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了，但是省吃俭用，他还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晋代陶渊明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自然清新、朴素优美，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对后代文学有很大影响。他曾这样总结他的读书方法：“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从读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是他读书并不是字斟句酌，而是“不求甚解”，以期与古人心灵的契合。南北朝有一名学者叫陆澄，他从小好学，一生好学不辍，手不离书，可是却没有任何成就。他曾经用了3年时间将《易经》背得滚瓜烂熟，但对里面的意思却搞不明白。他想编一部史书，但是也没有完成。他为读书而读书，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也没有看到书中的精华，所以虽然读了一辈子书，也不能成为大学问家。

年轻的美国华裔数学家王章程，毕业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他的同学多数都去了大财团，只有王章程一头扎进了加州的私人研究室，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他的收入非常低，30岁了还买不起房子。而他的同学们已经是月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大老板。在外人看来，王章程的生活很糟，但他本人似乎全然不知。在35岁的时候，他攻克了世界上两项顶尖级数学难题，从此成果迭现，美国十几家大学先后聘请他前去任教。 我们不必去比较外在的物质拥有，而应该比较内在的心灵感受。王章程也许失去了巨大的财富，却获得了内心的极大满足，这难道不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吗？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