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演王家卫的新片《一代宗师》上映之际，记录整部电影拍摄过程的电影书《一代宗师王家卫功夫美学限量珍藏版》也在台湾同步出版上市。在这本书里，其中的一段对话，颇有意味。 张大春问王家卫：“什么叫一代宗师？”王家卫回答说：“这四个字的分量确实很重，我自己也思考几年了。一直到最后，我自己才归纳下来。其实，所谓的宗师之路，只不过是三个简单的过程：一是见自己，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志向是怎么样；二是见过天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天下很大，没有出去看过这些天地，就是井底之蛙；最后，则是你要去见众生，把所学到的东西还给众生，那个才是你，到那个阶段你才能称得上是一代宗师。因为你可以是高手，但不一定是宗师，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还’的过程，把这个东西还给众生。” 原来，唯有懂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一代宗师！

19世纪，德国有两位化学家——李比希和维勒，这两人的合作与友谊是科学史上的一段趣话。李比希性格激烈、爽朗、勇敢、自信、好斗、风风火火，维勒则性格温和、平静、有耐心、有见识，即使遭到攻击也不动声色。两人一个是“一团烈火”，一个是“一盆冷水”。然而，这两位性格迥异的科学家却长期密切合作，为化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俩有相同的追求科学真理的强烈愿望，且都胸怀坦荡，从不嫉妒对方，所以他们是“水”“火”相容。李比希在自传中写道：“我有个大好运气，即得到一位志趣相投和目标相似的朋友。过了这么多年，我和这位朋友仍然以最大的热诚相合作……我们毫无妒忌，手拉手地努力向前，这一位要行动时，那一位已经准备好了。”

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曾荣获世界和平奖。然而，面对已经取得的成功，他并不满足，而是不断汲取历代画家的长处，不断改进自己作品的风格。他60岁以后的画，明显不同于60岁以前。70岁以后，他的画风又变了一次。80岁以后，他的画风再度变化。齐白石一生，曾五易画风。正因为白石老人在成功后，能仍然马不停蹄地改变、创新，所以他晚年的作品比早期的作品更完美成熟，也形成了自已独特的流派与风格。他告诚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认为画家要“我行我道，我有我法”。就是说，在学习别人长处时，不能照搬照抄，而要创造性地运用，不断发展，这样才会赋予艺术以鲜活的生命力。

他是一位天才的书法家，9岁时参加日本青少年书法展，在东京掀起一股旋风。四幅作品全部被私人收藏，总价值1400万日元，当时，日本最著名的书法家小田村夫曾这么预言：在日本未来的书坛上，必将升起一颗璀璨的新星。20年过去了，一些默默无闻的人脱颖而出，而他却销声匿迹了。是谁断送了这位天才的前程？2001年九州岛樱花节，小田村夫专门拜访了这位小时候名震四岛的天才，在看了那位天才书法家的作品之后，仰天长叹说：右军啊，你毁了多少神童！右军是指王羲之。原来，这位小神童临摹王羲之的书帖成瘾，经过二十年的苦练，把自己的书法个性磨得一点都没有了，现在，他的字与王羲之的比较起来，几乎能够达到乱真的程度，可是连一丝自己的东西都找不到。在鉴赏家眼里，他的书法已不再是艺术，而是令人生厌的仿制品。一个天才因模仿另一个天才而成了庸才。千万不要丢失自己的个性，那是一个人唯一真正有价值的地方。纵观古今，凡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人，都是坚持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敢于从流俗和惯例中出列的人。

《俄罗斯报》记者切尔卡希在伦敦大街上乘坐一辆出租车，发现司机的相貌很有特点：一脸又浓又密的黑络腮胡子，最让记者吃惊的是车上挂的卡尔·马克思的小幅画像，镶在精致的铜框里。记者问道：“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司机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递过一张名片。记者看到安东尼·马克思的名字，于是问道：“你们同姓？”司机笑着说：“您不觉得我们长得很像吗？”记者仔细端详起来，他与无产阶级学说奠基人的相貌的确有相似之处。司机淡淡地说他是我的高祖，他的女儿是我的曾祖母……”记者提问：“您从他那儿继承了什么？”安东尼笑着摸了摸大胡子说：“就继承了这个。”他拿出一本夹有许多书签的《资本论》。记者边翻书边问：“你还记得对马克思的一个调查表吗？在回答‘您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的问题时，他说是‘读书’，大概您也喜欢读书吧？”他回答道：“不太喜欢。我喜欢收拾园子和汽车。我们俩只一点一样，那就是爱喝啤酒。”

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王秋颖拍摄《甲午风云》时才35岁，饰演花甲之年的李鸿章，李默然扮演“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多年后，王秋颖患食道癌住院。正在南方拍戏的李默然中断工作，乘飞机赶回沈阳，直接从机场去了医院。王秋颖剧痛刚被止住，正昏迷着。守在外面的医生、护士不准李默然进去。李默然央求、争辩，急得团团转，争执之中，李默然嗓门职业性地高起来。就在这时，病房里王秋颖忽然喝问道：“谁在二堂喧哗？” 默然老师分开众人，应声而入，做了个将马蹄袖左右拂扫的动作，抢步上前，单腿打千，低回道：“是标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清泪长流。

