥是不能祭祖的啊。”孔子听了，看了一眼子贡，就离开了。子贡感到十分惭愧。

当法拉第将电磁转动的研究公布于众时，毁誉参至，有人讥讽他抄袭、只是好运，有人则惊奇其研究的成果。外来的言语攻击，恩师戴维的冷漠，名教授欧勒斯顿不肯为自己澄冤，这些都让法拉第沮丧不已，他想到了放弃科学事业。此时，妻子撒拉站了出来，她鼓励法拉第不必因为别人的因素而放弃。她说：“我宁愿你像一个孩子，因单纯而受到伤害，也不要像一个小人，因受到伤害而处处对人设防。”因为妻子的鼓励，法拉第决心坚持下去。两个月后，法拉第在演讲中介绍了通电导线在地球磁场影响下的转动实验，全场掌声雷动，他终于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坚持下去就会有成果，当获得肯定的时候，谁还会在乎谣言呢？

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即温莎公爵，在二战前夕访问纳粹德国，与希特勒并排坐，被记者拍摄到他高举右手行礼。事后，他亦觉不妥，向公众解释，他并没有行纳粹礼，那只是拍摄角度的问题。英国人痛心地说：“无论是否做过，问题是，你不该在那里出现。”真的，那种地方是可以随便去的吗？阁下在那里，有何所图，意欲何为？国王或许期盼与希特勒合作，进而复辟，而一般人身犯奇险又是为什么？瓜田李下，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四十不惑……如此古语一箩筐，都是忠告人们要小心慎独——不管你有没有做过，去了那里，坐下，已是祸延三代的错误。

犹太家庭不但重视知识，而且更重视才能。他们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喻为“背着很多书本的驴子”。他们崇尚创新，认为没有创新的学习只是一种模仿，学习应该以思考为基础，要敢于怀疑，随时发问。怀疑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知道得越多，就越会产生怀疑，而问题也就随之增加。所以，许多犹太人家庭里碰到放学的孩子，第一句话就是：“你又提问题了吗？”有人称犹大民族是一个企图揭示自然和人类秘密的哲学家民族。喜欢思考宏观的、深层次的问题，喜欢抽象、喜欢逻辑，铸成了犹太人对孩子教育的核心。

思考的极致是不思考，不去思考不必思考的问题。齐安禅师问众人：“以虚空为鼓，用须弥山做槌，有什么人能打这样的鼓？”大家都不知如何回答。有人拿这个问题请教南泉禅师。南泉禅师说：“老僧不打这个破鼓！”一个和尚问：“一个人在孤峰上住时，该怎么办？”云居禅师答：“你有七间房子空在那儿不去住，谁要你一个人住到孤峰上去了？”很多人喜欢思考一些看似深奥，其实是莫名其妙的问题。1950年，美国有个电视节目名为“最后两分钟”，邀请名人上节目畅谈“假设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两分钟，你将做什么”？很多名人都应邀亮相，说得惊天动地、唾液横飞。电视台也邀请爱因斯坦共襄盛举，但爱因斯坦却拒绝了，他在回复制作单位的信里说：“我无法参加你们的‘最后两分钟’节目，因为我觉得人们如何使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分钟，对我来说，似乎不怎么重要。”只有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才能一针见血地直接点出思考这类问题的“大愚若智”——把无聊当可爱。很多人被很多问题搞得像“用牙齿咬住树枝，高吊在半空中”的那个人，怎么办呢？问问你自己：你本来在树下不是好好的吗？谁叫你闲着没事，被引诱到树上去？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天才的本质是知道该忽略什么。”天才，不是喜欢什么都去思考，而是有点懒惰，在知道什么不必思考后，就决不会去思考。

联合国出了一道题目，请全世界的小朋友作答：“对于其他国家粮食短缺的问题，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小朋友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非洲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粮食”；欧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短缺”；拉丁美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请”；美国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其他国家”；亚洲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己的看法”。 只重视对错与得分，不重视真理和知识，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看法”。

从未有人对海顿的音乐天才表示怀疑，但却发生过面对着艺术家本人而怀疑他究竟是不是海顿的怪事。 由于他身材粗笨矮小，相貌又不大好看，致使一向喜爱海顿音乐的公爵夫人多恩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失声问道：“你是真正的海顿吗？”尽管我们的大师其貌不扬，却十分善良、纯朴、幽默和平易近人，因而，他的好友与崇拜者们都亲切而风趣地称他为“海顿爸爸”。 音乐家用他的音乐才华感染世界，我们也应用我们的才华，而不是外貌影响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华与日俱增，而外貌则在不断走下坡路。

