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林外史》中，有一处情节让人感叹，说的是杜慎卿几个人游金陵的雨花台，“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这才是令人感慨的风雅。要说起来，无论是多么不济的时代，出一两个特立独行、高标自持的读书人，都不大令人感到稀奇。可是，这“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的风雅，却不是哪里都见得到的。 若人们都能在闲暇之余，想到“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那样的情境，该是多么风雅而美好的呀。

很久以前，在荷兰的一个小镇里，有一个农民为镇政府守大门，守门的工作是枯燥乏味的，但这个人却一干就是60多年。现实中一辈子干普通工作的人绝大多数都如此，但这个门卫却是荷兰著名科学家、微生物学的开山鼻祖列文虎克。他在守门之余，选择了打磨镜片作为业余爱好。虽然这既耗时又费工，可他却乐此不疲，兴趣盎然。就这样日复一日，他从不间断，一直磨了60年，其中的枯燥、乏味艰辛、劳累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决心和毅力、耐不住寂寞，要坚持下来谈何容易。由于他的专注细致和锲而不舍，他磨出的复合镜片的放大倍数超过了当地专业技师的产品。凭借自己研制的镜片，他发明了显微镜，终于揭开了当时科技尚未知晓的微生物世界的神秘而纱。结果列文虎克声名大振，被授予巴黎科学院院士的称号。英国女王、彼得大帝访问荷兰时，都专程到小镇上拜访他。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毅然任命酒鬼格兰特为北军司令，美国上下一片沸腾，一片惊恐，一片喧哗，一片哀叹。特别是国会的那帮“毒舌派”，认为林肯总统要葬送政府军。劝说林肯：“格兰特好酒贪杯，难当大任，要误大事。”林肯却笑着说：“如果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酒，我将送他几桶。”历史证明，正是林肯对格兰特的任命，成了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取胜的转折点。林肯的大胆任命，给人的启迪是深刻的：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年轻的美国华裔数学家王章程，毕业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他的同学多数都去了大财团，只有王章程一头扎进了加州的私人研究室，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他的收入非常低，30岁了还买不起房子。而他的同学们已经是月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大老板。 在外人看来，王章程的生活很糟，但他本人似乎全然不知。在35岁的时候，他攻克了世界上两项顶尖级数学难题，从此成果迭现，美国十几家大学先后聘请他前去任教。

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时还要经过许多反复和波折。不过，一旦发现了兴趣所在，毎个人都可以在激情的推动下走向成功。 李开复读高中的时候一心想做个数学家，刚进入大学时又打算做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可直到大二时，他才逐渐发现，自己无法全身心地喜爱数学和政治，学习成绩也只在中游徘徊。与此同时，他接触并喜欢上了计算机，每天疯狂地编程，很快引起了老师、同学的注意。终于，大二的一天，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已经修成的学分，转入哥伦比亚大学默默无闻的计算机系。 他告诉自己，人生只有一次，不应浪费在没有快乐、没有成就感的领域。当时也有朋友对他说，改变专业会付出很多代价，但李开复对他们说：“做一个没有激情的工作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李开复说：“那一天，我心花怒放、精神振奋，我对自己承诺，大学后三年的每一门功课都要拿A。” 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就不会在计算机领城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那天的决定，今天的李开复很可能只是美国某个小镇上一名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爱迪生小时候就热爱科学，凡事都爱寻根追底，都要动手试一试。有一次，他看到母鸡在孵蛋，就好奇地问妈妈：“母鸡为什么卧在蛋上？”妈妈告诉他，这是在孵小鸡，过一些日子，蛋壳里就会钻出鸡宝宝来。听了妈妈的话，爱迪生感到新奇极了，他想，母鸡卧在鸡蛋上就能孵出小鸡来，鸡蛋是怎样变成小鸡的呢？人卧在上边行不行呢？他决定试一试。爱迪生从家里拿来几个鸡蛋，在邻居家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他先搭好一个窝，在下边铺上柔软的茅草，再把鸡蛋摆好，然后就蹲坐在上边，他要亲眼看一看鸡蛋是怎样孵成小鸡的。天快黑下来了，还不见爱迪生回家，家里的人都非常着急，于是到处去找他。找来找去，才在邻居的后院找到了爱迪生。只见他坐在一个草窝上一动也不动，身上、头上沾有不少草叶。家里人见了，又生气又好笑，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在这儿孵蛋啊！小鸡快要孵出来了。”“孵什么蛋，快点出来！”爸爸大声喝道。“母鸡能孵蛋，我要看看怎样孵出小鸡来。”“不行，不行！快回家！”爸爸又喝斥道。妈妈却没有责怪和取笑他，因为她知道这孩子的性格，微笑着说：“人的体温没有鸡的体温高，你这样孵是孵不出来的。”爱迪生虽然没有孵出鸡来，但是通过这次孵蛋活动增长了知识。