《世说新语》记载，潘安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挟着牛皮弹弓，气质清雅地走在洛阳道上，妇女们见到他，都手挽着手，围在他的身边看，不让他走。左思被这种美女簇拥的丽景迷了心窍，动了心魄。于是，他决计效仿潘安，也在洛阳道上秀一把，制造一点艳遇故事。但是相貌奇丑的左思，没有做任何的妆饰打扮，也学着像潘安一样，挟着牛皮弹弓，故作潇洒深沉地走在洛阳道上。结果，一群妇女围着他，朝他啐口水，吐唾沫，他垂头丧气，只好狼狈地回来。

意大利著名女影星索菲亚·罗兰是—个能够坚持自己想法的人，在她的自传《爱情与生活》中，她这样写道：“自我开始从影起，我就出于自然的本能，知道什么样的化妆、发型、衣服和保健最适合我。我谁也不模仿，我从不去奴隶似的跟着时尚走。我只要求看上去就像我自己，非我莫属……衣服的原理亦然，我不认为你选这个式样，只是因为伊夫·圣罗郎或第奥尔告诉你该选这个式样。如果它合身，那很好。但如果还有疑问，那还是尊重你自己的鉴别力，拒绝它为好……衣服方面的高级趣味反映了一个人的健全的自我洞察力，以及从新式样选出最符合个人特点的式样的能力……你唯一能依靠的真正实在的东西……就是你和你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你对自己的估计，以及你愿意成为哪一类人的估计。”

作家艾迪要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演讲，他紧张极了。马克·吐温见状，对他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记住一点，你就不会再害怕了——他们并不指望你有什么惊人的言论！”听到这句话，瞠目结舌的艾迪顿时忘记了紧张。从那以后，无论在什么场合做公开演讲，艾迪都不再感觉害怕了，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是谁，在别人眼中其实都并不重要。 有个西方谚语是这么说的：20岁时，我们顾虑别人对我们的想法；40岁时，我们不理会别人对我们的想法；60岁时，我们发现别人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

作家林斤澜写过一篇短文。说作家孙犁曾有一个出国机会，众人垂涎欲滴，但他轻易就放弃了，原因竟是：他不会打领带。其实，不会打领带只是借口，关键是孙犁没把出国当作享受。孙犁的享受是什么呢？在他写的《书衣文录》里，有这样的句子：“冬日透窗，光明在案。裁纸装书，甚适。” 有人觉得豪车别墅。锦衣玉食才算享受，有人却觉得午后一杯清茶、晒晒冬日的阳光就很美好。

蒋琬是三国时期蜀国继诸葛亮之后主持朝政的人，他为人大度，能宽容别人，历来被人们称赞。蒋琬手下有一个叫杨戏的人，他的性格比较孤僻，平时不善言语，就连蒋琬与他说话，他都是只听，从不回答的。有的官员看不过去，便在蒋琬面前说杨戏的不是：“杨戏这个人太傲慢了，目中无人，连您的问话他都不回答，真不像话！”谁知蒋琬却坦然一笑，说：“人嘛，都有各自的脾气秉性。杨戏这个人比较特别，他性子耿直，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赞美我的话，那违背他的本性。他这样做也没什么，我不觉得不好，冲撞了我。”蒋琬是蜀国的丞相，以他的地位能容忍杨戏的态度，没有宽容的品质，是很难办到的。正是由于蒋琬的宽容，后人都称赞他“宰相肚里能撑船”。

尼采13岁开始纪录自己言行以备后世景仰，黑格尔也有同样爱好。但是，虽然生前就有人作《康德传》并寄给他本人，但以写字为生的康德却没有自传。他说：“世上无人像其自以为是的那么重要。”同时代启蒙大师莱辛说：“康德承担了教谕世界的重任。他激赏一切充满生命的力量，单单忘了自赏。”康德是有意为之。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中，他曾引用培根《科学的伟大复兴》的名言“我们个人不值一提”。

爱因斯坦被带到普林斯顿大学他的办公室那天，有人问他需要什么工具。“我看，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些纸张铅笔就行了。啊，对了，还要一个大废纸篓。”他说。“为什么要大的？”“好让我把所有的错误都扔进去。”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对书法感兴趣而花了很多时间去上书法课。 他的同学对此都不以为然，但他却认为：“这是我的兴趣。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过别人的生活。” 十年后，乔布斯在负责Macintosh项目时，他学到的书法知识体现出了价值。他要求开发团队让Macintosh电脑支持不同的字体，而且每一种字体都要求工整、美观、有书法的韵味。 这些特性成为了Macintosh的主要卖点，也帮助苹果公司巩固了在高利润的桌面排版市场中的地位。

