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是个大胡子，浓密的胡须铺垂近腹。据说有一人见此，顿生好奇，问：“张先生，睡觉时，您的胡子是放在被子外面还是搁在里头的？”大千先生一愣：“这……我也不清楚。是啊，我怎么没在意这个呢？这样吧，明天再告诉你。”晚上就寝，大千先生将胡子撂在被子外头，好像不太对头；收进被子里面，又觉不自然。折腾了半宿，都不妥当。这一下他自己也犯愁了，以前这可不是什么问题呀，现在怎么成了件头痛的事呢？第二天，大千先生对那人说：“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平时是搁哪的。”那人见大千先生两眼布满血丝，似有所悟，愧疚道：“对不起，张先生，让您受累了。”大千先生的烦恼源于平常熟视无睹的小事引起了他的关注。生活中，心累通常是人为地在自己的思想上加压造成的。我们凡事太在意了，太在意邻里无意的评足，太在意同事间的小摩擦，太在意上司偶尔的责骂，太在意爱人一时的赌气。谁那么幸运，一生中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考试失败，深造无成，爱情平淡，家庭不幸，工作挫折，评优无缘，晋升无望，下岗威胁，老来落寞。人生总会有烦心事，睁开双眼历历在目，闭上双眸空无一物，倘若凡事都记取，怎能不让人负重前行！

作家艾迪要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演讲，他紧张极了。马克·吐温见状，对他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记住一点，你就不会再害怕了——他们并不指望你有什么惊人的言论！”听到这句话，瞠目结舌的艾迪顿时忘记了紧张。从那以后，无论在什么场合做公开演讲，艾迪都不再感觉害怕了，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是谁，在别人眼中其实都并不重要。 有个西方谚语是这么说的：20岁时，我们顾虑别人对我们的想法；40岁时，我们不理会别人对我们的想法；60岁时，我们发现别人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

自信，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美籍物理学家钱致榕谈过他在中学时期的一件事情。那时，他所在的班级很多学生学习不认真，不求上进，考试经常作弊。一次，一位老师从300多个学生中挑选了60个人，组成了所谓的“荣誉班”。当时，钱致榕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位老师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有发展前途，所以才将他们挑选出来重点培养。面对如此优待，大家都很高兴。从此，以往调皮捣蛋的学生规矩了，将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自惭形秽的同学，这下有了信心，做什么都昂首挺胸。他们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老老实实地学习。那位老师果然没有说错，他们都是有发展前途的人——这些“重点”培养的人后来大多学有所成。一次，钱致榕又遇到了那位老师，才知道，原来，“荣誉班”挑选出来的60位学生不过是随意抽签决定的。老师的鼓励，让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心，从而自尊、自强，努力学习，成了有所成就的人。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是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2005年9月10日，克林顿应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的邀请，去杭州做演讲。克林顿到达杭州已经是9日晚上9点多了。马云把他从机场送到酒店后，就准备离开。这时，克林顿却叫住马云说：“能不能跟我聊聊中国的互联网？”马云自然不能推辞，但考虑到时间已晚，他都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克林顿的问题，还不时提醒他该休息了。可克林顿似乎兴趣正浓，一点儿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了，这时克林顿突然拍了下手，房间的灯熄灭了。马云以为克林顿想休息了，准备离开。这时，房间的门打开了，克林顿的助手们捧着一个燃着蜡烛的蛋糕走进来。克林顿起身对马云说：“生日快乐！”马云愣住了，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他也立刻明白，原来这位前总统一直不肯休息，竟是要第一时间给初次见面的自己送上生日祝福。马云非常感动，这个生日让他久久难忘。后来，马云曾多次说：“与克林顿交往时，他的神情会让你感到，你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人。”让他人感到被重视和尊重，这就是克林顿受到人们认可的原因之一。