詹天佑8岁那年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求知欲强，可是在这里，塾师所讲的都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老是“之乎者也”“天地君亲师”一类陈旧腐朽的东西，枯燥无味，束缚儿童的身心发展。詹天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他最感兴趣的是工程、机械等新知识，他用泥巴捏火车，做机器。身上老是装着小齿轮、发条、螺丝刀、镊子等等，一有空就摆弄着玩。小伙伴们都称他是“机器迷”。一天，小天佑对他家的闹钟突然发生了兴趣，他想，这个方方的东西为什么能滴嗒滴嗒走个不停？为什么它能按时响铃？为什么它能始终这么均匀地走？家里的大人都有事出去了，小天佑决定要打开这个宝贝匣子，看看其中的奥秘。他把闹钟拿到隐蔽的地方，把零件一个一个拆开。他自己的脑筋也动开了：这一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这一个零件和那一个零件为什么咬合在一起？那一个零件是什么力量使它摆动起来的呢？拆着，思考着，一直到把整个闹钟拆到不能拆为止。一大堆散碎的零件怎么按原样装起来呢？詹天佑凭着他那良好的记忆力，居然一件一件装好了，他也弄清了闹钟的构造与原理。

年轻的美国华裔数学家王章程，毕业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他的同学多数都去了大财团，只有王章程一头扎进了加州的私人研究室，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他的收入非常低，30岁了还买不起房子。而他的同学们已经是月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大老板。在外人看来，王章程的生活很糟，但他本人似乎全然不知。在35岁的时候，他攻克了世界上两项顶尖级数学难题，从此成果迭现，美国十几家大学先后聘请他前去任教。 我们不必去比较外在的物质拥有，而应该比较内在的心灵感受。王章程也许失去了巨大的财富，却获得了内心的极大满足，这难道不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吗？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对书法感兴趣而花了很多时间去上书法课。 他的同学对此都不以为然，但他却认为：“这是我的兴趣。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过别人的生活。” 十年后，乔布斯在负责Macintosh项目时，他学到的书法知识体现出了价值。他要求开发团队让Macintosh电脑支持不同的字体，而且每一种字体都要求工整、美观、有书法的韵味。 这些特性成为了Macintosh的主要卖点，也帮助苹果公司巩固了在高利润的桌面排版市场中的地位。

爱迪生从小就特别爱问“为什么”，喜欢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问个明白。有一次算术课上，老师教同学们二加二等于四，爱迪生却发问：“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就这样，爱问问题的爱迪生经常让老师很恼火，因此，老师有时候训他，甚至打他。一时间，好奇的爱迪生却成了学校中的一个白痴典型，被老师和同学嘲笑。后来，老师把爱迪生的妈妈找来，当面数落她的儿子：“他脑子太笨了，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总是爱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真教不好你这样的儿子。”爱迪生的妈妈听了，觉得是老师不理解儿子，问题多是因为孩子爱思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她相信儿子的智力没有问题，而且，比别人的孩子还要聪明很多。于是，她毅然对老师说：“既然这样，我就把我儿子带回家吧，我自己来教他。”从此，爱迪生的母亲就当起儿子的家庭教师。对于儿子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她知道的，她就努力回答；不知道的，她就让儿子去看书。当她发现儿子对物理、化学很感兴趣后，就给儿子买了本《派克科学读本》，她还劝丈夫把家里的小阁楼改造成儿子的小小实验室。就这样，在这个不怕被问“为什么”的母亲的教育下，爱迪生虽然没有在学校读过几年书，却搞出许多伟大的发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晋代陶渊明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自然清新、朴素优美，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对后代文学有很大影响。他曾这样总结他的读书方法：“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从读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是他读书并不是字斟句酌，而是“不求甚解”，以期与古人心灵的契合。南北朝有一名学者叫陆澄，他从小好学，一生好学不辍，手不离书，可是却没有任何成就。他曾经用了3年时间将《易经》背得滚瓜烂熟，但对里面的意思却搞不明白。他想编一部史书，但是也没有完成。他为读书而读书，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也没有看到书中的精华，所以虽然读了一辈子书，也不能成为大学问家。