爱迪生从小就特别爱问“为什么”，喜欢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问个明白。有一次算术课上，老师教同学们二加二等于四，爱迪生却发问：“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就这样，爱问问题的爱迪生经常让老师很恼火，因此，老师有时候训他，甚至打他。一时间，好奇的爱迪生却成了学校中的一个白痴典型，被老师和同学嘲笑。后来，老师把爱迪生的妈妈找来，当面数落她的儿子：“他脑子太笨了，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总是爱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真教不好你这样的儿子。”爱迪生的妈妈听了，觉得是老师不理解儿子，问题多是因为孩子爱思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她相信儿子的智力没有问题，而且，比别人的孩子还要聪明很多。于是，她毅然对老师说：“既然这样，我就把我儿子带回家吧，我自己来教他。”从此，爱迪生的母亲就当起儿子的家庭教师。对于儿子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她知道的，她就努力回答；不知道的，她就让儿子去看书。当她发现儿子对物理、化学很感兴趣后，就给儿子买了本《派克科学读本》，她还劝丈夫把家里的小阁楼改造成儿子的小小实验室。就这样，在这个不怕被问“为什么”的母亲的教育下，爱迪生虽然没有在学校读过几年书，却搞出许多伟大的发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春秋时期，晋国旁边有个国家叫仇繇（在今山西孟县）。晋国执政大夫智伯瑶想攻打它，然而道路险阻，战车无法通行，他便铸造了一口钟送给仇繇国君主。这口钟非常大，要用两辆车并在一起才装得下。仇繇国必须削平高地、填平深沟，修筑一条道路，大钟方可抵达。一个名叫赤章曼枝的大臣劝国君不要接受这件礼物，道：“只有遵循常理才能安定国家。我们凭什么能够从晋国获得这么贵重的东西？智伯瑶为人贪婪而不讲信誉，一定是他想吞并我们，但碍于山川险阻无法进军，所以铸造了大钟送给您，使您不得不修桥铺路来迎接大钟，这样他的大军就可以尾随而至。”国君不听。过了一会儿，赤章曼枝再次提醒他。国君烦了，说：“大国主动跟你交好，而你却拒绝人家，这太不吉祥了，你不要再说了。”赤章曼枝认为自己已经尽职，可以走了，便逃往卫国。没多久，仇繇国就被智伯瑶灭了。见得思义就是把利益放进道义这个价值向度中检视，看自己是否有理由得到，并由此做出选择，合理的利益就是好利益，是正价值，应该获取；反之就是坏利益，是负价值，必须离弃。利益对于人的意义，要由道义来判明。

我和吴宗宪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04年电影《一石二鸟》的发布会。采访时，我问他平时都看什么书，没想到他说出来的是雷马克、莫泊桑。一个大众眼中成天搞笑的主持人，居然看这么纯文学的书？他还在一次采访中说：“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他对这么冷僻的古语都能如此熟稔，简直让人意外。前两年看到台湾《商业周刊》创办人何飞鹏的专栏，他说有次看节目。吴宗宪说，“身为艺人，就是要在高潮时享受掌声，低潮时享受人生”，他当时眼睛一亮，完全没想到吴宗宪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吴宗宪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有内涵的人。他曾说，人的一生就好像是一架飞机，升多高都无所谓，但最大的重点就是要降落得漂亮一点，慢慢降落。”他还说：“走下坡才是我人生快乐的开始。”吴宗宪为什么这么通透呢？他说，台湾主持界的前辈蒋光超曾经告诉他：“艺人界，只有谁当红，没有谁最红。一个超级巨星，也会变成明日黄花。”

翁方纲和刘石庵都是清代有名的书法家。翁方纲讲究“笔笔有来历”，处处以虞世南、欧阳询为典范。刘石庵则学习各家之长，然后发展个性，创造了一种丰腴厚重的书体。翁评价刘说：“他哪一笔是古人的？”刘则反讥道：“他哪一笔是自己的？”我对刘石庵的不一味学古人表示赞同，因为事物贵在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继承以往的成果，在前人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继承就可以了，事物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创新。以书法为例，假如中国的书法家都像翁方纲那样，一味拘于古而不能创新，那第一位书法家能去学谁呢？退一步说，假设有一位天生的书法家存在，众人都跟着他一板一眼地学，不敢有所创新，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如果真的那样，中国的书法艺术也就停留在这位书法家的水平上，不能再前进了，更不能像今天这样百花齐放、多姿多彩了。

在反对物质拖累的斗争中，爱因斯坦对那些因携带过多的琐碎东西而使生活变得复杂化的人表示可怜。有一次，他提着妻子为他整理好的手提箱去伦敦，然后又一动不动地提回来了，他说没有机会用。他穿鞋不穿袜子，为此，他曾洋洋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发现不穿袜子能很方便地穿鞋，祙子容易穿破，为了减少我妻子洗、补袜子的麻烦，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穿袜子了。”他出门明知下雨也不带遮雨的东西，朋友要给他帽子，他笑着说：“干什么？正因为我知道要下雨，才没戴帽子，帽子还不如头发干得快。”

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经过多年观察分析发现，标点符号能反映人的性格。喜欢用句号的人做事果断、利落；喜欢用逗号的人多是和平主义者，且乐于助人；喜欢用问号的人往往想得太多；喜欢用省略号的人缺乏决断力，爱随大流；喜欢用感叹号的人性格较为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