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灯是用棉丝做灯丝的，但它只有45小时的寿命。“45小时，还是太短了，必须把它的寿命延长到几百小时，甚至几千小时。”爱迪生没有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他又继续做试验。受棉丝试验成功的启发，他又试用了椰子鬃、麻绳等，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一天，天气闷热，爱迪生满头大汗，浑身都几乎湿透了。他顺手取来桌面上的竹扇，一边扇着，一边考虑着问题。“也许竹丝炭化后效果更好。”爱迪生简直是见到什么东西都想试一试了。试验结果表明，用竹丝作灯丝效果很好，灯丝耐用，灯泡可亮1200个小时。后来，经过进一步试验，爱迪生发现用炭化后的日本竹丝做灯丝效果最好。于是，他开始大批量生产电灯。他把生产的第一批灯泡安装在“佳内特号”考察船上，以便考察人员有更多的工作时间。此后，电灯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后来，这种用竹丝做灯丝的灯泡人们用了几十年。后来又对它进行了改进，即用钨丝做灯丝，并在灯泡内充入惰性气体氮或氩。这样，灯泡的寿命又延长了许多。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这种灯泡。

梵高在自己的最后时刻，一直在为自己没有什么成就而痛苦。他甚至因为自己一直画不出他心中认为的杰出作品，而烧掉很多画作。他在最后时刻对自己的弟弟说，我很痛苦，我一生一事无成。无独有偶，当达芬奇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想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自己有很多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的一生，不过是利用白天来酣睡罢了，我一生一事无成。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为自己没有成就而痛苦，认为自己一事无成的人，几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世界，成为全人类的自豪和骄傲。 理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就的高低。

这个创业团队里除了马云之外，还有他的妻子、他当老师时的同事、学生以及被他吸引来的精英。比如阿里巴巴首席财务官蔡崇信，当时他抛下一家投资公司的中国区副总裁的头衔和75万美元的年薪，来领马云几百元的薪水。马云当时对他们所有人说：“我们要办的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我们的目标有3个：第一，我们要建立一家生存102年的公司；第二，我们要建立一家为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公司；第三，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要进入全球网站排名前十位。”未来的目标很远大、很鼓舞人，但眼前的现实却很残酷：公司账上没钱了。马云开始去见一些投资者，但是他并不是有钱就要，而是精挑细选。即使囊中羞涩，他还是拒绝了38家投资商。最后，马云选择了高盛等基金公司。高盛等公司投资了500万美元，帮助阿里巴巴度过了第一个难关。

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钱钟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伯父。他刚满周岁“抓周”，抓到一本书，因而取名为钟书。钟书四岁，伯父教他认字。六岁，送入秦氏小学，不到半年，因为一场病，伯父让他呆在家不再上学。后来进私塾，伯父又嫌不方便，干脆自己教钟书。上午伯父出去喝茶，给一铜板让他去买酥饼吃，给二铜板让他去看小人书。钟书经常跟伯父去伯母娘家，那有一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贪玩，耽误些功课，伯母娘家人都抽大烟，总是半夜吃夜餐，生活无规律。一回来，父亲见钟书染上许多坏毛病，大骂，但他总不当着其他孩子的面骂。钟书十一岁，考取东林小学，而伯父不久也去世了。尽管父亲负责他的学杂费，但其它开支无法弥补，没有作业本，他就用伯父曾钉起的旧本子；笔尖断了，他就把竹筷削尖替用。钟书十四岁考上桃坞中学，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对钟书的作文始终不满意，他从此用功读书，阅读了大量的书，渐渐地他可以代父亲写信、写诗，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钱钟书18岁时考入美国圣公会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他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做文章。一次钱钟书代父亲为乡下一家大户代作墓志铭。偶然间，他听见父亲对母亲称赞那篇文章，这是钱钟书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他，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杨绛晚年回忆，钱穆的《国学概论》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请钱基博为之作序。钱基博就让钱钟书代笔。序写好后，父亲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国学概论》出版时，没有人看出这篇序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代写的。