伽利略幼年时其父亲就发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特别是数学能力显得格外突出。但是，父亲极力反对他学习数学，他认为搞数学维持不了最基本的生活，只有学医才有出息，因而希望伽利略能够成为一名医生。但是，17岁的伽利略在学医时并没有中断研究数学的兴趣，相反，这种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从19岁开始，伽利略正式从事数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后来，伽利略提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同时，还发现了物体的惯性，摆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等。他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因而被人们誉为“近代自然科学之父”。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

麦克斯韦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和想象力，爱思考，好提问。据说还在他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爸爸领他上街，看见一辆马车停在路旁，他就问：“爸爸，那马车为什么不走呢？”父亲说：“它在休息。”麦克斯韦又问：“它为什么要休息呢？”父亲随口说了一句：“大概是累了吧？”“不，”麦克斯韦认真地说，“它是肚子疼！”还有一次，姨妈给麦克斯韦带来一篮苹果，他一个劲地问：“这苹果为什么是红的？”姨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叫他去玩吹肥皂泡。谁知他吹肥皂泡的时候，看到肥皂泡上五彩缤纷的颜色，提的问题反而更多了。上中学的时候，他还提过像“死甲虫为什么不导电”，“活猫和活狗摩擦会生电吗”这类的问题。

一日，翻看丰子恺先生的文章和画，懂得了闲逸之美。抗战期间，他带全家迁往重庆郊的一座荒村，物质贫乏，生活困顿不堪。可是，一家人种豆种菜，养鹅养鸭，自得其乐，他养着一只大白鹅，称它为“鹅老爷”。那篇《大白鹅》的文章，至今读来，风清月白，闲淡清雅。写尽荒寒生活中之乐趣，令人忍俊不禁。他写道：“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平剧里的净角出场。”我猜想，丰先生作画累了，就倚在窗前看白鹅吃饭，“我们的鹅是吃冷饭的，一日三餐。它需要三样东西下饭：一样是水，一样是泥，一样是草，先吃一口冷饭，次吃一口水，然后再到某地方去吃一口泥及草……但它的吃法，三眼一板，丝毫不苟……这样从容不迫地吃饭，必须有一个人在旁侍候，像饭馆里的堂倌一样”。白鹅的憨态跃然纸上，仿佛一个顽皮而倔强的孩子。丰子恺于乱世中读书作画，种豆养鹅，在困境中保持文人优雅、闲逸的心态。生之乐趣和闲散，就在淡定从容、妙趣横生的文字里。

万氏四兄弟是中国动画事业的创始人。四兄弟就是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和万涤寰。他们自幼就爱东涂西画。晚上妈妈常借着烛光为他们做“兔儿拜月”、“老农晚归”和鸡、狗、羊等各种手影游戏逗乐，他们常常看得人迷。以后他们又迷上了皮影戏，还在家里扯起白布幔，剪上几个小纸人，自演“影戏”取乐。起初，他们的这种“淘气”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可是，他们太爱画画和做小玩意儿了。学业结束后，四兄弟就挤在亭子间里不断地为书报杂志绘图。当他们看了外国的动画电影片后，最大的心事就是如何让画稿中的人物活动起来。他们四人，爱好一致，意志坚定，他们不断地进行试验，也不知失败过多少次。可是他们从不灰心，从未想到过退却，总是信心十足、夜以继日地摸索再摸索。当人们知道他们是在搞卡通试验后，就送给他们一个风趣的称号：万氏卡通。终于，万氏四兄弟于19历年完成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35年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问世。1941年，他们又完成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他们1963年拍摄的《大闹天宫》动画片连续在国际电影节上夺魁，还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上映，标志中国美术电影已经进人世界先进行列。