思考的极致是不思考，不去思考不必思考的问题。齐安禅师问众人：“以虚空为鼓，用须弥山做槌，有什么人能打这样的鼓？”大家都不知如何回答。有人拿这个问题请教南泉禅师。南泉禅师说：“老僧不打这个破鼓！”一个和尚问：“一个人在孤峰上住时，该怎么办？”云居禅师答：“你有七间房子空在那儿不去住，谁要你一个人住到孤峰上去了？”很多人喜欢思考一些看似深奥，其实是莫名其妙的问题。1950年，美国有个电视节目名为“最后两分钟”，邀请名人上节目畅谈“假设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两分钟，你将做什么”？很多名人都应邀亮相，说得惊天动地、唾液横飞。电视台也邀请爱因斯坦共襄盛举，但爱因斯坦却拒绝了，他在回复制作单位的信里说：“我无法参加你们的‘最后两分钟’节目，因为我觉得人们如何使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分钟，对我来说，似乎不怎么重要。”只有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才能一针见血地直接点出思考这类问题的“大愚若智”——把无聊当可爱。很多人被很多问题搞得像“用牙齿咬住树枝，高吊在半空中”的那个人，怎么办呢？问问你自己：你本来在树下不是好好的吗？谁叫你闲着没事，被引诱到树上去？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天才的本质是知道该忽略什么。”天才，不是喜欢什么都去思考，而是有点懒惰，在知道什么不必思考后，就决不会去思考。

1973年3月底，在圣地亚哥的一次拳击赛中，阿里被名不见经传的肯·诺顿打碎了下巴，以惨败告终。舆论界为之大哗，嘲讽、挖苦的信件雪片般飞来。面对这种情况，阿里表现得相当冷静，他从惨痛的失败中找出了失败的原因：轻敌。他把这次意外的打击变为行动的动力，毫不松懈地苦练。终于在数月后的洛杉矶比赛中，他一拳打败了肯·诺顿，重新取得了胜利。

微软公司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它只用了20年的时间便确立了在互联网领域的地位。微软公司的成功离不开决策层对人才的重视，更离不开庞大的人才队伍。微软有两位著名的软件开发专家——列恩夫妇。最初，他们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军事思想库工作，比尔·盖茨仰慕他们的才华，便亲自邀请他们来微软工作。列恩夫妇多次拒绝了比尔·盖茨的邀请，并给出了拒绝的理由，如不适应坐班工作、找不到价格适中的房子、不愿意中断业余空手道锻炼等。比尔·盖茨没有灰心，而是将这些理由记在心中。不久，微软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部长亲自登门，说微软公司已答应其所有条件，希望列恩夫妇可以来微软工作。后来，列恩夫妇答应了微软的邀请，并一直效力于微软公司，开发出了多种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为微软公司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正因为微软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及人才的培养，微软才赢得了市场，赢得了未来。