从前，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的，就暗暗地注意那个孩子。他看那个孩子走路的姿势，象是偷了斧子的样子；他观察那个孩子的神色，也象是偷了斧子的样子；他听那个孩子说话的语气，更象是偷了斧子的样子。总之，在他的眼睛里，那个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偷斧子的。 过了几天，他在刨土坑的时候，找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他自己遗忘在土坑里了。从此以后，他再看邻居家那个孩子，一举一动丝毫也不像偷过斧子的样子了。 主观成见是认识客观真理的障碍，当我们以成见去观察世界时，必然歪曲客观事物的原貌。

德国科技企业管理专家斯坦门茨刚移居美国时，在一家很小的公司任职。美国最大的福特公司的一台电机出了故阵，很多人两个月都没有修好。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公司请来斯坦门茨修理。斯坦门茨在电机旁边仔细观察，计算了两天后，就查出了故障原因。他用粉笔在电机外壳上画了一条线，说：“打开电机，在记号处把里面的线圈减少16圈就好。”人们半信半疑地去做，结果，毛病确实出在那里。电机修好后，福特公司老板问他要多少酬金，他说：“一万美元。”老板请他列个合理明细表，说明费用的出处。斯坦门茨写道：“用粉笔画一条线1美元，知道在哪儿画线9999美元。”公司照付了，并且重金聘用了他。

1666年，牛顿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到了他的故乡度假。其实他这次回来，还想弄明白一个问题，小时候的疑问——既然太阳光是白色的，那么肥皂泡在阳光下为什么是花花绿绿的？ 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弄明白。经过一夜的冥思苦想，当刺眼的白色阳光照射在他床上时，又一次刺激了他想揭开这个秘密的渴望。 他开始准备实验用具，首先找来了很多玻璃块，因为他认为，肥皂泡只不过相当于一个空心玻璃球而已，既然肥皂泡有颜色，那么玻璃块也应有颜色。实验开始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玻璃块，可是奇异的五颜六色现象始终没有出现。 牛顿有些不耐烦了，难道是自己的判断错了？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随意拿起一块三棱形的玻璃。奇迹出现了，那盼望已久的景象出现了。只是三棱玻璃色彩清晰，分层分条。牛顿急忙数了起来。“啊！七种颜色！”他惊奇地喊了起来。原来太阳光有七种颜色，牛顿为自己的发现激动不已。 可是他又想到，白光可以散发成七色，那么，把七色聚集起来，是不是白光呢？于是，他赶忙把凸透镜拿来，对着三棱镜反射七色光，果然出现了一条白色的光带。 这就是光学物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理——光的色散和聚会原理，从而奠定了光谱分析学的基础。

麦克斯韦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和想象力，爱思考，好提问。据说还在他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爸爸领他上街，看见一辆马车停在路旁，他就问：“爸爸，那马车为什么不走呢？”父亲说：“它在休息。”麦克斯韦又问：“它为什么要休息呢？”父亲随口说了一句：“大概是累了吧？”“不，”麦克斯韦认真地说，“它是肚子疼！”还有一次，姨妈给麦克斯韦带来一篮苹果，他一个劲地问：“这苹果为什么是红的？”姨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叫他去玩吹肥皂泡。谁知他吹肥皂泡的时候，看到肥皂泡上五彩缤纷的颜色，提的问题反而更多了。上中学的时候，他还提过像“死甲虫为什么不导电”，“活猫和活狗摩擦会生电吗”这类的问题。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在60多年前，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调查蚯蚓在地球上的分布情况，发现美国东海岸有一种正蚯矧，欧洲西海岸同纬度地区也有正蚯蚓，但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他无法回答，这究竟是为什么？密卡尔逊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注意。当时，魏格纳正在研究大陆和海洋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力很有限，无法横跨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才裂开分为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著《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书。

丰田公司有一种管理方法叫做“追问到底”。比如，某台机器突然停了，就问：“机器为什么不转了？”答：“因为保险丝断了。” 问：“为什么保险丝会断？”答：“因为超负荷电流太大。” 问：“为什么会超负荷？”答：“因为轴承不够润滑。” 问：“为什么轴承不够润滑？”答：“因为油泵吸不上来润滑油。 问：“为什么油泵吸不上来润滑油。”答：“因为抽油泵产生了严重磨损。” 问：“为什么油泵会严重磨损？”答：“因为油泵未装过滤器使铁屑混入。” 追问到此，给油泵装上过滤器，再换上保险丝，机器就正常运行了。 只有追问到底，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从而做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达·芬奇在20岁时已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用画笔和雕刻刀去表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热情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的美妙。一次，达·芬奇在山里迷了路，走到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前。他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突然产生了两种情绪——害怕和渴望：对漆黑的洞穴感到害怕，又想看看其中是否会有什么怪异的东西。”他一生都被这两种情绪所羁绊——对生活的不可知性或无力探知的神秘感到害怕，而又想把这个神秘的不可知性加以揭露，加以研究，解释其含义，描绘其壮观。 为什么达·芬奇成为了大师，而大多数人碌碌无为？除了他具有出众的天赋外，在“害怕未知”和“探究未知”之间，达·芬奇往往选择后者，恐怕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