有一天上午，沈从文从课堂里溜出来，一个人跑到村子里去看戏，那天木偶戏演的是“孙悟空过火焰山”。沈从文看得眉飞色舞，捧腹大笑。一直看到太阳落山，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学校。这时，同学都已放学回家了。第二天，沈从文刚进校门，老师就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旷课。他羞红着脸，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老师气得罚他跪在树下，并大声训斥道：“你看，这楠木树天天往上长，而你却偏偏不思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矮子。”第二天，老师又把他叫去，对他说：“大家都在用功读书，你却偷偷溜去看戏。昨天我虽然羞辱了你，可这也是为了你好。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老师的一番话，使沈从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此后，沈从文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成了著名的作家。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年轻商人詹森·桑德尔本着帮助非洲的想法，决定收集100万件T恤捐给非洲贫困民众。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善举遭到一批外国援助专家的群起攻击。批评者称，第一，在非洲穿衣服并不是问题。免费的商品涌入市场，会使很多商家破产，摧毁当地产业，让非洲经济更加落后。在经济学家眼中，向非洲捐赠衣物，无异于往非洲投毒。而有人认为，捐助者用来买泰迪熊、邮寄旧衣物的钱完全可以用在对方更迫切的需要上。“援助不是长远之计。把援助都停掉，这看起来很残忍，但是真的很应该。”肯尼亚报纸专栏作家拉斯纳·瓦拉说：“非洲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垃圾场。什么都往这里倒。可悲的是，非洲各国政府从不拒绝，他们根本不为自己的公民尽义务。”把不穿的衣服鞋帽捐给穷人，这是很多人对“慈善”的第一印象。我们相信，捐助衣物者一定是出于好心，但是好心并不是万能的，比好心更重要的是明智。而明智的人就会先去了解被帮助的人的真正需要，不仅是捐助衣物、钱财，还应教会被帮助的人如何摆脱贫困。

柯立芝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他发表了有名的声明：“我不打算再干这个行当了。”记者们觉得话里有话，老是缠住他不放，请你解释为什么不想再当总统了。实在没有办法，柯立芝把一位记者拉到一边对他说：“因为总统没有提升的机会。

富兰克林年轻时，想获选为费城议会的文书办事员。可是，议会中最有钱又最能干的议员之一非常不喜欢富兰克林，还公开斥骂他。怎样办呢？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听说他的图书室里藏有一本非常稀奇而特殊的书，就给他写了一封便函，表示我很想看，请求他把那本书借给我阅读几天。他马上叫人把书送来了。过了一个星期，我把那本书还给他，还附上一封短信，强烈地表示我的谢意。没想到下次当我们在议会相遇时，他居然同我打招呼，并且极为有礼。自那以后，我们变成了很好的朋友，一直到他去世。”富兰克林去世近200年了，但他所用请求别人帮忙而跟人沟通的办法，却永远有效。

韩国也曾有过“电饭锅焦虑”。1983年的韩国刚开始放开海外旅游，釜山的一个民间组织“主妇教室”前往日本进行民间交流，回国时购买了大量的日本产品（当时合计约3000美元），包括电饭锅、吸尘器、卡带录音机、相机、皮草等，被日本媒体报道。此事惊动了韩国社会，舆论认为这种行为令国家蒙羞，购买的日本产品被作为走私物品没收并罚款，该团体还被其上级组织取缔。此事引发了韩国媒体的连续报道。当时在市面上出售的日本电饭锅为13万韩元，在国外购买需8万到10万韩元。而当时的韩国国产电饭锅只卖4万韩元左右。主流制造业界最终承认，韩国国产的电饭锅确实不如进口的质量高，品种也相差不少，但同时，也说出不少苦衷。原来，日本制造的电饭锅品质确实高，但价格也是韩国国产货的几倍。韩国家电也并非技不如人，相同的产品也能制造，但当时韩国制造业界普遍认为，生产贵的电饭锅没有销路。“电饭锅焦虑”出现后，韩国制造业界认识到，国人的支付能力和生活品质在发生变化，必须正视这些新的需求，积极开发新产品。这次舆论事件，也成为产业转变的重要推手。

关于读书的方法，余秋雨有一个著名的“畏友”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格洛丽亚·斯坦姆，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兼作家。学生时代，在一次地理考察中，她上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课。在史密斯大学演讲时，斯坦姆和听众分享了那次的经历：在考察中，在蜿蜒的康涅狄格河畔，我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龟，它趴在一段路的护堤上，它显然是从河里爬出来的，经过一段土路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它还在继续前进，随时有被汽车压死的危险。同是地球上的生物，我觉得是责无旁贷的。于是我走上前，连拉带拽，最后总算把这只大乌龟从路障上带回岸边。这期间，它不断愤怒地想咬我一口。当我正要把乌龟推回河里时，地理学教授走了过来，并对我说：“你知道，为了在路边的泥里产卵，那只乌龟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爬上公路，结果你要把它推回河里！”我当时懊恼极了。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发现那次经历是我人生中生动的一课。它时刻提醒我不要犯主观臆断的错误。不管你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在做事关“乌龟”决断时，都不要忘记先听听“乌龟”自己的意见。