16岁以前，他一直都在给家里惹麻烦，不上课、打架等，后来，学校开除了他。他决定到美国去求学，父亲指着他房间里的大沙包说：“你什么时候能在1分钟内把它打破，你就能走。”他惊讶得睁大眼睛。“是的，1分钟。”父亲微笑着说，“对别人来说也许要用一辈子，但你只能用1分钟，因为你与众不同。”父亲的话他牢牢记在心里。接下来的时间，他开始疯狂地训练。因为他知道，他的人生命运将在1分钟内决定。3个月后，他成功了。18岁那年，他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旧金山，攻读哲学心理系。30岁，他回到香港。虽然那时他卓绝的武艺贏得了很多人的一致好评，但在电影界，他还只是个新人。他所能做的唯一工作就是跑龙套。次年3月，好友将他引荐给大导演罗维。罗维有心让他担任自己新电影的男一号，但这个决定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为了说服大家，罗维通知他来公司，把剧本扔给他，“你需要多少时间来参透剧本？”他认真地说：“1分钟。”他的回答令所有人感到惊讶。他接着说：“对别人来说这件事或许需要几周的时间，但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我的父亲曾经教导我，要想有出息，就必须把别人的1分钟当成自己的一辈子来慎重对待。”1分钟后，他来了一段即兴表演，把这部电影的男一号郑潮安的人物性格演绎得活灵活现。他就是李小龙。这也是他从美国返港拍摄的首部影片：《唐山大兄》。影片上映两周，就创下了200万港币的票房收入，这在当时香港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共发生各种恶性踩踏事件59起，这里面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是，法国却是一个例外。法国自从1711年10月11日在里昂一座桥上发生了造成245人死亡的踩踏事件以来，至今304年从未发生过恶性踩踏事件。法国政府对公用场所的安全问题一直比较重视。例如，集会前一天，市政府要在本市的报纸及电台、电视台上发布消息，向公众宣告集会事由，时间、地点。警察还要走访集会周边地区各单位，排查各种危险因素，看有没有有毒、易爆的生产原料或产品，如有生产单位则看生产过程中毒气泄漏和火灾爆炸等事故发生的几率有多大。警察还要检查活动场所及周边地区的所有设施，如广告牌是否安装牢固，报亭、厕所等有没有安全隐患等。在安全检查的同时，警察还通知店铺主人，让他们在活动期间照管好自己的店铺，防止不法分子抢砸店铺引起骚乱。

1812年，法国人布瓦德在计算天王星的运动轨道时，发现理论计算值同观测资料发生了一系列误差。这使许多天文学家纷纷致力这个问题的研究，进而发现天王星的脱轨与一个未知的引力的存在相关。也就是说有一个未知的天体作用于天王星。1846年9月23日，柏林天文台收到来自法国巴黎的一封快信。发信人就是勒威耶。信中，勒威耶预告了一颗以往没有发现的新星：在摩羯座δ星东约50的地方，有一颗8等小星，每天退行69角秒。当夜，柏林天文台的加勒把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对准摩羯座，果真在那里发现了一颗新的8等星。又过了一天，再次找到了这颗8等星，它的位置比前一天后退了70角秒。这与勒威耶预告的相差甚微。全世界都震动了。人们依照勒威耶的建议，按天文学惯例，用神话里的名字把这颗星命名为“海王星”。英国皇家天文台获知这一消息时，台长艾里深为懊悔。因为在1845年10月，曾有一个叫亚当斯的剑桥大学学生求见，他未予接待。亚当斯留下一封信给他，信中指出在摩羯座可发现一颗9等暗星。艾里没有重视这个报告。此报告中指出的也正是这颗新发现的海王星。艾里又查阅了天文台的观测记录，更为感慨的是，这颗海王星曾两次被他们记录下来，只不过当时他们以为是一颗恒星，把它放过了。勒威耶，1811年3月11日生于法国诺曼底的圣诺镇，他的父亲曾经为使他能去巴黎求学而卖掉房产。28岁时他开始发表大量天文学论文。亚当斯，1819年6月5日生于英国康沃尔州的拉涅斯特区，出身佃农家庭。这两位海王星的发现者于1848年在伦敦会面。

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期间，有一次在留学生的聚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留学生站起来挑衅说：“中国人又蠢又笨，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一向温和的徐悲鸿抑制不住愤怒，走到这个傲慢无礼的洋学生面前，大声说：“你不是说中国人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国家，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一比，等学习结业时，看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你敢吗？”1924年，徐悲鸿的油画在巴黎展岀时，轰动了巴黎美术界。那个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当年，曾国藩在长沙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暴躁，对人很不友善。因为曾国藩的书桌是靠近窗户的，他就说：“教室里的光线都是从窗户射进来的，你的桌子放在了窗前，把光线挡住了，这让我们怎么读书？”他命令曾国藩把桌子搬开。曾国藩也不与他争辩，搬着书桌就去了角落里。曾国藩喜欢夜读，每每到了深夜，还在用功，那位同学又看不惯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打扰别人的休息，别人第二天怎么上课啊？”曾国藩听了，不敢大声朗诵了，只在心里默读。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中了举人，那人听了，就说：“他把桌子搬到了角落，也把原本属于我的风水带去了角落，他是沾了我的光才考中举人的。”别人听他这么一说，都为曾国藩鸣不平，觉得那个同学欺人太甚。可是曾国藩毫不在意，还安慰别人说：“他就是那样子的人，就让他说吧，我们不要与他计较。”