达·芬奇在20岁时已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用画笔和雕刻刀去表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热情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的美妙。一次，达·芬奇在山里迷了路，走到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前。他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突然产生了两种情绪——害怕和渴望：对漆黑的洞穴感到害怕，又想看看其中是否会有什么怪异的东西。”他一生都被这两种情绪所羁绊——对生活的不可知性或无力探知的神秘感到害怕，而又想把这个神秘的不可知性加以揭露，加以研究，解释其含义，描绘其壮观。 为什么达·芬奇成为了大师，而大多数人碌碌无为？除了他具有出众的天赋外，在“害怕未知”和“探究未知”之间，达·芬奇往往选择后者，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毕加索去世的时候是91岁。在90岁高龄时，他拿起颜料和画笔开始画一幅新的画时，对世界上的事物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一样。他不安于现状，不断寻找新的思路，用新的表现手法来展现他的艺术风格。毕加索作画，不仅仅用眼睛，而且用思想。毕加索的画，有些色彩丰富、柔和，非常美丽，有些用黑色勾画出鲜明的轮廊，显得难看、凶狠、古怪，但是这些画启发着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更深刻。毕加索一生创作了成千上万种不同风格的画，有时他画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时他似乎把所有对的事物掰成一块块的，并把碎片向你脸上扔来。他追求着一种权力，不仅把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表现出来，而且把我们的思想所感受到的也表现出来。他一生始终抱着对世界十分好奇的心情，就像年轻时一样。

有一天，陶行知先生到一位朋友家去，见朋友夫人正在打孩子，孩子正在地上委屈地哭着。陶先生忙问怎么回事。朋友夫人指着一块被拆的乱七八糟的手表，气呼呼地说：“陶先生，这块表是才买的，竟被我儿子拆成这样。您说可气不可气？“陶先生听了笑了笑，说：“坏了，恐怕中国的一个爱迪生被你枪毙了。”夫人有点愕然，“为什么呢？难道这样做不对吗？”陶先生摇摇头，夫人又接着问：“陶先生，您是大教育家，您说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呢？”陶先生把孩子搀起来，搂在怀里，笑嘻嘻地问：“你为什么要把妈妈的新表拆坏呢？孩子怯生生地望了妈妈一眼，低声说：“我听见表了有滴答的声音，想拆开看看是什么在响……”陶先生说：“你很好奇，这没有错，但你要跟大人说一声，不能自作主张，来，跟我一起到钟表店去好吗？”孩子问：“去店里干什么？”陶先生说：“去看师傅修表啊！看他怎么拆，又去怎么修，怎么装配，你不喜欢吗？”孩子高兴得跳起来：“我去！我去！”陶先生跟朋友夫人打了声招呼，就拿着那只坏表，带着孩子一起到了一家钟表店。修表师傅看了看坏表，说：“要1元6角修理费。陶先生说：“价钱依你，但我要带着孩子看你修，让他长长见识。”师傅同意了。陶先生与孩子站在一旁，满怀兴趣地看师傅修表。看他怎样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他加油后，把一个个零件装起来。从头到尾，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全部装好后，师傅上了发条，表重新发出清晰的滴嗒声，孩子高兴的欢叫起来：“响了，响了，表修好了！”陶先生临走又花了一元钱买了一只旧钟，送给孩子带回去拆装。孩子连声说：“谢谢伯伯，谢谢伯伯，伯伯真好！”

李思浩，民国时人，原是一位银行职员，后因玩麻将玩得好，结识了内阁总理段祺瑞，而导致官运亨通，当上了财政总长。据说当年政治要人段祺瑞，平生除嗜好围棋外，就喜欢玩麻将。段任内阁总理时，有一天赴中国银行总裁梁士治家，拟玩麻将，主人以电话向各方邀约，因时间已晚，始终三缺一无法成局，最后梁说：“我行内有一个职员可以凑合，不知总理是否介意？”段以临时凑成局即可，说无所谓。梁士治便将李思浩约来，并且向他说：“你只可输，不能赢，切记。”李思浩闻命，心中惶恐不安，只好硬着头皮入局，心情非常紧张。初时，段祺瑞认为李思浩职小位微不屑与语，只对其他两位说笑。李思浩深娴麻将技术，得此殊荣，小心翼翼总以能使段总理愉快为上，四圈下来，他已摸清了段的牌性。不久，机会来了，他根据牌型，推测段祺瑞手中是一副大牌，专听“白板”，等段等得焦急万分的时候，他适时声言：“我全手牌都是生张，只有打幺头，或许可望不放炮。”言毕，随手将“白板”打出，段祺瑞因此和了大满贯。下次洗牌时，段祺瑞很高兴地问李思浩的籍贯、资历，以示亲切。梁士诒颇为赞许李思浩的反应能力，以后每次段祺瑞来玩麻将，使命李敬陪。从此之后，李思浩与段祺瑞拉上了关系，渐受知遇而飞黄腾达，后来竟被提拔为财政总长。知道内情的人，便给李思浩取了个外号，叫作“麻将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