有个小男孩长得虎头虎脑，人见人爱。—天，妈妈带着他去商店。老板很喜欢他，就打开糖果罐让他拿糖吃。但是小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两只小手死死地揣在口袋里，然后一动不动地盯着老板的眼睛。老板再三邀请，可小男孩就是无动于衷。最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塞进他的口袋。回来路上，妈妈问他为什么不拿糖，男孩答道：“在等他给我拿啊！”“为什么呢？”妈妈又问。男孩答道：“我的手小，一次只能拿两三颗，吃完就不好再要了。他的手大，哪怕只抓一次，都能拿很多呀。” 凡事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而应适时依靠别人的帮助。这不但是一种谦恭的礼貌行为，更是一种巧妙的生存艺术。

人们记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为他在抑郁症与失眠的困扰中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不久前，崔永元向记者剖析他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时的心态。不过后来，他开始发现，“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你必然要应对或者应付。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也就在2002年，他开始筹划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想到了电影，还有历史。

某日我与一位朋友在家聊天，碰巧有两个以前教过的学生来访。谈话中，我问他们：“最近忙吗？”一人回答：“真是太忙了，我不是忙着练字，就是忙着作画。”另一个说的也差不多：“我也很忙，不是忙得没能练字，就是忙得没能作画。”学生走后，我的朋友感慨地说：“这两个学生都不错，可是后者尤其会成功。” 为什么后者更成功？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而且，他不把练字作画称为“忙”。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城内寺院林立，香火盛极一时。一天，孝宗皇帝幸游天竺寺，见观音像，问随游的净晖法师：“人持念珠念观音，观音持念珠念谁？”对曰：“仍念观音。”孝宗问其何故。净晖法师幽默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孝宗笑而赞之。

一年一度的跳龙门大节又到了，众鲤鱼纷纷来到龙门处，多次尝试都没能够跳过那高高的龙门。于是它们开始抱怨：“这叫怎么一回事，玉皇大帝告诉咱们跳过龙门就变龙，可是却把龙门设这么高，这不明摆着骗咱们嘛！”怎么办呢？众鲤鱼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龙门降低一些。不一会儿，所有的鲤鱼便都变成了龙。可是大家都变成了龙，龙成了处处可见的动物，人们对龙的崇拜之感一扫而空。 标准若是低了，达到的人自然就会多，合格者多了，自然就不稀奇了。想要维持标准的有效性，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

2002年10月27日，卢拉当选为巴西第四十任总统。这位工人出身的劳工党候选人，3岁在街上擦皮鞋、12岁到洗染店当学徒、14岁进厂做工，只读过5年小学。在21世纪，能以如此卑微的身份登上总统宝座，是非常罕见的。许多传记作家都想揭开卢拉的成功之谜。前不久，卢拉总统前往一个名叫卡巴的小镇视察。该镇的小学请他带领学生上一节早读课，卢拉总统欣然同意。卢拉总统领读的是一篇题为《我的第一任老师》的课文。读完后，一位同学怯怯地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大胡子总统，您的第一任老师是谁？”卢拉总统深思了片刻，在课堂上简短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也是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在准备开门的时候，钥匙找不到了。当时我的爸爸在贝伦码头，妈妈去了一个叫蒂若卡的地方，他们星期天才能回来。怎么办呢？于是我转到房子的后面，想从窗户里爬进去，可是窗子是从里面关死的，不砸坏玻璃就无法进去。就在我准备爬上房顶从天窗里跳进去的时候，邻居博尔巴先生看到了我。“你想干什么，小伙子？”他问。“我的钥匙丢了，我无法从门里进去了。”我说。“你就不能想点办法吗？”他说。“我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回答。“不会吧？”他说，“你没有想尽所有的办法，至少你没有请求我的帮助。”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门给打开了。当时，我一下愣住了。原来，我妈妈在他家留了一把我家的钥匙。你如果问我，谁是我的第一任老师？我认为是博尔巴先生。卢拉总统和同学们告别了，这个故事从此也就传开了。当这个故事传遍整个世界时，也许不会再有人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但善于以生活为师的人当选为总统感到惊奇。

欧阳修晚年，每天把生平所写的文字，加以修改，用心极苦。他的夫人叫他不要修改了，说：“何必这样折磨自己？难道还怕老师责骂？”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人笑。”

对于舞蹈练习，韩庚坦言自己从来也不会觉得闷，而且最喜欢一个人练舞。在当SM练习生的时候，他最高的纪录曾是连续练舞20个小时。这是否是经理人公司的要求？韩庚解释道："这是我自己的要求，因为出道之前就有编好的舞蹈，还有歌，都要练。那时经纪人也不在，只有编舞的老师和我们，所以就自己练习，要准备最完美、最好的演出。”凭着扎实的基本功，韩庚在短短的半年内就从最低的C班升到了A班。他自豪地说：“那时候，A班就只有三个人，我、东海，还有恩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