1869年，有一对穿着朴素的老夫妇去拜访哈佛的校长。太太说：“我们的儿子就读于哈佛，但是他出了意外，不幸死亡了。我们想在校园里为他留一纪念物。”校长粗声地说：“如果这样做，校园会像墓园一样的。”太太说：“不是，我们想要捐一栋大楼。”校长傲慢地说：“你们知不知道建一栋大楼要花多少钱？我们学校的建筑物总价超过750万美元。”太太和丈夫商量了下，就转身离开了。这位丈夫，是加州的铁路大王，老利兰·斯坦福。夫妇离开哈佛后，就到了加州，建立了斯坦福大学。 看轻别人的结果，只能是让自己遭受损失。

1942年2月的一天，在英国海军和空军重兵布防的英吉利海峡上，一队德国舰队正在大摇大摆地前进。一架巡逻的英国战斗机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向司令部发出报告。司令部接到报告以后却认为这是个玩笑，因为大白天，德国舰队是不可能敢从重重防卫的英吉利海峡上通过的。正当他们将此当成误传的笑话传播时，英军的又一侦察机发来了同样的警报，并说德国舰队已经进入了海峡最窄也是最危险的地段，而且正在全速前进。刚刚判定真相、已经意识到敌情严重性的英军指挥官急忙调集部队进行应战，但当他们下令进攻时，德国舰队早就远离了最危险的地段。没办法，英军只好出动飞机、驱逐舰等对德军进行拦截，但是由于仓促上阵，他们被严阵以待的德军打得溃不成军。就这样，德国舰队在英军的眼皮子底下顺利通过了危险的英吉利海峡，给挪威海面输送了大量舰艇与官兵，增加了那里的战斗力。当有人问起德军指挥官何以敢在大白天公开经过英吉利海峡时，他说道：“因为英国人认为我们绝对不会在这时候出现。”

收藏鉴赏家张伯驹喜欢收蔵字画名迹，只要碰上中意的，常常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或借贷。收藏品之多，之精，被称为“天下第一收藏”。有一年，张伯驹被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如若不给，就要“撕票”。夫人前来和绑匪谈条件时，张伯驹再三叮嘱夫人：“宁可命不要，不许变卖我的收藏！”并以绝食抗争。如此要收藏不要命，连绑匪也无奈，只能大减赎金。出版家邹韬奋曾担任《生活》周刊主编，他坚持以正义之笔，犀利地抨击黑暗势力。有一次，周刊准备发表一篇揭露某部长糜烂生活的文章，该部长知道后，立即派人找到邹韬奋，许诺将为《生活》周刊补助十万大洋，只要把文章撤下来就好。邹韬奋冷冷地说：“我们是民间刊物，从不接受官方津贴。”无论来人开出怎样的条件，邹韬奋都不为所动，宁愿不要这十万大洋，也一定要把文章刊登出来。他们能成功，肯定与他们的坚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目标明确，为事业和信念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够最终从万千人中脱颖而出。

某人家里晚上突然停电，他只记得火柴放在什么地方，却忘记了蜡烛的位置。他心想虽然火柴伸手就可以拿到，但是没有蜡烛也无用，所以不先找火柴，而到处摸索蜡烛。结果在黑暗中摔一大跤，进了医院。如果能先找火柴照亮，再找蜡烛，不是方便得多吗？ 有位电视记者准备报新闻，当他整好新闻稿，发现播出的时间已经到了。于是，他以赛跑的速度冲进五十米外的播报室。虽然他及时赶到，却因为上气不接下气，等了许久才能开始播报。如果能用走而不跑，虽然或许会慢几秒钟，却能一到就开始播报，不是更省时吗？ 有一位主妇炒菜时油锅起火了。她赶紧跑到邻居家打电话给消防大队。结果本来自己就能扑灭的小火，却因为这一耽搁，变成大的火灾。如果那位主妇能先尽力扑救，火灾不是根本就不会发生吗？

