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斯韦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和想象力，爱思考，好提问。据说还在他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爸爸领他上街，看见一辆马车停在路旁，他就问：“爸爸，那马车为什么不走呢？”父亲说：“它在休息。”麦克斯韦又问：“它为什么要休息呢？”父亲随口说了一句：“大概是累了吧？”“不，”麦克斯韦认真地说，“它是肚子疼！”还有一次，姨妈给麦克斯韦带来一篮苹果，他一个劲地问：“这苹果为什么是红的？”姨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叫他去玩吹肥皂泡。谁知他吹肥皂泡的时候，看到肥皂泡上五彩缤纷的颜色，提的问题反而更多了。上中学的时候，他还提过像“死甲虫为什么不导电”，“活猫和活狗摩擦会生电吗”这类的问题。

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少年时代，酷爱写喜剧。有一次，他写了一部喜剧性歌剧，自认为挺不错，便去找一个名叫布列伊特科普佛的老板，请他看看是否能够出版。布列伊特科普佛是个德国人，矮矮的，胖胖的，显得有些笨拙，但他肚子里学问不少，对戏剧尤其内行。他接过克雷洛夫的剧本，刚看了个开头，就喜形于色，马上与克雷洛夫攀谈起来。一老一少，越拉越投机。过了些日子，克雷洛夫又来找布列伊特科普佛，问他读完了剧本没有。布列伊特科普佛笑容可掬地说：“这出戏太逗笑了！你对生活观察得很仔细啊！”说罢，就掏出六十卢布，打算作为稿酬付给克雷洛夫。六十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数。十四岁的克雷洛夫心花怒放，暗想，有了这些钱，就可以接济一下家庭拮据的生活了。他刚要伸手接钱，立刻又改变了主意，要求布列伊特科普佛把这笔现金换成拉辛、莫里哀、布瓦洛等名作家的作品。布列伊特科普佛答应了。克雷洛夫抱着一大捆书，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中。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

张衡是东汉时候杰出的科学家。他从小就爱想问题，对周围的事物，总要寻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张衡和爷爷、奶奶在院子里乘凉。他坐在一张竹床上，仰着头，呆呆地看着天空，还不时举手指指划划，认真地数星星。张衡对爷爷说：“我数的时间久了，看见有的星星位置移动了，原来在天空的，偏到西边去了。有的星星出现了，有的星星又不见了。它们不是在跑动吗？”爷爷说道：“星星确实是会移动的。你要认识星星，先要看北斗星。你看那边比较明亮的七颗星，连在一起就像烫衣服的熨斗，很容易找到……”“噢！我找到了！”小张衡很兴奋又问：“那么，它是怎样移动的呢？”爷爷想了想说：“大约到半夜，它就移到地平线上，到天快亮的时候，这北斗就翻了一个身，倒挂在天空……”这天晚上，张衡一直睡不着，多次起来看北斗。夜深人静，当他看到那闪烁而明亮的北斗星时，果然倒挂着，他感到多么高兴啊！他想：这北斗为什么会这样转来转去，是什么原因呢？天一亮，他便赶去问爷爷，谁知爷爷也讲不清楚。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读天文书去了。后来，张衡长大了，皇帝得知他文才出众，把张衡召到京城洛阳担任太史令，主要是掌管天文历法的事情。