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成长在一个大家庭里，人口众多，每天吃饭的时候，总是熙熙攘攘的。 这一年，英若诚5岁了。他调皮可爱，深受家人的喜欢。有一天，调皮的英若诚想和家里人开个玩笑。在中午吃饭前，他悄悄地藏进了饭厅的壁橱里，准备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好找他，等人们实在找不到之后，他再跑出来，吓唬大家一下：“看，我在这儿。”英若诚一边藏一边想着自己的恶作剧，再想着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吓一跳的样子，那一定好玩极了。 可是英若诚万万没有想到，家里人相继到饭桌上吃饭了，而且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不存在，就连父亲和母亲也没有发现。后来，英若诚在大家快吃完饭的时候，才灰溜溜地悄悄地走出来了，默默地坐在饭桌上吃家人剩下的饭。 从那以后，英若诚深深地记住了一条教训，那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否则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作家艾迪要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演讲，他紧张极了。马克·吐温见状，对他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记住一点，你就不会再害怕了——他们并不指望你有什么惊人的言论！”听到这句话，瞠目结舌的艾迪顿时忘记了紧张。从那以后，无论在什么场合做公开演讲，艾迪都不再感觉害怕了，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是谁，在别人眼中其实都并不重要。 有个西方谚语是这么说的：20岁时，我们顾虑别人对我们的想法；40岁时，我们不理会别人对我们的想法；60岁时，我们发现别人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

你能想象，一个国家几乎所有人只穿一种式样的拖鞋吗？放眼全球，恐怕只有在韩国才能看到这种现象。如果你走在韩国的大街上，肯定会看到，无论大超市还是小商店，货架上永远有许多黑底面、印有三条白线的所谓“三线拖鞋”待售。有分析认为，“三线拖鞋”成为韩国的“国民拖鞋”，“同一化心理”起到了一定作用。换句话说，不特立独行、希望合群的心理体现在穿拖鞋上。韩国人普遍认为，穿上一模一样的拖鞋，就有种集体归属感，能产生安全感，觉得“我们都差不多”，因此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在韩国，认同感非常重要。与别人相同，你才能融入，才能得到别人认可。韩国人开口讲话喜欢说我们如何如何，把相似的人归到一个群体中。就连韩国第二大银行——有利银行，如果直译过来就是“我们银行”，这种“我们”文化跟穿同样的拖鞋一样，都是寻求认同感的一种体现。认同感让韩国人穿衣戴帽从不怕“撞衫”。相反，流行的款式或颜色可以迅速席卷整个韩国，甚至人手一件。在韩国社会里不能获得认同感的人往往被孤立，韩国有很多菲律宾和越南新娘，她们的混血孩子在学校经常会遭到孤立和歧视，甚至校园暴力。韩国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历史上一直遭受外族侵略。要想保持国家统一，首先就要确保血统纯正，天长日久，甚至已经演化具体到众人皆穿同样的拖鞋这样的生活细节上，或许这就是韩国人执拗地寻求认同感的根源。

在中国，狗在人们心目中形象似乎不佳，“狗腿子”“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等均含贬损之意，自然没有多少人愿意给自己起带有狗字的笔名，现代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有多个笔名，其中一个笔名为“犬耕”，说起这个笔名，是有些来历的。1920年10月，应《晨报》和《时事新报》的招聘，翟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俄采访。在赴苏俄途中，瞿秋白曾和俞颂华、李宗武商量采访方法，因为此前他们并无新闻记者的经验。俞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瞿秋白取“犬耕”的笔名，恐怕与受俞颂华此言影响有关。同时，瞿秋白生年属犬，他幼年便戏称自己为“猎犬”，这也可能是“犬耕”笔名产生渊源之一。另外，瞿秋白曾有一段时间担任我党的最高领导人，曾把这一岗位喻为“以犬耕田”。茅盾曾经问起翟秋白笔名“犬耕”寓意，瞿秋白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当然就耕不行了，我就是那权当充数的耕田的‘犬’。”他进而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我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全党的工作，那么，就是使犬耕田了。”这番话既有自谦的成分，也包含冷静的自我解剖，说明瞿秋白自己并不愿意当领袖，他之所以被推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是同当时斗争环境之复杂和党在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密切相关的。

战国时期的九方皋，是伯乐推荐给秦穆公的一个能相千里马的人。秦穆公为了试探他的本领，派他去找好马。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报告说：“马已经找到了，在沙丘那里。”秦穆公问他是什么样的马？他回答说是“黄色的母马”。可是派人找回来的却是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很生气，认为九方皋连马的颜色和雌雄都分不清，怎么能相马呢？但是，伯乐却赞叹说：“这是他比我高出千百倍的地方。他只看到了精，而忽略了粗；只看到了所需要看的，而忽略了他所不需要看的。”后经仔细观察，这匹马确实是天下无与伦比的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