为了调查研究各种工作条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一个大车间的6名女工被选为实验的被试。实验持续了一年多，这些女工的工作是装配电话机中的继电器。第一个时期，让她们在一个一般的车间里工作两个星期，测出她们的正常生产效率。第二个时期，把她们安排到一个特殊的测量室工作5星期，这里除了可以测量每个女工的生产情况外，其他条件都与一般车间相同，即工作条件没有变化。接着进入第三个时期，改变了女工们工资的计算方法。以前女工的薪水依赖于整个车间工人的生产量，现在只依赖于她们6个人的生产量。第四个时期，在工作中安排女工上午、下午各一次5分钟的工间休息。第五个时期，把工间休息延长为10分钟。第六个时期，建立了6个5分钟休息时间制度。第七个时期，公司为女工提供一顿简单的午餐。在随后的3个时期，每天让女工提前半小时下班。第十一个时期，建立了每周工作5天的制度。最后一个时期，原来的一切工作条件又全恢复了、重新回到第一个时期。老板是想通过这一实验来寻找一种提高工人们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的确，工作效率会受到工作条件的影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不管条件怎么改变，如增加或减少工间休息，延长或缩短工作日，每一个实验时期的生产效率都比前一个时期要高，女工们的工作越来越努力，效率越来越高，根本就没关注过生产条件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女工们感到自己是特殊人物，受到了尊重，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因而感到愉快，便遵照老板想要她们做的那样去做。正是因为受到重视和尊重，所以她们工作越来越努力，每一次的改变都刺激着她们去提高生产效率。

儿子给母亲寄生活费和保姆费，刚开始是一个月一寄，后来，也许是太忙和考虑到效率问题，一季度一寄，再后来，半年一寄，最后是一年一寄。 当儿子一次性寄去全年的生活费和保姆费1.5万元后，却收到了母亲的一张1.1万元的汇款单和一封信。母亲说：“每次收到你的汇款单，我和村里的邻居都要高兴几天。退回去的钱，我希望你每月能给我寄1000元，也让我和邻居每个月都有几天的欢喜和满足。” 愉悦的鼓励，开心的刺激，会转换成宝贵的快乐心境和愉悦的人际氛围。

如果我拿出一个铅球、一小块石头和一根稻草让你掷远，你会选择何者？当然是石头。因为铅球太重，稻草太轻；太重的掷不动，太轻的又使不上，力气，只有重量适中。体积不大的石头能掷得最远。如果有狂傲刚愎、不卑不亢、怯懦保守的三个人由你提拔，你会选择哪一位？当然是不卑不亢的，因为前者用不动，后者扶不起，只有中间那个，不重不轻，“分量”恰当。 水满则溢！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越多越好，更不能说越少越好。正如铅球、草和石头，那个一切适中的东西往往才是最好的，做人的道理也亦如此！

前美国首席富豪萨姆·沃尔顿，是美国庞大超级市场连锁集团的创办人，有分店1334家，分布全美各地，财产高达90亿美元。但是，萨姆出城开的只是一辆陈旧的小货车。其妻海伦开一辆米佳士拿旧车，常到丈夫开的超级市场购物，与其他顾客一样在收银机前静静地排队付账。海伦不爱化妆，不讲究衣着，自己拣菜，洗碗碟。有人问：“你这样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婆，为什么过这样简朴的生活？”她说：“我只想过自己所喜欢的生活。在我生命中，丈夫、孩子、孙儿和朋友，占据重要位置，其他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