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翻译家傅雷小时候应邀去同伴的爷爷家玩。回家的路上，傅雷一直哭。他想不明白，怎么别人家脚踩的地方都远远胜过自己睡觉的地方。回家后，他向母亲哭诉。母亲听完后，为他擦干眼泪，平静地说：“孩子，我们不必羡慕别人家漂亮的地板，再漂亮的地板也是被人踩的，只要我们好好地活着，不自卑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任何漂亮的地板我们都可以把它踩在脚下。”后来，昔日的小男孩已长大成人，他走过的地板越来越漂亮，但他时刻也没有忘记母亲的话。虽然他仍旧贫穷，虽然他见过许许多多漂亮的地板，但他从来没有自卑过、难受过，那些漂亮的地板上，只留下他昂首前行的脚印。

20世纪初的美国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知名的私立学校，但公立学校却还是很少。身为教师的艾丽丝深知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为了让穷人的孩子也能有学上，她决定自己筹集资金在当地兴建一所公立学校。艾丽丝听说有个叫亨利·福特的汽车商很有钱，而且经常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于是她便去向他求助。然而，当得知眼前这个女人的来意后，早已讨厌别人把自己当成捐款专业户的福特，只是从衣兜里掏出一枚10美分的硬币扔在办公桌上，不屑地说：“我兜里就这么多钱了，快拿着离开这里吧！”面对福特的傲慢无礼，艾丽丝并没有恼怒。她从桌上拾起硬币后就离开了。回到罗马市后，她用那10美分买了一包花生豆，然后把它们种到地里。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一年后，花生种子已经长成了繁茂的花生园。这一天，艾丽丝又来到了福特的办公室，但这回不是来要钱的，而是来还钱的。她把花生园的照片和一枚硬币一起交到福特手中，并且很高兴地对他说：“这是您去年送给我的10美分，钱虽然不多，但是如果投资得当就会带来丰厚的回报。”福特看过照片后惊讶不已，他不得不对面前这个女人刮目相看。随即他便签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交给艾丽丝，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不仅如此，在之后的几年中，福特还陆续为艾丽丝学校捐筑了一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和几座哥特式建筑。当他看到孩子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专心致志地学习时，福特深信正如艾丽丝所言，他的投资势必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陈寅恪被知识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刘节是他的得意弟子。刘节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了上级，陈寅恪成了批斗对象，没有人再敢同陈寅恪接触了，刘节却对老师一如既往，依旧十分尊重，过年过节时还去行拜见的大礼。 1954年刘节也遭受批判，有人向他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便可过关。他却坚持不转向，愤而辞去了历史系主任。“文革”中，刘节自己遭受的苦难已无以复加，还把陈寅恪将要受的苦难揽到自己头上。1968年农历春节前，双目失明、年近八十的陈寅恪卧病在床，红卫兵要把他抬去批斗，陈的妻子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时，刘节挺身而出，主动代替老师去接受批斗。罚跪、辱骂、殴打告一段落，勒令他“自己批判自己”时，他说：“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 在那人人难以自保的年月，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不少人走上了断绝家庭关系甚至脱离父母关系之路。刘节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像多数人那样，与批斗对象划清界限，反而还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斗，虽非空前绝后之举，“文革”中也是仅此一例。在遭受非人待遇的年月，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他还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

1952年，二战期间的盟军司令，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一次会议上请拉比教授（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演讲，说：“在众多雇员里，您能够获得如此重大的奖项，学校深以为荣。”拉比教授当即回敬：“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您才是学校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把一只长颈鹿带到世上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长颈鹿胎儿从母亲的子宫里掉出来，落到大约3米下的地面上，通常后背着地。几秒钟内，它翻过身，把四肢蜷在身体下。依靠这个姿势，它第一次得以审视这个世界，并甩掉眼睛和耳朵里最后残存的一点羊水。然后，长颈鹿母亲便用粗暴的方式把它的孩子带到现实生活中。加里·里士满在他的著作《动物园观察》中描绘了一只新生的长颈鹿如何学习它的第一课。长颈鹿母亲低下头，以看清小长颈鹿的位置，将自己确定在小长颈鹿的正上方。它等待了大约一分钟，然后做出最不合常理的事——她抬起长长的腿，踢向它的孩子，让它翻了一个跟斗后，四肢摊开。如果小长颈鹿不能站起身，这个粗暴的动作就被长颈鹿妈妈不断地重复。小长颈鹿为了站起来，拼命努力。因为疲倦时，小长颈鹿有时会停止努力。母亲看到，就会再次踢向它，迫使它继续努力。最后，小长颈鹿终于第一次用它颤抖的双腿站起身来。这时，长颈鹿母亲做出更不合常理的举动。它再次把小长颈鹿踢倒。为什么？它想让它记住自己是怎么站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